滑向阶级斗争的历史误区

滑向阶级斗争的历史误区

经济形势的好转，给人们增添了喜悦，而政治认识的偏离却引起了人们的担忧。1962年7—8月间，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要大家讨论。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毛泽东又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要大会讨论。在这两次会议上，毛泽东自己也作了多次发言，重点强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

毛泽东对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问题一向极其敏锐，他提出阶级斗争问题绝非无感而发。正在进行中的国民经济调整，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政治上，都对“大跃进”以来党的指导思想方面的“左”倾错误提出了实质性的否定，毛泽东认为，这是党内发生了“右倾”。正是从这种思想认识出发，他把党内一些认识上的分歧，看做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在他看来，当时对严重形势的冷静估计和要求把困难估计够是“黑暗风”；当时各地出现的“包产到户”和党内邓子恢等人对“包产到户”的支持是“单干风”；彭德怀对批判他“里通外国”的申诉是“翻案风”。

令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是农村出现了“单干风”。毛泽东说，动摇分子中坚决闹单干，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连赫鲁晓夫都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呢。

早在1959年，部分农村就出现过“包产到户”，1960年后，安徽、广西等省区再次有“包产到户”等生产组织形式出现。这完全是农民迫于生计而萌生的一种“发明”。1961年，安徽省委发现这种形式可以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决定在本省部分地区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责任田制度”。随着调整的深入，中央一线的大部分领导人，都倾向于因地制宜地确定农村生产责任制，认为只要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就可以多进行一些试验。

但毛泽东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面对暂时的经济困难而支持“包产到户”，是对社会主义的动摇，并将这种“动摇”同阶级斗争问题联系起来。基于这种认识，再加上对国际以及国内所谓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解，毛泽东便提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八届十中全会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呈现了一种“双走向”：一方面是经济运行朝着复苏、健康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强调阶级斗争的政治风向日益强劲。

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往往是国内政治天平倾斜的砝码。从60年代初起，国际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妄图包围孤立中国的用心愈益明显。美国不仅加强了对越南的武装干涉，使越南战争升级，而且在我国周边地区也推行包围、封锁政策。盘踞于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亦蠢蠢欲动，不停地叫嚣要“反攻大陆”，企图东山再起。(www.xing528.com)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由于中共、苏共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了诸多分歧，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也出现较大的裂痕。

中共、苏共两党的争论直接影响到了国家关系。继1960年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召回在华全部苏联专家之后，1962年的4—5月间，苏联又策动新疆塔城、伊犁边民暴乱和大量外逃。并且它还与美国等达成旨在剥夺我国拥有核武器权利的所谓防止核扩散协议。

这一切，都是在我国经济最困难时期发生的，对于不信邪的中国人来说，这会激发起怎样的同仇敌忾和奋发图强意识，是不难想象的。60年代前期，举国上下齐心协力，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国民经济很快得到好转，同时，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中央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的战略构想，并加紧“三线建设”。

但这在毛泽东看来，仅仅有经济战线上的胜利，还难以保证国家不改变颜色，而要保持正确的方向还必须进行思想政治战线上的斗争。鉴于苏联的教训，他提出了“反修防修”的重要课题。

八届十中全会后，他“意识”到党内还存在着许多“黑暗面”，随着国际上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尖锐化，他愈发感到国内、党内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从1962年起，先后展开了对“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统战工作中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文化部门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经济理论方面的“价值论”等的批评与斗争。1963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推荐了湖南和河北农村中进行“四清”（“四清”所清的内容前后有所不同，初期为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期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要求全国农村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发动，很快就演变成为一场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政治斗争，使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有了新的发展，于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已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