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共治( rule with all)
贤人共治是中国古典政府的典型特征
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给我们的基本印象就是:中华大地上，经过无数先烈的浴血奋战，地理、军事意义上的殖民地永远地消失了;在西方文明的大举入侵下，心理、学术意义上的殖民地却在不断地蔓延。
如果西方学术界的某位大师说中国是专制政府，那么不管历史和现实如何，中国学者一定要在书房里“搞”出一个中国专制政府——这里，文化被殖民者的奴才心态战胜了人文道德和学术良心!
事实是:从周朝开始，在中国人的政治话语体系中“专”(专制)就具有贬义，专制几乎不可能是中国传统政府的基本特征。如果我们读《左传》，就很容易理解到这一点。公元前684年，齐国的军队攻打鲁国，鲁庄公将要迎战。曹刿进见庄公问他凭什么来作战?鲁庄公首先回答:“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 《左传·庄公十年》)
另据《礼记》所载，天子在太庙举行封爵授禄仪式、在决策前进行卜筮，其目的都是为表示君主不能专权。《礼记·祭统第二十五》载:“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禄有功，必赐爵禄于大庙，示不敢专也。”《礼记·祭义第二十四》载:“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虽有明知之心，必进断其志焉。示不敢专，以尊天也。”
我们不排除中国历史上曾有独裁淫逸的君主存在，但从整体上说，中国的皇权是有限的，贤人共治才是中国古典政府的典型特征。这种贤人共治与西方现代民主制下的政治权力分赃体制最大的不同是，前者建立在社会功勋制(包括军功和事功两个方面)基础上的，而后者是建立在受特殊利益集团操纵的多数决基础上的;前者是以德、才作为标准的，而后者主要是以政治忠诚作为评判标准。秦博士伏生《尚书大传·卷一》谈到西周选举制度就明确指出:“诸侯贡士，所以示尊贤共治。示不独尊，重民之至也。”
在中国历史上，共治不仅有明确的理论基础，也有太多的事实证据。然而中国学者似乎对其视而不见，除了上面提到的学术意义上的殖民地心态，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已经习惯于用西方学术范式研究中国历史和世界史。西方学术的特点是高度专业化，而中国学术不仅文史哲不分，人文与科学体系亦殊途同归。所以当今天的学者用西方学术研究中国问题时，研究古代政治思想的常常不熟悉历史，研究历史的有时又不熟悉古典政治思想。这就导致中国学者对于本土文化只能见到一片暗灰色的丛林，难窥整个文明的巍巍泰山。
李开元教授的“顿悟”
日本就实大学的历史学家李开元教授崇拜司马迁，也像司马迁一样热衷田野考察。他的思想历程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理解中国本土政治需要数年的参究领悟才行。
李开元的《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一书于2000年3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本书第四章第三节一小标题为“‘共天下’与有限皇权”。他发现，汉初刘邦集团共治天下的理念是一贯的——汉朝的皇权是有限的，而不是绝对的。当时他是用历史事实说明的。
首先是高祖五年十月，刘邦约诸侯共击项羽，而诸侯为了自身利益都不参加会战，刘邦陷入困境。在这样生死攸关的时刻，信奉黄老思想的张良告诉刘邦，当与韩信、彭越约以分地，共治天下。《汉书·高帝纪第一》记此事说:“汉王追项羽至阳夏南，止军，与齐王信、魏相国越期会击楚。至固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守。谓张良曰:‘诸侯不从，奈何?’良对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天下，可立致也。’ ”刘邦听从了张良的建议，结果与诸侯军大败项羽于垓下，项羽悲剧性地自杀。
平定天下后，刘邦在洛阳南宫摆设酒宴，与大臣总结胜利的原因，高起、王陵以为刘邦胜利的主要原因是他能“与天下同利”，这显然代表了汉初精英集团的普遍看法。《汉书·高帝纪第一》载:“帝置酒雒阳南宫。上曰:‘通侯诸将毋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嫚而侮人，项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 ”
当时刘邦说高起、王陵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能用张良、萧何、韩信这样的雄杰也是重要原因。但并不是说刘邦否定高起、王陵的看法。在刘邦生命的最后一年(公元前195年) ，他还在一份诏书中说:“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女子公主，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可见，共治理念在汉初政治精英集团的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
那么共治思想源于何处呢?它源于西汉治世的指导思想黄老哲学。李开元教授数年之后才在《六韬》(即《太公兵法》)中看到这一点。在七年后出版的《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一书中，他详细描述了自己“顿悟”时的喜悦——那是一个真理探寻者最大的幸福。我们不妨引述如下:
“我读《六韬》之《文韬·文师篇》:‘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武韬·发启篇》:‘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兽，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共济，济则皆同其利，败则皆同其害。’大有豁然开朗之感。多年以前，我在考察刘邦集团的时候，曾经提出‘共天下’的理念，即共同所有、公平分配天下权益的意识，是刘邦集团的原则和共识;刘邦集团之所以能够取得天下，新建的西汉王朝之所以能够克服秦始皇的绝对专制皇权，发展出一种新型的有限皇权，其思想根源就在这里。
“刘邦集团‘共天下’的理念，是由张良提出来的。公元前202年，刘邦和项羽决战垓下，张良正式向刘邦提出，只有君主能够与诸侯臣下‘共天下’ ，才能上下内外协力，击败项羽，取得胜利。刘邦接受了张良的建议，与各国约定共同分配天下权益，终于集结诸侯国联军，一举击败项羽。当时我考察这段历史时，致力于共天下理念对汉王朝政权影响的追究，未遑探索共天下思想的来源。眼下如今，当我为黄石公赐书张良再次通读《太公兵法》时，意外寻迹到共天下理念的思想来源，释然之余，得到一种由人及书、由书及人、思想推动历史、历史启发思想的融通关联。(www.xing528.com)
“信哉《太公兵法》，大哉共天下理念，其存在和影响，绵绵不绝于二千年后的今天。”(10)
据《史记·留侯世家》载，从黄石公处得到《太公兵法》的张良本来要投奔景驹，路上遇到刘邦。他多次根据《太公兵法》向刘邦献策，刘邦因此很赏识他，经常采用他的计谋。而当张良对别人讲这些时，没有人能领悟他的话。由是张良慨叹:“沛公殆天授! ”
在秦朝末年风云际会之际，是一种伟大的政治理念将一群草莽英雄聚在了一起，这种政治理念就是齐法家的核心黄老之学，贤人共治是其精义。我们又一次看到，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总是一种伟大的哲学思想起决定性作用!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共治政府是中国古典政治学重要思想范畴，屡屡见诸经典文献。其内涵也极为丰富，涉及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主张政治权力不能为一个人或少数人所垄断，政权是属于天下贤能整体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
《礼记·礼运第九》上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贵公》上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
《慎子·威德》中有:“古者立天子而贵之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无一贵，则理无由通。通理以为天下也，故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
《商君书·修权第十四》上也说:“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故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乐其政，而莫之能伤也。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
《管子·版法解第六十六》认为:“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是故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天下所谋，虽立必隳;天下所持，虽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又说:“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圣王卑礼以下天下之贤而王之，均分以钓天下之众而臣之。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谓贪者，其大计存也。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
诚如李开元教授所讲的，共治思想一直影响到两千年后的今天。河南大学宋史研究所所长程民生教授曾撰文指出宋代士大夫有与皇帝共天下的基本理论，(11)并用了大量事例加以说明。不过他认为这是宋朝“新的政治理论”。暨南大学的张其凡教授也持类似观点，认为:“宋代政治架构，一言蔽之，即‘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这是理解与认识宋代官僚政治体系的关键。皇权、相权、台谏之权，构成宋代中央政府中的三角，三者互相限制，又互相倚恃，形成‘共治’架构。宋初完善法制，提倡依法办事，奠定了‘共治’架构的稳定基础。而中唐以来社会思想的发展，为‘共治’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条件。”(12)
利玛窦也注意到，明朝皇帝并没有绝对的权力，他本人必须听取朝臣的意见，哪怕有违自己的意志。明神宗想废掉皇长子朱常洛，改立自己宠爱的郑贵妃之子。但由于朝臣的反对，他不得不放弃废长立幼的想法。利玛窦写道:“几年前，当今皇上想册立他的次子而不是长子为储君，因为这个幼子受到他和皇后的宠爱，这一更易违反了国法，皇上收到了大量指责他的陈情书，……最后皇上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在大臣们以集体辞职为威胁的条件下，不得不表示在立储这件事情上改变了主意。”(13)
“天下为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这种共治思想曾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血荐轩辕，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天下国家的伟大事业。所不同的是，今天，天下的范围不再仅仅是东亚大陆，它包括整个地球。
——在西方城邦(国家)文明的视域之外，我们看到共治思想或许比苍白的国际民主更适用于全球化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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