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对于立法的效力有很深的信仰,他认为“制定天下自平”。除上述一切关于民生和财政的新法外,他对于中央和地方的官名官制,行政区域的划分,以及礼乐刑法无不有一番改革。他自即真以来,日夜和公卿大臣们引经据典地商讨理想的制度,议论连年不休。他沿着做大司马时的习惯,加以疑忌臣下,务要集权揽事,臣下只有唯诺敷衍,以求免咎。他虽然忙到每每通宵不眠,经常的行政事务,如官吏的遴选、讼狱的判决等却没有受到充分的理会。有些县甚至几年没有县长,缺职一直被兼代着。地方官吏之多不得人是无足怪的。更兼他派往各地的镇守将军,“绣衣执法”以及络绎于道的种种巡察督劝的使者又多是贪残之辈,与地方官吏相缘为奸。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即使利民的良法,也很容易变成病民。何况像贡税和荒地税本属苛细。国家专利的事业禁民私营。像铸钱和铜冶,犯者邻里连坐,这又给奸吏以虐民的机会。
在王莽的无数改革中有一件本身甚微而影响甚大的,即王爵的废除,因此从前受汉朝册封为王的四夷的君长都要降号为侯,并且更换玺印。为着这事,朝鲜的高句骊、西南夷句町先后背叛。王莽对他们纯采高压政策。他派十二将,领甲卒三十万,十道并出,去伐匈奴。因为兵士和军用的征发的烦扰,内郡人民致有流亡为盗贼的,并州、平州尤甚。出征的军队屯集在北边,始终没有出击的机会。边地粮食不给,加以天灾,起大饥荒,人民相食,或流入内郡为奴婢。边地的屯军,生活困苦,又荼毒地方,五原、代郡,受祸尤甚;其人民多流为盗贼,数千人为一夥,转入旁郡,经一年多,才被平定。北边郡县却大半空虚了。为伐匈奴,强征高句骊的兵,结果高句骊亦叛,寇东北边。征句町的大军,十分之六七死于瘟疫,而到底没有得到决定的胜利。为给军用,赋敛益州人民财物,至于十收四五,益州因而虚耗。以上都是王莽即真以来八年间的事。
从新朝的第九年(是年莽六十二岁)至第十四年(公元一七至二二年)间,国内连年发生大规模的天灾;始而枯旱,继以飞蝗。受灾最重的地方是青、徐二州(今山东的东南部和江苏的北部)和荆州(今河南的南部和湖北的北部)。灾害的程度,除了表现于四方蜂起的饥民暴动外,还有二事可征:其一,山东饥民流入关中求食的就有数十万人;其二,王莽分遣使者往各地,教人民煮草木为“酪”,以代粮食,这种“酪”却被证明是无效的替代品。
暴动的饥民,起初只游掠求食,常盼年岁转好,得归故里;不敢攻占城邑,无文告旗帜,他们的魁帅亦没有尊号,他们有时俘获大吏也不敢杀害。因将吏剿抚无方,他们渐渐围聚,并和社会中本来不饥的枭悍分子结合,遂成为许多大股的叛党。其中最著者为萌芽于琅琊而蔓延于青、徐的“赤眉”(叛徒自赤其眉,以别于官军,故名);和最初窟穴于绿林山(在今湖北当阳)而以荆州为活动范围的绿林贼。二者皆兴起于新朝的第九年。绿林贼后来分裂为下江兵和新市兵。
第十三年(即地皇二年,公元二一年),王莽遣太师羲仲景尚、更始将军王党将兵击青、徐。同时又遣将击句町,并令天下转输谷帛至北边的西河、五原、朔方和渔阳诸郡,每郡以百万数,预备大举伐匈奴。是年曾以剿贼立大功,领青、徐二州牧事的田况,上平贼策道:
盗贼始发,其原甚微,部吏伍人所能擒也。咎在长吏不为意,县欺其郡,郡欺朝廷,实百言十,实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辄督责,遂致延蔓连州。乃遣将率(率乃新朝将帅之称)多发使者,传相监趣(促)。郡县力事上官,应塞诘对。供酒食,具资用,以救断斩。不给(暇)复忧盗贼,治官事。将率又不能躬率吏士,战则为贼所破,吏气浸伤,徒费百姓。前幸蒙赦令,贼欲解散,或反遮击,恐入山谷转相告语。故郡县降贼,皆更惊骇,恐见诈灭。因饥馑易动,旬日之间,更十余万人。此盗贼所以多之故也。今洛阳以东,米石二千。窃见诏书欲遣太师、更始将军(指羲仲景尚与王党)二人爪牙重臣,多从人众,道上空竭;少则无以威视远方。宜急选牧尹以下,明其赏罚。收合离乡、小国、无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积藏谷食,并力固守。贼来攻城则不能下,所过无食,势不得群聚。如此招之必降,击之则灭。今空复多出将率,郡县苦之,反甚于贼。宜尽征还乘传诸使者,以休息郡县,委任臣况以二州盗贼,必平定之。
王莽不听,反免田况职,召还京师。
第十四年二月,羲仲景尚战死。四月,莽继派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将锐士十余万,往征青、徐。大军所过,百姓唱道:(www.xing528.com)
宁逢赤眉,
不逢太师。
太师尚可;
更始杀我!
第十五年,二月,下江、新市等联军拥立刘玄为皇帝,改元更始。刘玄亦汉朝皇室的支裔,他即位之日,对群臣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语。是时联军攻宛城未下,他驻跸宛城下。三月王莽诏发郡国兵四十余万,号百万,会于洛阳,以司空王邑、司徒王寻为将。五月,二王率其兵十余万由洛阳向宛进发,路过昆阳,时昆阳已降于联军,二王首要把它收复。部将严尤献议道:“今僭号的人在宛城下,宛城破,其他城邑自会望风降服,不用费力。”王邑道:“百万大军,所过当灭,如今先屠此城,喋血而进,前歌后舞,岂不快哉!”于是纵兵围城数十重,城中请降,王邑不许。严尤又献计道:兵法上说“归师勿遏,围城为之阙”,可依此而行,使城中贼得路逃出,好惊怖宛下。王邑不听。先是当城尚未合围时,刘秀漏夜从城中逃出,请救兵。六月刘引救兵到,自将步骑千余为前锋。二王亦派兵迎击,却连战皆败。刘秀乃率敢死队至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官军的中坚。二王根本轻视他,自将万余人出阵,令其他营伍各守本部,不得擅动。二王战不利,大军又不敢擅来救援。二王阵乱,刘秀乘势猛攻,杀王寻。城中兵亦鼓噪而出,内外夹击,震呼动天地,官军大溃,互相践踏,伏尸百余里。是日风雷大作,雨下如注,近城的河川盛潦横溢,官兵溺死以万计,得脱的纷纷奔还本乡。王邑只领着残余的“长安勇敢”数千,遁归洛阳。消息所播,四方豪杰,风起云涌地举兵响应,旬月之间,遍于国中,他们大都杀掉州牧郡守,自称将军,用更始的年号,等候着新主的诏命。九月,响应更始的“革命”军入长安,城中市民亦起暴动相应,王莽被杀,手刃他的是一个商人。他的尸体被碎裂,他的首级被传送到宛。
做过王莽的“典乐大夫”的桓谭在所著《新论》里曾以汉高帝与王莽比较,指出王莽失败的原因,说道:
维王翁(即莽)之过绝世人有三焉:其智足以饰非夺是,辨能穷诘说士,威则震惧群下,又数阴中不快己者。故群臣莫能抗答其论,莫敢干犯匡谏,卒以致亡败。其不知大体之祸也。夫(知)帝王之大体者,则高帝是已。高帝曰:张良、萧何、韩信,此三子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故得天下。此其知大体之效也。王翁始秉国政,自以通明贤圣,而谓群下才智莫能出其上,是故举措兴事,辄欲自信任,不肯与诸明习者通……稀获其功效焉。故卒遇破亡。此不知大体者也。高帝怀大智略,能自揆度。群臣制事定法,常谓曰:庳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为之。宪度内疏,政合于时。故民臣乐悦,为世所思。此知大体者也。王翁嘉慕前圣之治……欲事事效古……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释近趋远,所尚非务。……此不知大体者也。高祖欲攻魏,乃使人窥视其国相,及诸将卒左右用事者。乃曰:此皆不如吾萧何、曹参、韩信、樊哙等,亦易与耳。遂往击破之。此知大体者也。王翁前欲北伐匈奴,及后东击青、徐众郡赤眉之徒,皆不择良将,但以世姓及信谨文吏,或遣亲属子孙素所爱好,或无权智将帅之用。猥使据军持众,当赴强敌。是以军合则损,士众散走。……(此)不知大体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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