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锡伯族文化心理-中国锡伯族

第四节　锡伯族的文化心理

民族文化心理是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核心。锡伯族作为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之一的民族，自远祖鲜卑始，就一直活动于我国北方地区，当地特殊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以及生产形态，使他们与北方其他民族一样具备了相近或基本相同的文化心理形态，与不少北方少数民族一样经历了由北向南、自东至西的大小迁徙历史，经历了相互接近的文化心理形成历史。因而，锡伯族与北方各少数民族之间，其文化心理的形成及表现具有一定的相近性，甚至与个别民族呈现一致性。从历史时段言，锡伯族先祖在南北朝以前主要以游牧文化为主，当其自大兴安岭地区南迁至嫩江流域之后，才逐步转为以农为主的生产方式，其文化从游牧文化形态转变为农业文化形态。这是锡伯族先祖的历史性演变。

游牧文化属于自然经济形态文化之一。处于这一文化形态的部族或民族，其祖国观和家乡观念比较淡薄，然而，其领地观和祖先观念则比较强，有的部族和民族在这方面形成了较浓厚的文化。观察锡伯族目前的文化，其内涵中仍遗留有一定的游猎、游牧文化的痕迹，它们代表了锡伯族在历史上曾经历的经济文化心理形态。

南北朝前后，锡伯族先祖已基本转为农业部族。他们在以绰尔河、洮儿河为中心的嫩江一带从事农业生产，创造了自己的农业文化和城镇文明，古泰州、“绰尔城”“锡伯苏苏”等曾经是锡伯部族居住和活动中心，在此留下了其古代文明。隋唐以后，中原封建文化对锡伯族先祖有了进一步影响，儒家思想的影响范围日渐扩大，宗教文化心理有了一定的强化，出现了信仰多元化的现象。

辽代（包括西辽）由契丹建立，据目前学界定论，契丹语为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系统。在契丹统治时期，锡伯部族曾为其所属，两个部族文化相互影响和同化，表现出一定的共性。之后，女真在我国北方崛起，并建立金朝，锡伯部族又被置于其统治之下。据学界研究定论，女真语系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系统，锡伯部族被其100余年的统治当中，两者的文化又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养分，经历了100多年的相互交流过程。金朝末年，蒙古部族在我国北方兴起，经过南征北战，统一中国，建立元朝，锡伯部族开始置于蒙古统治之下，直至清初才摆脱其统治，就是说锡伯部族被蒙古控制前后达400余年，在这期间两个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吸收情况，充分表现出族际之间落后文化与先进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客观规律。这个问题在有关著述中作过讨论，在此不赘。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系统语言，在蒙古统治时期，锡伯族曾将其作为第二种语言习用，产生了一系列的历史文化影响。明朝末期，复兴的女真逐步统一全国，建立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锡伯族摆脱蒙古统治，又处在女真后裔——满洲（后改满族）的直接统治之下，锡伯族文化又被融入满—通古斯文化系统，并一直延续至今。

辽代以前的锡伯族先祖文化的语族属性，由于缺乏足够条分缕析的参考资料，目前仍不能确切地作出定论。作为辽朝之后已经基本成为农业文化的锡伯部族文化，虽然在数百年中与其相交流的其他不同语族的文化对象不断变易，但这种变化是在同一形态文化（农业文化）之中发生的，其文化波动并非十分明显。所以，在这段历史过程中，锡伯部族农业文化塑造的文化心理也没有过大的波动和变化。从宏观上看，在数次变易的“统治文化”面前，在锡伯部族的文化心理的构成中，始终存在被统治部族或民族所特有的文化心理，这就是“文化戒备心理”。然而在清朝，锡伯族归属满族统治之后，由于两个民族文化共性的存在，锡伯族很快比较全面地接受了满族文化，其“文化戒备心理”发生了很大变化，到清末，其文化心理趋于定型，满族文化被锡伯族基本继承下来。清朝覆亡、进入民国年代，随着锡伯族与汉文化接触面的日益扩大，锡伯族的文化心理开始面临新的变化，其“文化戒备心理”又日渐加强。新中国成立以后，锡伯族文化及文化心理的变化，逐步表现出文化宽容及兼收并蓄的时代性特点，以及文化选择上由被动选择变为主动选择或自然选择，这极大地促进了本民族文化心理的变化。锡伯族人民在立足于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早已放眼他族、放眼全国，甚至放眼世界，使其文化上的宽容及兼收并蓄的民族精神更加发扬光大，一个健康开放、积极向上的民族文化心理日益形成。

民族的文化心理是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核心，所以它成为各民族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群体与群体、群体与社会乃至民族与民族之间之所以发生独特行为方式的原动力。在锡伯族身上，其长期以来形成和定性的文化心理，同样全面地左右着本民族的行为方式，表明了文化心理在当今民族文化中所表现出的精神力量之渊源。锡伯族文化心理与其他民族一样，其表现同样呈现出明显的层次性，并且带着自己民族鲜明的特点，通过自己整体民族、或群体、或个体的行为方式，向其他民族和社会昭示着该民族文化心理的方方面面。

第一，锡伯族共同的祖先观念、家乡观念、祖国观念和民族观念（在此称为民族意识）的表现。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任何民族的祖先观念、家乡观念、祖国观念和民族观念，都是相辅相成的意识形态化的产物，它们由文化塑造，又由已经形成的文化心理派生和促进。(www.xing528.com)

一个民族的祖国观念是在祖先观念和家乡观念的基础上形成和强化的。锡伯族先祖在转为农业民族之前，和其他游猎、游牧部族一样，在广阔的草原处于居无定所、逐水草而牧的生活。这时的人们并无很强的祖国观念和家乡观念，而只有较强的祖先观念和地域观念。所以，自汉代始，他们一直不断地自大兴安岭、呼伦贝尔草原等地往南迁徙。至北魏前后逐渐处于定居状态，转为农业民族。在其曾经定居耕种之处出现了“锡伯苏苏”（锡伯语意锡伯故地）、“锡伯阿林”（锡伯山）、“锡伯绰尔城”等具有农耕文化特点的地名，表明他们已经有了较强的家乡观念。清初，锡伯族归属清朝，并不断被调遣各地驻防，之后盛京（沈阳）成为其聚居中心。1764年部分军民西迁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地区成为其第二故乡。在清朝，随着锡伯族融入满—通古斯文化，他们和满等族一样，其命运日益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国荣我荣，国辱我辱，200余年间，他们为保卫边疆、平定内乱先后付出了数千人的牺牲，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可以说，锡伯族的祖国观念在清代得到了空前加强和升华，并且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清代屯垦戍边的文化。作为一个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在组成为清朝驻防军 “伊犁四营”之一后，在新疆地区历次内乱外患中，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抛头颅、洒热血，高度体现了爱国家爱家乡的崇高民族精神。

锡伯族民族观念（民族意识）的内涵在清代得到了丰富和定型。从其表现形式和内容观察，在清代锡伯族民族意识中已涵容其祖先观念、家乡观念、祖国观念等内容。并在屯垦戍边生涯中其民族意识不断得到锤炼和升华，逐步成为主导整体民族不断向前发展的精神源泉。在历史上，锡伯族先祖曾先后几次接受不同语族的文化，在长期的异族文化圈中，逐步培育了对族外文化的宽容和兼收并蓄的民族精神。并且在与不同民族进行深层次文化交流的情况下，锡伯族整体素质不断得到提高，其民族意识也不断理性化和日渐淡化，给本民族的不断向前发展创造了健康有利的心理环境。

第二，锡伯族共同习惯意识、共同道德礼仪、共同兴趣爱好和共同审美标准的文化表现。锡伯族及其先祖，自汉代以来先后数次在不同部族及民族文化圈中生活，在长期的历史风云中所培养的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宽容精神，直至现代仍得到弘扬。因此，锡伯族的习惯意识在族内族外均没有过分表现的现象，以至因习惯意识而与他族发生摩擦和矛盾。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民族之间交往的日益加深，其习惯意识反而表现出日渐淡薄和弱化的趋势。这对本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共同（伦理）道德礼仪是体现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它的形成和定型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锡伯族先祖自南北朝始便逐步接触儒家文化，至清代，儒家思想文化已全面占领本民族思想领域，其（伦理）道德礼仪文化中儒家思想已占主要地位，大家庭同堂、守土守家、仁爱孝悌、重传宗接代、重辈分等封建观念很强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已被锡伯族全面接受，也形成了（伦理）道德礼仪表现方面的繁文缛节。在此方面，可以说与汉族表现出基本的一致性。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新时代社会思想意识的熏陶及几十年来移风易俗的带动，锡伯族的（伦理）道德礼仪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的（伦理）道德礼仪中处处可以寻觅到具有时代特点的文明向上的成分。但是，另一方面，具有本民族传统的积极健康的成分也在不断消失，使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些不健康甚至有害的东西正在逐步侵入（伦理）道德礼仪领域，并且正在影响锡伯族群众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过程。

共同的兴趣爱好和审美标准是体现一个民族文化发达水准及精神面貌的重要方面。由于锡伯族先祖早已转为定居的农业民族，其兴趣爱好和审美标准与我国北方民族具有一定的共同之处，表现出农业文化的特点，这是生产方式决定文化形态规律的表现。锡伯族在近300年间，其共同兴趣爱好和审美标准曾出现过三次较大的变易。一次是在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归属清朝之后。自此，本民族由游牧文化（指蒙古族文化）的影响转而全面接受作为统治民族满族的文化，即汉满结合的文化开始全面影响锡伯族文化。尤其是儒家和佛教文化对本民族的审美标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次是辛亥革命之后。此后在锡伯族社会掀起了一次不小的“新文化运动”，一批接受改良主义思想和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民族精英，开始批评自己的封建文化，针砭社会恶习，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和新事物，并以实际行动触动社会上的一些不良做法和习惯，使本民族社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另一次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中国的成立是社会形态的转变，在这几十年中，锡伯族的文化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逐步接受汉文化，改变自己的老观念、旧传统，使其整体素质有了明显提高，其文化更新速度也加快了。在上述三个阶段，由于社会大环境和锡伯族所处自然地理条件的变化，以及本民族领导层和知识界的大力宣传，其兴趣爱好和审美标准不断得到更新，目前已出现了新的面貌。

第三，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取向的表现。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取向是反映一个民族综合素质的重要方面。对价值和文化的取向取决于民族的文化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历史传统等因素。自古以来，锡伯族及其先祖在关系民族发展的共同价值取向和文化取向问题上，基本表现出了积极健康的心态，因而在本民族社会形成了对异族异质文化基本采取宽容和兼收并蓄态度的民族精神。之所以如此，与民族人口较少而生存危机感较强、历史上始终被异族文化所熏陶等因素大有关系。特别是时至清代，锡伯族被编入八旗，并驻防各地，八旗文化日益成为其社会主体文化，锡伯族的命运日益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因而其价值取向和文化取向要不折不扣地以报效国家、保家卫国为前提，全民族听从国家的召唤，八旗军事制度始终成为约束军民社会行为和活动的准则。清朝退出历史舞台、民国建立之后，随着社会形态的改变，锡伯族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取向迎来了新时代的变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现象，基本达到了与时代同步，进入了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使本民族的价值取向与文化取向互为动力、相互促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变化更是全方位的，其中对民族间的通婚、服饰和饮食、民族杂居、对待汉语言文字、走出以往封闭的环境等方面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思想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到目前，这种变化更是今非昔比，锡伯族群众及知识界已开始立足国内，放眼世界。可以相信，在各国文化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世界各民族迅速发展变化的大环境下，锡伯族能够顺应形势，不断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稳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