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笺草释木六十年

历时十年之“文化大革命”动乱，自1966年开始，至1976年结束。在其后期，被煽动起来的革命群众，已失去革命热情，社会各领域在有限范围内，逐渐恢复工作。此时之王文采已步入中年，虽然谈不上对国家、对民族前途抱有深刻忧患，但对“革命”已甚感厌倦，一旦研究工作恢复，便投入其中。

1970年，全国各地开展中草药运动，植物所分类室收到不少各地寄来草药标本，要求协助鉴定学名。在这种情况下，分类室再次感到《图鉴》之类工具书的需要，提出重编。领导和全体人员一致决定，分类室全部研究人员投入编写。自1970年3月开始，对已完成之稿、图予以补充和修改，并继续编写与绘制。对有些科，国内研究专家在其他研究所的，则请其他研究所协作。如十字花科、伞形科、薯蓣科、马鞭草科则请江苏南京植物所编写；堇菜科、木樨科等请华南植物所编写；紫金牛科、龙胆科请昆明植物所编写；夹竹桃科、萝藦科则请华南林学院编写。此项任务是通过“中国科学院革委会科研生产小组”于1970年5月下达。^[1]对于此后编写经过，王文采在《口述自传》中云：

这样，对已编写的稿子进行审改，对第二册未写的科，指定人员进行编写。到了1971年初，第一、二册稿子完成，这时科学出版社大部分人员已下放到湖南“五七干校”去了，只有几个人留守，我们只好自己联系印刷厂。从那年春季到国庆节，我来到通县科学院印刷厂，在厂房里担任校对工作，到年底排好版。这两册在1972年顺利出版发行，受到各方面的欢迎。华南农业大学蒋英教授来信，对第一册的出版给予了高度赞扬。

分类室领导在两册《图鉴》出版后，适时向全国各方面发函，征求意见。收到了不少的反馈意见，主要有两条：一是不少大属选择的种类数目少。在两册中的多数大属，当初编的时候，我和崔鸿宾讨论，像经济价值大，如樟科、壳斗科，药用植物如唇形科、伞形科等，有意识多收一点，还是有好多属被忽略了。比如柳属Salix有200多种，这里只选了20种；还有小檗属Berberis有200多种，大概也只选了20种。另一条意见是书中无分种检索表，尤其是鉴定含种类多的大属时，难以找到区别特征，使鉴定工作遇到困难。这两条意见很好，都被分类室接受。^[2]

图5－1　70年代初的王文采（摄于1973年。王文采提供）

王文采所言征求基层意见，实与其时科研工作之口号相一致：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在强大的政治形势之下，莫不紧跟形势，为了了解《图鉴》的使用者——广大工农兵干部的要求，植物所分类室党支部作出向农、林、医等有关部门、部队、人民公社、学校、科研等200多家基层单位发函，并赠送《图鉴》第一、二册，征求意见。反馈回来之意见，研究人员都虚心接受，从第三册起，凡大属都适当增加种数，再就是在本书中收入10种以上的属，都在附录中给出分种检索表。由于种数的增加，本书原定四册便增加到五册。同时，还决定在第五册出版后，再编写补编二册，以补充第一册和第二册中大属的种数。补充工作仍由先前编写人员承担，此引1977年4月1日植物所业务处致函广东植物所^[3]，商讨编写“补编”事，该函系王文采起草。其云：在1972年《图鉴》第一、二册出版后，有关生产、科研等方面的读者们，不断向我们提出意见，主要的是，不少属选种较少，不能很好解决鉴定的问题；再就是没有分种检索表，对种类（尤其是近缘种）的区别，不易掌握。为了弥补这些缺点，满足读者的迫切需要，促使我们作出编写《图鉴补编》的决定。这个决定已经先后得到科学出版社以及广西植物所、中山大学生物系、云南植物所、林业土壤所、四川大学生物系等兄弟单位的赞同和支持。你们提出应集中力量编写《中国植物志》的意见，我们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但是，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教导，考虑到问题的轻重缓急等各方面，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花一定力量解决目前的迫切需要，也是必要的。所以，我们想和兄弟单位一起，努力把《图鉴补编》在大约三四年中很好地完成。你们的来信中说“如果认为补编工作有必要进行的话，我们愿意在你们提出的六个科中进行合作”，对你们的大力支持，我们谨表示感谢，并请你们告知完成日期。此外，1．《图鉴》中的堇菜属Viola，是您所承担的，各方面读者很希望发表这属的检索表，这个要求，请考虑；2．胡椒科（尤其是胡椒属）有不少经济植物，张肇骞先生过去对这科做了不少工作，他如编过检索表，希望拿出来，供生产、科研各方面利用。^[4]

编写《图鉴》，实是全国专家协作完成之著作，共邀有130位参加。其编写成功，为其后更大规模之《中国植物志》编写，提供范例。《图鉴》前两册于1972年出版后，1974年出版第三册，1975年出版第四册，1976年出版第五册，补编第一册于1982年出版，补编第二册于1983年出版。全书收入中国高等植物约15 000种，其中9 082种配有墨线图，可谓为世界上最大的图鉴类著作。该书是以图为主，配有简要文字说明的工具书，为具有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农、林、牧、副、医药等部门的人员及植物学教员，在生产实际和教学中鉴定植物种类之用，还可大致了解该种植物的经济用途或药用价值等。出版后受到各方面的广泛使用，至2008年已印刷7次。在自然科学著作中，20多年间印刷次数如此之多，并不多见。《图鉴》获得成功，不仅在于其普及性，还在于其理论性，在国内外植物分类学专著和期刊上被广泛引用，如《中国植物志》各卷册，《云南植物志》等各地方植物志、《全国中草药汇编》等专著，《植物分类学报》、《云南植物研究》等学报，以及日本《植物分类地理》，英国Kew Bulletin、Not．Bot．Gard．Edinb．，美国Brittonia、Ann．Missouri Bot．Gard．等学报也经常引用，甚至其中杜鹃花属282种被美国学者译成英文专集在美出版。美国著名植物学家高斯顿在Science上撰写，称赞此书，并为美国无同类著作而深表遗憾，他说：“我就不理解美国怎么断定没有能力去做同样的工作。”80年代中期，国际著名植物学家英国海伍德（V．H．Heywood）称本书是15年来世界植物分类学新进展的标志之一。^[5]《图鉴》在国内，还于1987年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www.xing528.com)

图5－2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图5－3　1987年，《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存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档案室）

关于《图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2011年9月，王文采略述评奖之经过，他说：

1987年11月初在北戴河开会评奖，这个奖比职称还高些，去了不少人，洪德元先生和我去了，我们报了《图鉴》。植物解剖学家喻鸿诚先生，原来在我们所，一九五几年调到华南植物所，他在会上大加赞誉，并且说英国雷丁大学海伍德先生，是位有名的植物分类学家，《中国植物图鉴》出来后，他甚为推崇，说水平相当高。后来评委一致同意评一等奖。不过洪德元先生介绍也好，如让我去介绍，也许就得不到，我不会说。评一等奖，个人署名是我和汤彦承，我排在前面。后来所里申报院士，获得通过，和《图鉴》很有关系。这是我没想到的。^[6]

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是中国自然科学研究最高奖项，王文采为《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付出之努力，最终获此殊荣，当属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