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回忆录合集》中的外交经验

9.外交经验（1873—1876年）

1873年2月，日本公使、秘鲁公使和荷兰临时代办原本商定在春季冰融后尽快来天津商讨开通中国海上贸易的事宜，李鸿章认为在这一事件上很有必要接受他们的提议。但是他们一再推迟商讨日期，直至7月，李鸿章才抵达北京，与日本特派员的会面令人记忆深刻，当时日本特派员副岛种臣面色平静地嘲弄和藐视了这位中国最有权势的总督。

这位日本特派员无疑清楚与他交涉的这个人的品性，也可能早已耳闻李鸿章在很多场合中宣称不允许日本特派员进驻北京，所以他彬彬有礼地声明他是日本政府任命的驻守北京的官员，热情的表明他对这座城市的兴趣。但是对于核心的台湾问题他只字未提。当时一艘琉球船只在台湾失事，船员被杀。清政府毫无远见急于声明他们对台湾人民的野蛮行为无能为力，于是日本政府迅速的派遣军队驻扎台湾，所以现在他赶来北京以解释和解决这件事情。李鸿章立即着手解决这件棘手的难题，据说当时李鸿章传递给副岛种臣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孔子的一句话，意思是一国侵占另一国的领土是非法的，但是这个事件的真实性无从考证。

副岛种臣在接到这句话时毫无反应，在这里就不详谈这件事了。总之，李鸿章据理力争后筋疲力尽，副岛种臣表示他只是来表达他对李鸿章的敬意，并不是来谈论国家事务的。

我们可以想象到那个令人讨厌的日本特派员带着他自以为是的微笑，装模作样鞠躬的样子，李鸿章的天朝大国思想此刻估计已经被抛到九霄云外——毫无疑问他已经怒火中烧。这次的经历是惨痛的，也许李鸿章再也不能毫无顾忌地施展他的机智和判断力了。李鸿章的目标是阻止日本公使进驻北京，但是他无能为力，所以他感到极度屈辱，他甚至没有回复日本公使的来电，只是派遣一位副使去告知他忽感不适。

李鸿章在与日本的第一轮机智较量中，日方大获全胜。谈判进入僵局后，双方请求英国公使托马斯·威妥玛爵士进行调停，威妥玛也不知到底该怎么做。最终中方同意支付日本侵占台湾的费用。支付费用从三百万两白银削减到五十万两白银，中方不同意马上支付这笔费用，日方也不同意给中方贷款，最终托马斯·威妥玛爵士本着和谈的原则，提出由英国预付这笔款项，所以1874年中日之间没有引起战争，但是当时的人们认为李鸿章太不称职，对他怨声载道。事实上，如果当时中日之间爆发战争，中国人民也许会更早些觉醒。

福州海关和天津海关的关税收入用于支付这次的赔款，但是在这次赔款支付前李鸿章还有另外一件亟待解决的事情。1874年9月，日本大使大久保利通、海军上将伊藤博文和李仙得将军及其他陪同人员在天津停留了六日，但并没有去拜访当时的天津总督李鸿章。一般情况下驻北京的外国公使或是大使在途径天津时，都会对总督进行简单的访问仪式或是礼节性的问候，这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不去会面的事情。

这并不是一件独立的事件，自1860年外国军队占领天津后，随着日本大使及其随从人员的到来，一种深刻的、普遍的民族情绪在中国各省的官员中漫延开来。日本大使馆的一行人员共乘坐16艘游艇列队缓缓向蜿蜒流淌的白河上游驶去，每一艘游艇上都标着日本的国旗。日本大使轰轰烈烈的到来给中国民众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据中方称其中的一艘巨型装甲舰上有三千人，还有一艘装备精良的炮舰驶向天津，同时日本大使还带着众多秘书、佣人和其他用品。

从日本的种种行径来看他们从一开始便不看重和李鸿章的关系。以下是我们从上海的报纸上找到的内容：1874年10月27日下午，直隶总督李鸿章前去参观俄国停留在此处的一艘炮舰。李鸿章总督在俄国炮舰上逗留了大约一小时后，炮舰上的指挥官指挥远离船体的鱼雷在水中爆炸，鱼雷爆炸溅起的水花高达四十米，附近的河岸都有明显的震感，炮舰停泊区附近的英国领事馆都能感受到那种排山倒海般的震动。李鸿章抵达这里时，十五支枪同时鸣响以示对他的尊敬。

有一天等到世界有足够的发展，人们不禁会惊叹于十九世纪愉悦外国君主和贵族的方式——鼓吹他和他的国家万寿无疆，就如同我们现在做的一样，所以我们也没必要责怪俄国人。

那个时期李鸿章除了在外交上遇到各种难题外，他的淮军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当时李鸿章调集六万淮军两天内抵达天津，他指责这些士兵不够团结，他们之间好像陌生人一样冷淡。此时在这些淮军之间正在形成一个阴谋，在总督府新军官的带领下，大批的南方士兵已经准备好起义，只等起义信号的发起，其中很大一批退役士兵被认为已经准备好加入这次起义。李鸿章的大军驻守在距离大沽16英里的白河南岸上的新城，军营中有很多怨声，其中数百名士兵已经逃离军营，这使得大沽炮台的指挥官们惊慌失措，所以他们提前做好了应对叛乱的准备，并时刻准备战斗。

这次叛乱的目标是向天津进发，占领天津，并杀死所有外国人。关于叛乱行动目标的信息被清政府拦截，李鸿章获得这些信息后，迅速发布涉嫌叛乱者的名单。这场叛乱的主要领导人被抓后被吊在天津的城墙上，同时判定叛徒的衡量标准也贴在城墙上。李鸿章的南方军队全程参与了这次的镇压活动，尽管众所周知他们对外国人充满敌意。总督府的侦探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侦查能力，叛乱的七个主要头目在天津西郊的一家昏暗的中国旅馆被抓获。次日，从军营中抓到六七个叛乱者，由总督府实力极强的安保人员押送，但叛乱的领袖逃脱了。

这些叛乱分子的标志物是一块白色的头巾，他们的白色旗帜上写着“兴安”的两字。在搜捕的过程中查获了很多这样的旗帜，当地官员宣称对整起叛乱毫无察觉，这简直太奇怪了。我搜集到一些具体的内容，借此机会来展示李鸿章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评价，据一位天津记者的描述：在这次镇压叛乱运动中，每个人都可以察觉到李鸿章总督对外国人尽职尽责的态度。无论其程度亦或是结果，李鸿章的立场都毫无疑问。在处理这件棘手难题时李鸿章展示了他对清王朝的忠诚，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极高的能力。

这样看来外国人似乎已经忘记了望海楼的残杀，重新信任起李鸿章来。

不久后发生了翻译马嘉理被杀事件，整件事件看起来就是一起发生在云南的犯罪事实，和直隶总督、北方贸易的负责人李鸿章没有什么关系。此时英国公使托马斯·威妥玛爵士恰逢刚收到恭亲王和他的同僚们的感谢信，信中感激他在调停中日关系方面做出的努力。尽管如此，威妥玛爵士还是决定派遣英国公使馆的格罗夫纳先生前往云南查明凶手，同时他们要求李鸿章派一名官员随同赶赴云南。

由于李鸿章下令有些迟缓，而他选出的这名官员的品级也不高，所以英方向李鸿章施加压力，最终李鸿章派出了他的哥哥李翰章。但是李翰章的行程一拖再拖，此时托马斯·威妥玛爵士已经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所以经常往家中发电报确认最新状况，后李翰章无功而返。

托马斯·威妥玛爵士抵达天津后发现李鸿章已经做好谈判的准备了，如同他当时同日本理事谈判时一样准备充分。托马斯·威妥玛爵士只好快速进入谈判状态并评判起整件事情，首先从对李鸿章的哥哥的行为极度不满意开始，最后提出五项要求，同时他强调，中国政府必须首先同意这五项要求。

李鸿章慷慨激昂的保证他一定督促他的哥哥日夜兼程的赶赴云南，他也会建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于接受这五项要求无异议。但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首先试图维护他们的权威和尊严，宣称这与中国政界的一贯行为相悖，表示不负责外国事务的处理，他们还表示反对李鸿章与驻北京的外国公使之间的会谈，同时他们反对派遣公使前往英国道歉，最后如托马斯·威妥玛爵士希望的一样，他们表示：“整件事情有待商榷，只是现在没有合适的人选，所以没有办法立即执行。”

然后托马斯·威妥玛爵士准备返回北京，李鸿章劝他多停留数日，并称他将会收到一份命令，政府要求他与另一名官员与英国公使协商会谈。数日后这份公文抵达，但并不是像平常《京报》中严谨的措辞，只是简单明了的说到“由李鸿章和丁日昌全权负责处理马嘉理事件，与现在天津的英国公使威登先生友好协商，应使威登先生满意”。同时托马斯·威妥玛爵士收到恭亲王的急件，恭亲王在信中写到“威妥玛先生可以毫不迟疑的与我方杰出的代表李鸿章和丁日昌商讨并签订协议”。

李鸿章对于英国公使提出的大部分要求看起来都比较认同，但是无论他给英国公使承诺什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都会以各种理由拒绝签字。英国秘书团的其中一个助理说道：“看起来李鸿章阁下的名声与他的能力并不相符，他在天津没答应的事情到北京一定会答应。”

马嘉理事件中最难解决的部分便是云贵总督岑毓英，自然而然他也是被指控的人员之一，后岑毓英被任命协助李鸿章调查这件事，他的儿子曾担任两广总督。岑毓英是清王朝中极少适合处理马嘉理事件的官员之一，他是广西的土著民族之一，这里也许是汉族的发源地。

岑毓英曾参加镇压云南的回民反清起义，在镇压过程中他多谋善断，获得了很多人的称赞。“为了省去埋葬麻烦，他下令把数万名老人和小孩的尸体都埋葬在大理湖”，云南提督在后来曾说那次埋葬了约有三千人，而不是一万人，同样血淋漓的事实发生在1900年阿穆尔河沿岸，在格瑞巴斯基将军的领导下大量的平民被埋葬在阿穆尔河。

当时的提督抗议这种残酷的方式，说这与大理一贯坚持的准则不符，岑毓英总督回答他：“你跟大理没有丝毫关系，只需遵从《律例》便可。”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把国家和民族大义放在首位的人被任命调查在自己管辖区发生的复杂犯罪事件，按照中国的准则，他自己同样应该被追究责任，上至总督、将军下至普通官员每一个个体都应该对可能发生在他们管辖区范围的事情共同承担责任。

托马斯·威妥玛爵士认为是这位总督主使了这起案件，要求把他押到北京受审。北京政府没有听从威妥玛的建议，最终岑毓英上书了一份报告，按照中国官场的一贯做法，他表明了自己的清白，同时放弃了他的一位下属，认为这位下属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托马斯·威妥玛爵士威胁清政府说如果把这份误导性的报告刊登出去，那么清政府的国威将不保。

托马斯爵士认为李鸿章一直在敷衍他，不然李鸿章做出的承诺总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立即拒绝的原因，便没有其他解释。同时李鸿章还建议，任命薛焕帮助他的哥哥李翰章解决此事。在前几年李鸿章和白齐文的矛盾白热化时，薛焕就曾代表李鸿章前往北京，弗雷德里克·布鲁斯爵士曾评论薛焕是位挑拨离间者和外国人的公敌。中国的政府官员显然知道英国人对薛焕的态度，他们甚至没有发布薛焕的任职公文，直到六个月后才在《京报》上刊登出来。

中国人尤其擅长进行复杂的谈判，密吉博士写道“英国公使已经卷入这场纷繁复杂的《天津条约》的修订协商中，与之相同发生在云南的暴行也变得更加复杂，这些不同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从未分开过。”

对于清政府来说最大的忧虑即是：如果没有赔款，英国会不会对我们开火？“恭亲王在知道英国公使已经突然离开北京后，开始变得严肃起来，派人给这位公使送信解释其中必然有误会。”在李鸿章没有成功把托马斯·威妥玛爵士留在天津后，恭亲王向中国海关监察长罗伯特·赫德先生（现是爵士）询问英国的真正意图，并派赫德先生前往上海追寻威妥玛先生。“表面上看是为了商讨商业问题，但真正的目的是促使英国公使重新坐下来进入谈判，只有谈判才会使清政府感到安全”，后来李鸿章被任命为高级专员全权负责谈判。

此时谈判的双方没有改变，只是谈判的场景改变。威妥玛先生选定他最喜欢的夏季海洋度假胜地烟台作为谈判的地点，时间定在比较宜人的八月和九月。由于种种原因，1876年不少于七位外国官员在这片通常幽静的度假胜地相聚，这其中包括两名英国海军将军。(www.xing528.com)

这次的会见引起了一阵热潮。李鸿章机智地想到可以在他现在居住的汕头会馆举办宴会，邀请这些各国的外交官员，时间定在8月30日。由于受李鸿章居所条件的限制，所以欧洲客人的数目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只邀请了部分外交官员和两名英国海军将军。宴会包括中式和西式的晚宴，两种样式交替现。参加宴会的人员共有15名，名单如下：托马斯·威妥玛爵士，俄国、德国、美国、法国、西班牙和澳大利亚的公使，英国皇家海军瑞德中将，皇家海军兰伯特少将，西班牙公使馆秘书，英国公使馆的中文秘书梅耶斯先生，以及宴会的主人李鸿章和中国驻英国特使许乾申和其他两名中国人。

这次宴会规模很宏大，最后以李鸿章的西式祝酒方式结束。在宴会结束时，李鸿章提前写好的简短中文讲话由唐廷枢译成英文并向在座的人员宣读：

现在我想谢谢我的客人们给予我的这次机会，宴请你们品尝这简单的佳肴，这是我的荣幸。

尽管我们曾单独在不同的地方会面，但是直到此时此刻我依然沉浸在见到在座各位的喜悦中，在公务之外与各位相见的乐趣是如此之多，以致现在我都无法从中走出。

在烟台海港，呼吸着新鲜的海风，美丽的景色让人流连忘返，这里是舒适的度假胜地，所以现在让我们的身心与美妙的大自然相融，让我们的真诚成为人类最高贵的品德，愿我们的友谊长存。

我们在座各位的使命各不相同，我真心希望各位所代表的国家能够保持和平相处，友谊长存，如同亲兄弟般的和睦，就如中国一位圣贤所说“四海之内皆兄弟”。

在此，衷心地祝愿在座的各位杰出人士健康长寿，谢谢各位的光临。

这篇演讲稿翻译的不算太差，尽管不能同罗丰禄爵士的翻译水平相提并论，毕竟他经常在李鸿章会见各国代表时担任翻译。从这些讲话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在感情上喜欢从大自然的优美风景入手，这样更容易催生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和真诚。难道友谊和真诚是人类最高贵的品德吗？

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仿佛把友谊放置在更高的位置，他们也更明确其责任。“朋友的责任是什么？”我曾经这样询问公使馆的一位中国秘书，他迅速答道：“当你深处逆境时站在你身边支持你，当你因诱惑而迷失方向时及时告诫你。”我们注意到李鸿章所引用的中国古老的格言“四海之内皆兄弟”，尽管每一位中国通的语言方式不同，想明确地理解汉语的意思很难，但是我还是理解了这句诗，“四海之内”意思其实仅仅是“在中国”。中国人一般认为四海包含主要几大民族，其他民族则是野蛮的边境部落，他们偶尔会暴乱制造事端。所以这句引自古典文学的话的意思仅仅是所有的中国人是一家兄弟，现在中国人经常用这句话象征全人类之间兄弟般的情谊。

让我们再回到马嘉里事件当中去。李鸿章把个人及官方对整个事件的观点写进了他的奏折中，内容如下：

1876年10月5日，微臣有本启奏，望圣上恩准。微臣谦恭的回忆起发生在同治十三年的事情（1874年5月—6月）。驻北京的英国公使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申请，依照程序取得了道路通行证。与此同时一个来自印度的代表团途径缅甸进入中国云南，英国公使馆派翻译马嘉理负责前去接应代表团，并已提前写信告知沿路总督和云南总督。

以下是英国公使的陈述：1875年1月，翻译马嘉理抵达缅甸的八莫，与布朗恩上校会谈，其他随同人员准备从印度途径云南返回。1875年2月21日，翻译马嘉理在云南腾越管辖的曼允山寨被杀。2月22日，布朗恩上校和其他随同人员遭受到袭击，并被军队驱逐出境。

1875年5月，陛下派湖广总督李翰章调查此事，并派遣副总督薛焕协助调查。英国公使派遣公使馆秘书格罗夫纳先生和他挑选的其他官员参加事件调查。

1876年4月李翰章和他的同僚已经彻查完此事，他在报告中写道，翻译马嘉理被未开化的野蛮人所杀，他们曾敲诈他，但被马嘉理先生拒绝，因此被杀。这次残杀是云南腾越参将李珍国煽动策划的，自他被革职后，他的同僚也被停职。这件案件影响到中英外交关系，英国特使表示他们不能接受不合理的判决，所以希望皇帝陛下能够知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让他们与刑部协商判决，并上报给他们协商的意见。陛下也已经表示同意这种程序，并签订了公文，然后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递交给英国公使，同时把李翰章和他的同僚的调查记录以及调查的供词和信件副本交给英国公使。现在李珍国被革职，其他犯人提供了可信、有力的证据来反驳，此时依照正常的司法程序，他们应该已经被判决。依照中国法律，犯人应该各自单独承担责任。

然而英国公使提交了他写的报告，报告说他仔细阅读了格罗夫纳秘书的报告，他认为依照中国的法律，已经有足够的证据把李珍国和其他人定罪，而不应该是李翰章和他的同僚宣称的仅仅免职的惩罚；他认为如果依据英国法律，这些犯人将会被公正定罪；到目前为止英国并不能接受以上对这些犯人的判决结果，而且这种结果可能使英国政府对中国政府越发不信任，他对英中关系充满忧虑。这位英国公使说到在这件案件中被杀害和驱逐出境的人是英国官员。他表示英国文明教导的是对过去的惩罚并不能决定未来的安全，他强烈要求在这起案件中那些还未被判决的人等待判决而不是简单的惩罚。

您忠实的仆人我服从陛下的命令，前往烟台与英国公使协商。由于中国与西方的法律不同，在诉讼模式上也会相应的不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宣判的结果也可能被重新判决，我将会谨记这点。腾越镇总兵蒋宗汉和同知吴启亮被革职，这里便不再具体描述他们。至于主犯李珍国、腊都、儿通瓦和其他人，共计11名，切望我的请求没有不当，我虔诚的祈求陛下大发仁慈，参照英国公使的要求，鉴于法律之外人类的仁厚，请陛下考虑给予他们减免刑罚，跪谢陛下的神圣的决定。

同时他指出被杀害的翻译马嘉理，作为一名政府官员本着友好的使命，也持有通行证，他和他的同伴却被驱逐，两个国家间的裂痕已经存在且不容易消除。现在陛下对外交关系格外关注，也许陛下深切地希望能够参与其中，我建议陛下在北京和其他省份发布公文，打消公众对这件案件的疑虑。

中国和其他国家间早就签订了条约，双方对各自的宗教活动负责。去年9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请求对条约的条款作出更精准的解释，并向地方政府发送公文告知，持通行证的外国人应该受到特别保护，责令他们特别关注条约在这方面的要求，同时根据不同情况的要求，保持行动与责任的一致。我建议陛下发布法令要求各省总督和官员遵照陛下在1875年10月9日颁发的命令，同时要求他们约束好下属，与其他国家保持友好关系，谨记无论何时当一个外国人手持通行证在省内游览时，他们一定得遵照条约，给予外国人尊重和保护；如果外国人受到伤害，那么是他们没有做好预防措施，是他们工作的失误，此省的高层领导要承担责任。

每一个省管辖区和地方管辖区必须张贴告示宣告民众，确保每家每户都能明白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友好关系，以确保此类的误解事情不再发生。希望陛下同意上述建议，以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起草公文发往各省以示指导。无论英国公使的报告中暗示的云南事件是否能够终结，微臣恳求皇太后和陛下读完后，深思熟虑做出决定。

如此，依照李鸿章所言，“愚昧无知分子的罪行是无依据的，他们已经被赦无罪”；至于那些起诉他们的证据，依照英国法律，他们也是无罪的”，然而李鸿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寻找证据来为令人敬畏的云南总督岑毓英和其他牵涉进的高官开脱。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甚至置托马斯·威妥玛爵士的计划于不顾；为了确保条约的签署，托马斯·威妥玛对李鸿章进行威胁：无论条约是否签署，他会在某一天离开烟台。

事实证明稍加威胁，李鸿章便妥协了。《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扩大了区域内部税收，鸦片买卖的收入大幅度增加；又开放了新港口，并对中国西部最发达的商业中心重庆进行了具体的规划，“英国政府可以自由派官员驻守重庆以监督英国在四川的贸易，在英国轮船抵达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允许在重庆居住，或是建立公司、开设仓库，待英国轮船驶抵重庆后，再考虑进一步的活动”。

《中英烟台条约》于1876年9月13日签订，我从没想到我自己的生活有多少是围绕着托马斯·威妥玛爵士和李鸿章所画的这些圆圈进进出出的！人们总说托马斯·威妥玛爵士和他背后的英国不计后果的前进，如果他们抵达并停留在长江上游1500英里处的重庆，他们也许会对当地人进行大屠杀，或是让他们活在压迫中；如果是这样，那么英国人会发现他们不得不派遣远征军穿越中外闻名的长江三峡前来征战；同时英国政府又不想阻止英国人在这里进行商业活动，所以它规定英国轮船抵达重庆后，英国商人才可以进行商业活动。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条约在后来又被修改，重庆被迫开埠，英国轮船迅速开到重庆港口。我从没发现谁的行动能够如此迅速。法国有句谚语是这样说的：门只能是关闭或是打开，但是英国外交部称几年后他们能以某种方式让重庆港口同时开放和关闭。

就这样托马斯·威妥玛爵士接受了马嘉理事件的赔款——20万两白银以及其他的一些特权，但是看起来他好像很不情愿接受似的。我们必须知道威妥玛同意与李鸿章签订条约，而不像日本坚决拒绝签订条约，这一过程中李鸿章得到了罗伯特·赫德爵士的建议和帮助。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其他国家的公使此时出现在烟台，也许他们也曾帮助李鸿章出谋划策。在处理这些事件中可以看出李鸿章的聪明机智，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反而恳求中国不要惩罚一些英国法律认为不应该定罪的人；首先中国政府发布宗教宽容宣言，英国也几乎同时发表同意性质的宣言称不迫害中国人，这在当时的北京轰动一时。

值得注意的有两个英国人，他们一直对清政府充满信心，那就是罗伯特·赫德爵士和哈利迪·马格里爵士，这两个人都喜好安静，属于沉默寡言类型，不会被轻易激怒，也不会表现得不耐烦，他们与戈登和威妥玛是性格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中国人极度不喜欢总是表现的很急的人，也就是英国人理解的容易激动的人。

无论如何，这里不再详细讲述《中英烟台条约》；也许人们会对李鸿章和俾斯麦相似这种说法产生质疑，李鸿章当时54岁，据说他已经竭尽所能的做好他的工作。李鸿章温和直率的性格，独具魅力的人格，在忧虑中追求自由的态度，精明谨慎地执行自己想法的风格，这些都与德国的这位伟人不谋而合。到目前为止，在与欧洲政治家的交往中，李鸿章的职业生涯毫无污点。在这期间，他肯定会被认为是一位伟大的中国政治家。英国“赖德号”战舰上的一位准少尉清楚的记得李鸿章带领200位官员登上战舰时的情景：他的身姿高大挺拔，气势威严，深邃的眼睛好像能穿透一切，这一切让他的形象无法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