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国药业发端，规模最大！

1．天津最大药铺达仁堂

天津达仁堂是天津规模最大的国药号，为祖籍慈溪的乐达仁所创设。

天津达仁堂

1912年由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的后代乐达仁开设达仁堂于上海。但由于当时交通运输不便，加之南、北方人士服药习惯不同，达仁堂在上海的营业不佳，乃于1914年在天津设店，业绩甚佳，乐达仁遂将总店及药厂由上海皆迁至天津。乐达仁开办达仁堂后，对原同仁堂的传统经营方式进行改进，把达仁堂办成一个自产自销、工商结合的企业。生产方面，以宁求善价、不售次货为宗旨，要求原料务必真实地道。为此，不惜以高价精选上等原材药料，生产家传秘方的各种丸、散、膏、丹、胶、露、药酒、汤剂、饮片。由于达仁堂有原同仁堂“乐家老铺”的声望，加上其以“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为药铺招牌，因此营业很好，生意兴旺，数年内便发展起来。乐达仁在天津建立基础后，除上海外又先后在汉口等地设立18个分店，营业额逐年增长，最多时总、分店总营业额可高达七八十万银圆。乐达仁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在达仁堂开办的20年间，先后在天津建起生产车间大楼一处、仓库大楼一处、鹿围四处，以及各地的分店和北京的三处鹿围。此外还开办达仁铁工厂、达仁女学校、达仁参号、广生达药庄。1935年，乐达仁病故，由其侄乐肇基、乐松生接任经理、副经理，仍以传统方式继续经营。1937年日军入侵，总、分店所在地相继沦陷，营业无从发展。抗战胜利后，由于恶性通货膨胀日益加剧，达仁堂及时采取“囤积不倒把，借债不存钱”的措施，将营业收入除用于日常开支外，其余尽量购买药材原料药品，尤其是购买犀角、牛黄、羚羊角之类的贵重药品。这些原料只供配制成药，不管市价如何高涨，决不倒卖。达仁堂为了避免虚盈实亏，又从银行大量贷款购货，从而保住了资金。解放后，由于物价稳定，达仁堂的生产及营业逐渐恢复正常。1953年达仁堂在北京成立提炼药厂，通过对药物有效成分的提炼，改进丸散药的剂型，并生产中药片剂，在总、分店试销，效果良好。此外，达仁堂与华北供销合作总社建立批发关系，向供销总社批发丸、散成药，改变过去只零售不批发的做法，从而扩大了生产，增加了收入。1956年，达仁堂公私合营。

《天津医药志》对达仁堂也有详细介绍：天津达仁堂创建于1914年，是一个产销结合的工商联合体，前店后厂的制药作坊。管理上订有一套严格的店规，职工违反了店规，记入“言出法随录”，即予除名。职工对待工作都格外小心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生产上有明细分工，各司职守。每1盒药都有生产人员的标志，出现问题直接追究生产者的责任。1916年，在中山路与宙纬路交口建立了达仁堂总厂，建起了车间，划分细料、蜜丸、膏药、药酒、料房、南刀、北刀等生产小组，产品以6折供应达仁堂药店销售。还兴办养鹿场和养蜂场，作为生产中成药配套之用。1917年起，先后在青岛、福州、长沙、大连、郑州、开封、香港等地开设分号，销售药物达1 000多种。达仁堂药厂以生产蜜丸、膏滋、膏药、药酒等传统制剂为主，严格按照流传下来的传统工艺加工生产，如：生产治疗妇女病的乌鸡白凤丸，按家传秘方配制，码于铜罐中，要蒸煮四昼夜；药酒要圈存5年才能出售。在选料方面也精益求精，绝不迁就马虎，凡炮制中成药的原料，必须经过精心挑选，去掉根须杂质，以净货投料，即使贵重药材麝香，也要去净皮毛，方可入药。达仁堂的创始人乐达仁在《达仁堂药目》序中记述：“只求药料真实，不惜重资，炮制之法必求其精而不徒师外表装潢。”由于注重药品质量，讲求信誉，所以达仁堂的中成药得以享誉海内外而经久不衰。

达仁堂所生产的丸、散、膏、丹，著名的有：安宫牛黄丸、牛黄清心丸、苏合丸、乌鸡白凤丸、虎骨酒、神效如意狗皮膏、再造丸、救苦还魂丹等。达仁堂的药以神效而出名，尽管许多中药铺都卖牛黄清心丸，但人们宁可清晨到达仁堂药店排队，也要买达仁堂产品。甚至津、京一带名医在开处方时，指定患者买达仁堂的药。达仁堂的中成药不仅畅销国内，而且早在30年代就出口东南亚等地。

达仁堂创建初期，生产中成药均是手工操作，设备非常简陋，主要是石磨、铁碾、大锅之类。丸药均用手搓，药工们练就了一手娴熟的技艺，搓出的药丸粒粒如一，堪称一绝。由于手工操作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生产效率低，产品供不应求。1934年以后，逐步采用了电动石磨、电动罗筛，还安装了冷冻机，打深井、建水塔，用优质地下水取代自来水，以供药用。这一系列措施，提高了工效，生产成倍增长，营业额也相应扩大。

在日伪统治和国民政府时期，因物价飞涨，中医中药备受歧视，中药行业日趋凋零，达仁堂也难以幸免，到天津解放前夕，已是奄奄一息，濒临绝境。新中国成立后，达仁堂重整旗鼓，恢复了正常营业。1951年12月，经市工商局批准，天津达仁堂药栈和两个门市部资产合一，统称“天津达仁堂药店”。门市部所售药品由总店供给，改为货物调拨，不再作价。制药厂下设生产组，共分丸散组、配料组、膏酒组、刀切组、包装组、饮片组、印刷组7个小组，适当调整人员，生产步入了正轨。

乐达仁经营达仁堂成功的主要秘诀是：

第一，选料上等。乐达仁平时能专心钻研业务，细心领会各种药材的性能，分其优劣，辨其真伪，贵重药材看准后，立即拍板成交。购置其他药材也务求货质真实、地道，不怕高价。如大黄、虎骨、犀角等都挑选最好的，鹿茸、大山参都是专程到营口药市购买，这样以优质原料制成的药品，虽以高价出售，仍受到购买者欢迎。为了保持收购来的药材性能不变质、不腐烂，乐达仁在制药厂建造新式仓库，以贮藏药材。

第二，配方精粹。达仁堂的药方，除古方、民间验方、祖传奇方之外，相当大的部分是来自清宫的秘方，这些秘方多数出于名医之手，集中了中医药的精华。如达仁堂精制的乌鸡白凤丸、参茸卫生丸等都是这种秘方，又经过实践进行适当加减成分而制成。

第三，加工精细。乐达仁有刀房、碾房等加工车间。药材经过认真加工处理后，分类储放铁筒内，以供配剂部照方配药，上千种药材存放得井井有条，不能有丝毫差错。药材加工前工作更为精细，每个过程都要一丝不苟地认真操作，许多草药都要经过人工一颗颗、一根根地挑选，然后去泥土、杂质和切除非药用与疗效不高的部分，再加以适当的炮制如蒸、炒、炙、煅后，分别存放备用。精细制作，才出良药。以参茸丸为例，它是以人参、黄毛鹿茸为主要原料，配以当归、枣仁、桂元肉、琥珀、何首乌等，要经过六七十道工序，才能炮制完成，为滋阳、补肾、益气、添精的补品。在药品的制作上，乐达仁依据祖传，一贯主张：炮制虽繁，却不敢省人工；味品虽贵，却不敢减药材。为了提高达仁堂的药品质量和效率，在制药方面，采用机器动力带动石磨，在切药方面还专门聘请精巧的南方刀工等。

第四，疗效显著。乐达仁经营的达仁堂，一向以成药配方精粹、药品加工精细、疗效显著，深受广大顾客好评。在旧社会，贫苦民众生病，由于经济困难，吃药很难，但是他们宁愿买价格稍高的达仁堂成药，也不去买价格稍低的其他成药。因为达仁堂的药，疗效高，吃一副顶两副的作用，既治病，也省钱，合得来。达仁堂的成药，由于疗效好，还远销海外。

为了使达仁堂药店生意兴隆和有良好的社会声誉，乐达仁先后举办了一些有关社会公益的事，耗资巨万，如：1921年在天津河北区中山路建办达仁女校，聘请思想进步的马千里担任校长，邓颖超、李毅韬、周之濂、王贞儒、冯梅先等都是这个学校的教师；1924年还开设眼科诊所，免费为当地职工，居民治疗；而且还组织业余音乐队，免费为群众演出；旧历年的“敬财神”施舍一天金钱，“药王爷”的生日，公演堂会戏等。这些，既在客观上为群众谋了福利，同时也扩大了达仁堂的社会影响。

在国药业经营方面，除创设国药店、药材行之外，达仁堂还经营国药业利润最高的参燕业，在天津创设了达仁参号，专营高档洋参、东北参。20世纪30年代，达仁堂仅国药业一块年营业额高达七八十万银圆，成为北方地区规模最大的国药号。

2．天津著名药铺乐仁堂

乐仁堂是天津主要国药铺，系祖籍慈溪的乐佑申创办。

据《天津医药志》载：

天津市乐仁堂药店始建于1930年，在和平路设立总店，乐仁堂制药厂设在北马路，经营的中成药和饮片均选用川广云贵地道药材，货求笃实，注重质量，注重信誉，业务迅速扩展。30年代，乐仁堂产品遍及长江以北，先后在天津、石家庄、保定、开封等地开设八处分号，一处药厂，一处鹿苑。药品均由天津总号统一生产，分发各分号销售，产品自产自销。生产的中成药，采用宫廷秘方和民间验方，严格遵古炮制，产品以疗效卓著，货真价实而深受广大民众青睐。尤以犀黄丸、痧药丸、万应锭等品种名闻遐迩。乐仁堂生产的229个品种，既有高档名贵中药，也有面向民众的廉价药品，乐仁堂的声誉不胫而走。

1953年，乐仁堂建立了“乐仁堂国药提炼部”，对中成药进行研究和改进。经天津市卫生局批准，制造了提炼中药制剂银翘解毒片、藿香正气片等28种中药片剂，月销量达30多万瓶，全年销货额达到104．9万元，比1950年增长2倍。

乐仁堂与宏仁堂一样，也是先在北京创办的，而时间更比宏仁堂早两年，为乐佑申于1921年创办。乐佑申曾留学法国专攻商业，精得商业管理，又深得祖传制药秘方秘诀，对中药学颇有研究，他借鉴融汇西方医学与工业生产之长，开创了集制药与药铺为一体的现代国药企业乐仁堂。

乐仁堂原名乐寿堂，乐佑申的儿子乐民成在他的著作《国药世家三百年》一书中对乐寿堂创办有详细的介绍：

我的父亲乐佑申，生于北京前门外打磨场新开路乐家大宅。1921年与我的三位叔父共四人用“诩佶堂”作为堂名，并联合我的叔祖父乐达庄用“北官别墅”作为堂名。每个堂名出资15 000银圆，在北京西单牌楼以北的西单北大街路西285号开办了一处乐家老铺的分店，取名“京都乐寿堂”，由我父亲乐佑申主持经管。这一处药铺因地处西单闹市，地段比前门外更好，故药品供不应求。

“乐寿堂”这个铺名可说是一名双关——“仁者‘乐寿’，寿者‘乐仁’；双店双名，系出同门”。就是说“乐寿”和“乐仁”是孪生。又一说法是，“乐寿堂”三字系取白颐和园中慈禧太后的寝宫“乐寿堂”。其名具有乐长寿恒，而且长保健康之意。凡是去过颐和园的人都知道，颐和园的“乐寿堂”背靠万寿山，面临昆明湖，依山傍水，风景秀美，符合寝宫选址的风水条件。前面的长廊联接各处，四通八达，遮挡风雨，因此被钦定为皇太后的寝宫。慈禧晚年长时间住在“乐寿堂”，一方面宛如回归大自然，一方面常饮同仁堂的如意长生酒，而颐养天年。由此将北京西单新开设的分店取名为“乐寿堂”，十分符合药铺取名的初始意图。

乐民成在《国药世家三百年》中还提到：(www.xing528.com)

上世纪20年代，中国经济凸显繁荣，天津有八国租界作为政治屏障，因此长江以北的富豪云聚天津。天津经济一度红火繁荣，中药需用量极大。有鉴于此，我父亲考虑再三，决定充分利用同仁堂得天独厚的精华，另用新的字号在天津开设分店，以方便天津的患者，不必频繁地来北京卖药。但是要在天津开分号，父亲遇到了与清朝中期印川公一样的难题，就是资金问题，且此时已经没有晋商“三晋源”票号作为支撑。吸取“京都乐寿堂”的成功经验，于是，“诩佶堂”和“北官别墅”两堂再度筹资，各堂投入45 000银圆（共计9万银圆），连同“乐寿堂”的投资共计12万银圆，便在天津携手开设了分店，从而实现了发展同仁堂的理想。天津分店在各方面完全采用“京都乐寿堂”的模式。

我父乐佑申把北京同仁堂的事务交托给堂叔乐达义进行打理，他自己到天津创办“乐仁堂”。因为乐家有家训，不准任何人用“同仁堂”的字号在任何地方开设分号（包括北京本地在内），只认定北京前门外大栅栏的同仁堂是唯一的铺号（因此曾采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取缔了所有冒名的店铺）。这样，天津的药店便取名为“京都乐仁堂”，取“乐在济世，仁及世人”之意。这也与乐家的唐代始祖乐仁规、乐仁厚大名中的头两个字相符。可以说，“京都乐仁堂”的取名含意颇多，一语三关。至于乐仁堂的读法，按照规范，应读作“月人堂”。不过按天津地方口音去读，大家都愿读作乐人堂更顺口。

乐氏家族药店的商标是“双商标”制。就是说，凡是乐氏家族的药店，还必须另挂有一块“乐家老铺”的行书匾（因为同仁堂的牌匾是用楷书书写的，而“乐家老铺”是用行书书写的，故名）。必须拥有这样双商标的药店，才是真正的乐家老铺的分店，只有一块匾的药店是不被当时社会和乐氏家族承认的。各地同仁堂分号当然也不例外，除了正匾以外还必须悬挂一块“乐家老铺”的行书匾，以证明各地分号与同仁堂之间的密切关系。

最早“乐仁堂”正匾的三个大字出自清代翰林院冯恕之笔，采用苍劲雄浑的颜体书写。据说，仅这三个字的润笔费即花掉百余银圆。可以说，乐姓药店在匾额和招牌上是非常讲究“书卷气”的，讲究高层次文化的素质。目前乐仁堂的牌匾是由爱新觉罗·溥佐所提的楷书匾。对于“乐家老铺”的行书匾，家中人都简称为“草字匾”。“行书匾”由清朝铁帽子王爱新觉罗·寿岂所书。

除正门柜罩中央上方悬挂的“乐家老铺”行书匾外，两旁还有“灵兰密授”和“琼藻新裁”两块素底墨字的配匾。这三块匾都是直接从北平同仁堂拓下来专门制作的。再有就是竖挂的“丸散膏丹”和“人参鹿茸”，这两联是乐家的世交好友，清代官员祝椿年的笔墨，也堪称精品。

京都乐仁堂总店于1930年的农历四月二十八，即传说中药王的诞辰之日，在天津和平路开张。当时的老地名是法租界梨栈大马路十六号（在旧法租界劝业场、天祥市场与四面钟之间，和平路路西），同时又在天津旧城区（不包括外国租界范围内）估衣街山西会馆开设了估衣街分店，还在官银号（旧城东北角）开了另一分店，并在天津旧城区鸽子集胡同建立了制药厂。

天津京都乐仁堂开业之日，梨栈与估衣街两店同时高搭彩牌楼，并且从北平（当时北京的旧称）请来富连成戏校的戏班和荀慧生、贯大元等著名演员来津演出整整一昼夜，可谓盛况空前。同时在《大公报》、《益世报》、《天风报》上登出大幅广告，药品大减价九折，历时1个月。

天津京都乐仁堂开业后，每天的销售额高达六七百元之多（按银圆计）。业务之繁忙完全超乎了乐佑申的预料。于是乐佑申决定回京辞去北京“同仁堂”的职务，把它交给乐达义掌管，自己专心经营乐仁堂。

由于业务兴隆，此后乐佑申又于1932年和1935年先后在石家庄、保定、太原、开封等地投资开设分店。据乐仁堂老职工王文跃回忆：乐仁堂所设各号，有平、津、晋、石、保、汴之说。至此，乐仁堂共有分店8处，药厂一处，鹿苑一处。那时各地乐仁堂全部资产约55．4万银圆，职工290余人，已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国药企业之一。

当时乐仁堂聘用员工十分讲求社会关系，从不贸然聘用外来职工，目的是用这种关系来制约职工的纪律和工作。例如，聘用新人时，首先要有本堂职工某甲来担保，同时又要是本堂职工某乙或某丙的近亲挚友，用几方面的人际关系来制约来人的行为。所以，进来的新人同时被几个人监督，大家都要求新人遵守单位的纪律。社会上称这种用人模式为“连环套”。

由于同出乐氏老铺，乐仁堂实质上是北京同仁堂模式的复制，所有的制度、技术、业务传统、组织方式均来自北京同仁堂。账房先生、原药的采买先生、老药工等各个环节的骨干人员也均源自北京同仁堂。乐仁堂继承同仁堂300年来的祖训和成果，其所生产的犀黄丸、痧药丸、六味地黄丸等独门中成药闻名遐迩，声名鹊起。

3．天津著名药铺宏仁堂

宏仁堂由北京同仁堂第十三代传人乐笃周先生于民国十二年（1923）在北京创办，也是北方地区著名药铺。

乐笃周本名乐衍孙，生于清末光绪年间的1894年，其早年留学欧洲，归国后投身于传统中药业的经营与变革，受家族委派开设经营南京同仁堂药店，后于1923年在北京创立了自有品牌药店——宏仁堂。

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胜利之后，南京取代北京成为新首都，而天津取代北京成为北方经济中心，于是乐笃周于1928年在天津购买了“乐家公馆”。不久他还在原旭街47号（今和平路裕德里口）购买了一所楼房，又在北门里户部街租用平房作存放药材的栈房和加工少量成药的地方，随后他又将北京总号宏仁堂的技术骨干李润芝、东永江调来天津，积极筹备药店的开业。

民国十九年（1930），经过周密细致的前期准备工作，宏仁堂分号两个药店于3月（农历正月十五）在地处黄金地段的小白楼与和平路裕德里口同时隆重开业。接着他又在黄金地段的和平路梨栈西和东北角六吉里口开设了两个宏仁堂药店。至此，天津宏仁堂分号已有4个药店，1个栈房，均分布在商业闹区，账房设在乐家公馆，初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生产、经营、核算体系。

乐笃周为宏仁堂定下“方名、料优、艺精、药灵”的经营理念，药品配方均出自乐家祖传奇方、宋朝的和剂局方、明朝的金古方、清宫秘方以及民间验方。因此在经营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继达仁堂之后的天津主要国药号。

《天津医药志》有载宏仁堂资料：

1923年，乐氏家族后裔在北京创办了宏仁堂，前店后厂，生产丸散膏丹、参茸药酒，自产自销。

1934年，天津宏仁堂两个分号同时开业，随之又开设了两个药店和一个栈房，均分布在商业闹市区。宏仁堂有其独特经营方式，药店出售的中成药，均由北京总店加工成丸药坨、膏药坨、药酒等半成品，而后运到天津，由分号进行加工或分装。天津宏仁堂分号的作坊只是切制饮片、中成药半成品加工成型和成品包装。宏仁堂天津分号主要经营丸散膏丹和参茸药酒，饮片只占一小部分。

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天津后，实行封锁分割政策，加之对价格及纳税等所作的规定，限制了中药业的发展，天津宏仁堂经营开始滑坡。1939年天津发生水灾，地处低洼的宏仁堂药店被淹，造成很大损失。1943年，因毗邻失火，殃及梨栈药店，含油脂类的药材和丸药助长火威，整个药店财产付之一炬，化为乌有，造成宏仁堂惨重损失。由于接踵而至的天灾人祸，宏仁堂天津分号元气大伤，生产经营每况愈下，只能勉强维持。

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因通货膨胀等，已濒临绝境。

解放后，1956年实现公私合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