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国难：信仰与救国

二、基督徒与国难

20世纪的中国基督徒具有强烈的民族和国家意识，这既反映在他们要求自立的愿望，也表现在他们对于民族和国家危难的态度。当日寇大举进逼，国难临头，山河破碎之时，他们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感情，并没有因为他们的信仰原本来自于外国而有所改变。

就天主教而言，虽然罗马教廷在中日战争中持中立的态度，甚至承认伪“满洲国”，并接见了其派往罗马的代表。但是，广大中国教徒，甚至是一些西方教会人士，都表现出正义的爱国举动。1934年天主教《磐石杂志》专门出版了“公教与爱国”专号，该刊于5月1日出版，扉页上有马相伯老的题字：“还我河山”，附识曰：“去年九月十八日，日本暴力发动，强占东北，今年三月又一手演成伪‘满洲国’傀儡一剧，一周年间，山河变色，如此奇耻大辱，国人应奋起自救，不还我河山不止。”另外，该刊写了《公教人的爱国精神》的卷首语。该刊所刊登的论文及文献如下：（1）《圣教宗比约十一世于民国十七年对华通电全文》（即八·一通电）；（2）于斌：《卷头语——公教人的爱国精神》；（3）陆徵祥：《陆徵祥先生致本社函》；（4）陆徵祥著、金思义译：《以公教立场评判日人侵占东四省事件》；（5）雷鸣远：《实际的》；（6）牛若望：《新经中的爱国观》；（7）张怀：《公教与爱国》；（8）多默：《耶稣会会祖圣·依纳爵之壮语》；（9）赵尔谦：《研究一种爱国的方法》；（10）许多新：《九五老人马相伯先生的爱国论》；（11）叶德禄：《雷神父的爱国言论》；（12）袁承斌：《天主公教的抵抗主义》；（13）阎有为：《身入修会心在祖国的陆徵祥》；（14）陈祥春：“若以走为策，则何地不危？”；（15）张作义：《公教神长给我们的爱国教训》；（16）陈大径：《沙场中的公教忠勇爱国志士》；（17）图沫：《救护工作十记》；（18）叶德禄：《铁窗风味》；（19）伟文：《中外大事日志》。这19篇论文完全是围绕“公教与爱国”主题展开的讨论。⁽²⁷⁾在当时的天主教主张抗战的人士中，马相伯、雷鸣远、陆徵祥和于斌，就是他们中著名的代表。

当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马相伯已经是九十二岁的老人了，但他仍爱国心切，热血沸腾。事变发生后不久，1931年10月23日，马相伯发表《日祸敬告国人书》，要全国人民“自赎自救”。他特别反感于怯于御外、勇于内争的行为。1931年12月，又作《泣告青年书》一文，号召青年不必去南京请愿，而要深入农村，唤起民众。在1932年1月《新年告青年书》中，马相伯向青年提出：一，不买日货，拒绝用日货，发动民众抵制日货，在经济上抵制日本；二，要研究科学，以科学建国，求得自存和自强；三，唤起民众、抗暴自救，将国内外情势及日本侵略东北之实况，详为乡民讲述，唤起全国民众奋起救国⁽²⁸⁾。

1936年7月12日，马相伯在《救亡时报》第10期上，对于不抵抗主义再次表示不满，再次重申反对内战的立场：“惟知用武力对外者，国尚可强，若惟知以武力以对内者，国无不亡。”⁽²⁹⁾他还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治促进会”、“江苏国难会”、“不忍人会”、“中国国难救济会”等组织，主张人民自治、抵制日货，举行书法义卖，捐款支持东北义勇军。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界人士组织救国会，以后又组织全国各界救国会。由于马相伯崇高的社会地位和挚切的救国热忱，一切通电、文件均由马相伯领衔，马相伯被公认为救国领袖。

1937年，当日军进逼南京时，马相伯应冯玉祥、李宗仁之请，移居广西桂林凤洞山，这里曾经是明末天主教会先贤瞿忠宣公式耜殉难处。1938年11月，于右任请他移居昆明。在赴昆明途中，因病居留凉山，又过一年，寿晋期颐，全国各界相继行遥祝礼。4月5日，国民政府颁令褒奖曰：“国民政府委员马良，学贯中西，名德夙著；中年以后，慷捐巨款，倡学海滨，乐育英才，赞襄匡复，为攻尤巨。近自御侮军兴，入佐中枢，秉老当益壮之精神，参抗战救国之大计，忠忱硕望，宇内同欣。兹已寿登百龄，襟情豪迈，无减当年，匪惟民族之英，抑亦国家之瑞，载颁明令，特予褒嘉，以旌勋贤，而资矜式。”⁽³⁰⁾1939年10月29日，马相伯得知湘北大捷，异常兴奋，夜不能寐，致使病势加剧，11月4日逝世。弥留之际犹言“消息、消息……”于国事仍耿耿于怀，不能自已⁽³¹⁾。

雷鸣远则以实际行动，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1932年10月，马相伯倡立“不忍人会”，雷鸣远率二百余人参加。1933年，长城战事爆发，4月他率子弟及教友六百余人，组织救护队奔赴前线，在喜峰口等处战地服务半年之久。1934年，宋哲远将军请他设立残废军人教养院，他慷然答应，自筹款项，设医院于北平清河镇的于庄。12月1日，傅作义将军请他任最前线救护队队长，组织担架队四百人。出征之日，适值除夕，大雪纷飞，有人劝他稍待，雷鸣远答道：“前线惟两种人：或卫国，或盗国，卫国者身有殉职之虞，但灵魂不可不救；盗国者出卖灵魂，更不可不救；抢救灵魂，急于星火，何能稍延？”⁽³²⁾闻者肃然，当地教士教友在他的感召之下，都投身抗战。

“七七”卢沟桥事变起，雷鸣远发表《我国现在需要什么人》一文。他说国人有三分之一肯牺牲，国即可得救，语极沉痛。当时军次安国的十二师师长唐淮源，请他担任卫生连长，他慨然允命，组织救护队三个排上前线，共有一百八十人，都是高阳、清苑二地的教友。他们还将微薄的酬金捐作军队中的救国捐，此后辗转于涞源、易县、涞水、高碑店、满城等地，历程千里。10月，参加娘子关战役，随军突围，经阳泉、寿阳、榆次、太谷、沁县。“时公年已六十有一，军中念其老迈，予以马，公以马负弥撒祭具，仍肩行囊步行，囊储一日课、一日记、一衣、一裤、一袜、一履、一巾、一笔，合共体重不逾六十公斤，常以此自豪。”⁽³³⁾

1938年春，随军至晋东，5月抵侯马、新绛，7月入中条山，9月任华北战地督导民众服务团主任，10月，服务团成立。1939年2月，驻中条山夏县大寺坪村，以天主教教友为基础，发动民众参加抗战，并设战地工作干部训练班于闻喜核桃坝村，又创绷带所，为前线作换药工作。1940年1月，成立晋阳区政治工作队，辗转于晋城、阳城、高平、陵川、沁水等地，并入洪洞、赵城、霍县、浮山、安泽等县。当时雷鸣远已患胆疾，5月下旬已转黄胆症，6月14日由专机送往重庆，医治无效，于6月24日逝世。终前恭领教会圣事，25日入殓，26日晨行教会出殡礼，7月18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³⁴⁾。

天主教著名人士陆徵祥，在抗战中也有爱国的言论。陆氏字子欣，上海人，1871年生。1902年受洗为天主教徒。1927年7月5日，陆徵祥进入比利时布鲁日有八百余年历史的本笃会圣安德会院为修士，取名“天士比德”，以六十岁的高龄习拉丁文及神学，1935年6月29日升为神父，在院中以清水面包为食，躬任洒扫⁽³⁵⁾。1931年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陆氏并没有因入会而置身世外。他于1933年写了一本向国际舆论揭露日本炮制伪“满洲国”侵略中国的小册子，名为《根据梅西埃枢机的著作从天主教教义看对满洲的侵略和占领》。原文为法文，在巴黎出版。陆徵祥追述了从“二十一条”以来中日关系的历史，他以亲身经历其中第五号七条中的六条，指出：“只要从这六条中一条的内容，已可清楚地看出日本的野心。”并说：“其他各条都是日本自己开出的，用暴力强迫中国订立的苛刻条约。”在这本书中，他根据比利时的梅西埃枢机，在其国家被占领时期发表的言论，对照天主教的教义，指出：“基督的宗教把爱国著为律令，没有一个纯粹的基督徒不是纯粹的爱国志士。”对于侵略者也以爱国为藉口，对他国施行侵略的言行，陆徵祥驳斥道：

天主教的神学家便驳斥这种谬论，他们承认和平才是真理，就是说国家建筑在正义之上，国内才能享有秩序。正义是绝对的。⁽³⁶⁾

日本在东北制造的伪“满洲国”，按照陆徵祥所理解的天主教公义的原则，就是一种强权：

这种强权不是一种合法的权力。自今以后，在你们心中，无须有重视、依恋或是服从的观念。……占领国对于被占领土的一切行政措施都不生效力，不过合法权利（本国政府）可以默认这些措施中一些对于公众利益的正当措施，惟有这种被默认的措施，才有法律的价值。⁽³⁷⁾

陆徵祥认为，按照天主教的教义，人民可以反抗统治者和占领者的非法行径：

行动含有惩恶的意志，而又尊重道德的秩序，这是道德举动。这种举动的目的，是在公理范围内，矫正一种伦理上的恶行，这便是嫉恶。便是作着善工，是很正当的。⁽³⁸⁾

对于蔡宁在抗战时期发表的所谓“不左不右”的公函，陆徵祥既有与闻，也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晚年接受罗光神父的访问时，曾有如下的回忆：

对于蔡总主教发出的公函，蒋委员长给外交部一批示，以为该公函对于中国精神总动员的国策有所抵触，对于我们抗战到底的信心有些妨碍。外交部训令顾大使写一文书交与教廷驻法大使，转送教廷。顾（维钧）请问我的意见，并要我写一说牒稿。我和爱德华神父研究昔日墨尔爱枢机对各教廷驻比大使的文件，拟一说牒，态度较外交部的态度稍强。中国人常讲礼貌，有时外国人不懂，以为我们怕他们。我们该以外国人的态度对外国人。⁽³⁹⁾

1938年复活节，陆徵祥将一份印有中、法文对照的公开信，分寄友人，以表明其“藏拙修院”、“身托比邦，心存祖国之区区微意”。后来，他将此信寄给方豪神父，亲笔加上一段按语：“近日报载战事顺利，南院长暨爱铎喜形于色。祥亦藉以快慰，但望坚持到底，以得最后胜利，民国民族幸甚！徵祥藉识。”⁽⁴⁰⁾可见陆氏以在海外修道之身，仍无时不以祖国安危为念。

在比较年轻的天主教人士中，于斌也是积极投身抗战的人物之一。于斌，字野声，1901年出生黑龙江兰西县，1913年即受洗入教，取圣名若翰。早年毕业于吉林省小修道院。1919年，他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成为全省学运代表。不久，入上海震旦大学法科，1922年入吉林省大修道院。1924年入罗马传信大学深造，取得博士学位以后，继续读神学，并在罗马教廷祝圣为神父。1933年，于斌以罗马教廷管辖之下的中华全国公教进行会总监督的身份回到北京，次年任公教学校视察专员兼辅仁大学伦理学教授。1936年7月7日，于斌被教廷任命为南京教区主教。南京教区原属天主教江南教区管辖，1921年江南教区划分为南京、安徽两教区，南京教区辖有无锡、南京两个总铎区，十几个本堂区，约有三万名教徒，主教座堂设于南京石鼓路天主堂。时南京为国民政府首都，该教区有着特殊的地位。9月20日，蔡宁在北平西什库堂为于斌举行祝圣仪式⁽⁴¹⁾。

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以后，于斌转赴后方从事教务工作和抗战活动。他在后方经常发表演讲，说目前从事的抗战，“是好的中国人和坏的日本人的战争”，“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都应相互尊重”，“而日本人却侵入国土杀人，放火，刮地皮”，“在今天日本与罪恶已不可分离了”。他认为，天主教人士“参加抗战，是爱人精神的积极表现”⁽⁴²⁾。(www.xing528.com)

于斌在抗战期间，有三次重要的出国活动，宣传抗日，争取外援：第一次在1938年春，他当时来到罗马传信大学，用法文写了一本宣传抗日的小册子，争取欧洲国家舆论之同情中国抗战。有位神父买了几百册，分赠传信大学的同学，后来日本的学生起而反对，校方甚至有所袒护。于斌知道以后，夸奖中国学生说：“为爱国的缘故，如被学校开除，这是人生最大的光荣。”第二次是1939年，他来到美国，日夜奔走，为抗战宣传达八个月。当时，美国有不少教会人士，受日本的宣传，反对他在美的言行。第三次是在1943年3月，他由重庆出发，绕道再次去美国。他飞渡喜马拉雅山，由亚洲经非洲，渡大西洋，过南美而至北美，4月13日抵迈阿密，14日抵华盛顿，计程一万七千余里，费时二十七天，旅程艰险。他在美国的活动，主要是要求增拨作战供应物资，呼吁早日克复滇缅公路，增加空运，以军火、汽油输华。他还向华侨讲述长沙大捷，以及中国军队可歌可泣的事迹。他不断与美国朝野人士交换东北问题的意见，在5月11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演说中，特别提及此一问题，使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一致认为东北系中国领土，战后应该归还。于斌的这些民间外交活动，对于整个抗战是一种积极的贡献⁽⁴³⁾。

陆徵祥对于于斌在抗战中的活动非常推崇。1939年5月30日，他在给方豪神父信中，写道：“野声（于斌）主教乃应时而出，合时代教区领导，圣年（1925）识之于永城，早知不久为公教增光，而今抗战建国，发挥怀抱，为国操劳，东奔西走，令人钦佩拜倒。凡我公教同胞，均应一致拥护，异日政教合作，大时代之新中华，当可拭目以俟之。全在我人之善自为耳。质诸高明，以为何如？”⁽⁴⁴⁾

除了以上这些人物以外，天主教报刊《益世报》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该报专门派人去沦陷区进行秘密采访，发表了《监治下的日本》、《铁蹄下的长春》等纪实报道，控诉日寇在东北的暴行。该报还聘罗隆基、钱瑞升等著名知识分子为主笔，连续发表了《可以战矣》、《再论对日方针》、《剿共胜利不算光荣》、《攘外即安内》、《爱国无罪》等一系列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社论。1934年7月曾一度遭国民党政府幽禁，不久，刘浚卿去世，刘豁轩继任总经理及总编辑，不久解禁。1936年，刘豁轩去职赴燕京大学任教，由亲日人士李渡三继任，自此报纸的时论激起读者的极大不满。1937年6月，雷鸣远在意大利租界工部局的默认之下，派教徒十余人闯入报馆，强行接管《益世报》，并由原《北平晨报》总经理、留法学者生宝棠任总经理。生宝棠是一位热忱爱国的天主教徒，“七·七”事变以后，天津沦陷，大小报刊纷纷停办，生宝棠与主笔罗隆基坚持发行《益世报》，每日出一单张，报告天津抗日的消息，每日清晨一上街发卖便抢购一空，如此达半月之久，直到9月初生宝棠在天津意、法两国租界的万国桥上被日本特务绑架杀害之次日才被迫停刊。

基督教新教的人士，在抗战中也有非常爱国的表现。尤其是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方面，许多上层人士都积极投身于抗日的活动，其中突出者有吴耀宗、沈体兰、刘湛恩、邓裕志、刘良模等人。

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以后，各界爱国人士纷纷组织过座谈会和社团。当时，沈体兰和王任叔、李公朴、章乃器等，先后组织过“东北社”、“时社”等团体，研究抗日和救国诸问题。参加的人士新教方面有吴耀宗、陈己生、李登辉、阎宝航、丁贵堂、应书贵、杨怀曾、张以藩、蔡葵、管梅蓉、邓裕志、杨素兰等。

同时，上海的部分牧师和信徒，成立了“上海基督徒救国会”，编印《东三省事件和上海事件真相》，广为发送，揭露日军暴行。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等教会团体及一些基督教刊物，都发表了《告全国基督徒》之类的文告，唤起教友爱国抗日。1936年冬天，驻防绥远的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的进攻，全国人民开展了援助绥远军队的抗日活动。中华基督教会（教派）立即组织战区视察团前去慰问，北平、广州、南京等地也纷纷组织义演音乐会或游艺会，向社会募捐。同年，闽人旅沪教会还自编自演短剧《爱国路》，向民众宣传，反映了当时基督徒的爱国热忱非常高昂⁽⁴⁵⁾。

综观当时基督教新教人士的救国运动，大致可分为几个方面：（一）成立各种援助和推动抗战的机构，共赴国难。在上海、广州、南京、洛阳等大中城市，各教派自动联合成立了“非常时期服务委员会”、“国难救济会”、“战事服务部”，推动当地的抗日活动。一些全国性的教会活动，利用其特有条件，组成活动范围更大的团体。如青年会全国协会成立了“军人服务处”，吸收一批有志报国的青年出入于前线后方，为伤病军人喂食、读报、洗衣、写信，大大鼓舞了前线将士的斗志。又如中华基督教会总会组成了“负伤将士服务会”，以“奉献自己，服务困苦的义胞和忠勇卫国的将士”为口号，奔走于晋、豫、川、湘等省地，照料被摒弃的伤病员，后来该会还参加了“边疆服务工作”。（二）以财力和人力支援前线、援助后方。抗战伊始，各地基督徒都响应捐献活动，有的教会号召信徒捐赠一天工资所得，有的妇女杂志号召女信徒献出金银首饰。当时，国民政府发行五亿元救国公债，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劝买活动在短短半个月中即超额完成十万元任务。华北的一所教会女子中学，学生将一冬烤炉费充作航空救国捐献。广州圣公会莫寿增主教，将两广教友为祝贺他荣升主教而馈赠的金十字架一座，当场卸下为国捐出。最普遍的是捐赠寒衣，因入冬以后军队往往缺乏给养，各地女信徒踊跃缝制棉背心或鞋袜，深得前线将士欢心。上海、镇江和郑州等地的教会医院和医生，还参加了治疗伤兵工作。救济难民的工作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上海的“基督教非常时期服务委员会”，推动全市教堂腾出场所，救济闸北、虹口一带因毁于炮火而流离失所的难民。著名的儿童教育家、基督徒陈鹤琴，和国民政府知名人士、基督徒赵晋卿等，深感对难民儿童实施教育的责任，乃约同一些社会人士组织街童教育会。这些工作都卓有成效，如广东曲江、陕西阴等地的地方政府，还要求教会接办当地的赈济工作。（三）利用基督教国际性的特点，呼吁友邦人士支持我国抗战。早在“九一八”事变之时，金陵神学院、监理会等组织，即向美国教会呼吁，要求美国制止日本的侵略。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国际呼吁活动更加活跃。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男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的负责人，联名致电国联，要求制裁日本。圣公会的一些主教致电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并发表声明，声称“凡我国人莫不一致与侵略者抵抗，我基督徒为国民一分子，自不能袖手旁观”，并表示“国事重要关头大勇不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些呼吁工作，获得国际教会人士的理解、同情和支持，纽约教会在“八一三”事件不久，即汇来援华捐款四千五百美元。英国各教会团体联席会议决定，在中国抗战期间，要增加在华教会医院的设备和人力。伦敦会宣布抵制日货，坎特伯雷大主教发表声明谴责日本侵略等等，都表明基督徒所作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⁴⁶⁾。

在20年代至30年代，基督教新教教会流行从欧美教会中传来的“唯爱主义”思想。作为一种神学思想，其存在和流行，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和原因。当时教会中许多重要人士如吴耀宗等等，都信奉过“唯爱主义”。然而，日益深重的民族危难使这种神学思想在现实的环境中受到了挑战，接受了检验，有些教会人士的思想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唯爱主义”产生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当时各国原有的和平主义团体，都抛弃了平日和平的主张，各自为本国参战辩护。英人霍德进和几位人士组成了“和解团契”，倡导休战和平，后来发展成为一个跨国家的团体。霍德进曾来中国参加“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他和吴耀宗商量在中国创立分社，并定名为“唯爱社”，简称F.O.R。当时的社员分散各地，大多数是外籍传教士，中国教会人士参加者有吴耀宗、徐宝谦、吴雷川、王春涛、应元道等人。30年代初，吴耀宗是“唯爱社”的负责人。他结合唯爱社的宗旨，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唯爱”的精神作了一番阐释：

我们信“爱”是人类生活的最高准则，是建设理想社会唯一的动力。我们信个人的“人格”有神圣的价值，和无限向上的可能。我们为要使“爱的社会”早日实现，所以有下列主张：

（1）我们为欲使“爱的精神”充满个人生活，使自私和惧怕的心理，及由此种心理所发生的现象——如竞争、报复、虚假、恨恶——得以消灭。

（2）人生错误的观念，既然深入于现在社会种种组织与制度之中，所以我们不但要改善现有的组织制度，并且要创造新的组织、新的制度，使“爱的精神”得以具体实现。

（3）我们绝对不参加一切战争，因为我们信战争永远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并且反对一切从恨恶与报复心理中发生的武力。⁽⁴⁷⁾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吴耀宗发表了一篇题为《抗日救国声中对于时局的解剖和主张》。他说：

抗日的办法，不出三途：（甲）宣战：此为多数人的主张。（乙）非武力的抵抗：现在一切抗日活动，如抵制日货、绝交、不合作，均属此。（丙）不从事局部的解决，以国际革命，改变社会制度，颠覆一切帝国主义政府。此三种办法中，国际的社会虽旷日持久，实为理论上最彻底的办法，但如为共产党式的革命，则非欲人所欲主张。非武力抵抗，其方式有二：其一，以武力抵抗为过渡的办法，其最后目的，在于宣战，事实上与主张宣战无异；其二，以非武力抵抗为唯一的办法，此为非战主义者的主张，亦即所谓唯爱主义者的主张。此第二种抵抗为纯粹精神的抵抗，为吾人所主张的方法，果得多数深刻认识此主义的人实行之，其力量实无以伦比；倘无深刻的认识，则牺牲甚大，收效甚微，不若采取武力抵抗之为愈。⁽⁴⁸⁾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吴耀宗的思想和心态，是非常矛盾的。对于何谓“国际的社会革命”，他没有明确的解释；对于共产党式的革命，他似乎也不赞成。对于真正的“唯爱主义”的主张，他认为必须有多数人的深刻认识，才能有效地实行。可见，对于“唯爱主义”被人理解和接受的程度，他是抱有疑惑的。直到1934年，吴耀宗对这一问题，仍然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由于他一方面不能肯定唯爱的效力，而另一方面也不能无条件地接纳暴力，吴耀宗只能提供一些立场给读者作为参考，而他自己仍然处于一个不能自决的解释：（1）唯爱的原则是绝对的，一切接纳这个原则都应该尽力去实践它。（2）虽然唯爱的原则是绝对的，一切接纳这个原则的人，都应该尽力去实践，并向别人宣传。但是因为很少人接纳这个原则，所以假如是为着得到真理和公义，暴力是可以被使用的。而和平主义者对其他人应该采取一种同情的态度，同时在可能范围内和他们合作。（3）唯爱的路在原则上是绝对的，而在应用上只是相对的。因为人对真理的体认是模糊不清，所以假如目的是正确的话，暴力是可以被接纳的。（4）暴力本身是中立的，所以假如暴力是出于爱的动机，那也就是正确的⁽⁴⁹⁾。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时，据江文汉的回忆，他和吴耀宗在青年会高楼上北望，只见日军的飞机向北火车站一带不断地进行轰炸，十九路军在奋勇抗击。有一次，吴耀宗和江文汉看见日本的飞机被中国守军击落，人们欢呼称快，江文汉便问吴耀宗有什么感觉？吴耀宗回答说，他在感情上和别人没有什么两样，也就是说，当他看到日机被我军击落时，也是非常高兴的。江文汉问道，这不是与“唯爱”发生矛盾了吗？吴说，他自己是相信唯爱主义的，但他不能拿这个标准去要求还没有接受唯爱主义的人；不相信唯爱主义的人，可以采取他们认为最高尚最有效的行动⁽⁵⁰⁾。吴耀宗曾这样说道：“武力的方法，虽然不是我们所赞同，但是究竟能够表现我们‘丈夫之气’，所以我们承认它是一般人所能接纳的最好方法。”⁽⁵¹⁾吴耀宗尽管对于唯爱主义的理想境界有过执著的憧憬与追求，对于印度圣雄甘地也非常神往⁽⁵²⁾，但是他并不是没有看到，在日军野蛮的入侵之下，唯爱也是一种不合时宜的主义，因此，他说：“在我自己，这个问题早已解决了，不过，为那些还没有感觉这问题重要，或是除了武力，不能相信别的方法的人们，我以为这问题不必急求解决，可以先去干许多摆在面前的事。”⁽⁵³⁾

在抗战中，新教教会另一位卓越的人士是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博士。1928年，各教会大学校长均由中国人充任。沪江大学校董会聘刘湛恩为该校第一任中国籍校长。刘氏早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后赴美留学，先后获芝加哥大学教育硕士、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与胡适、陶行知、蒋梦麟、陆志韦、欧元怀同为杜威的学生。返国后，先执教于南京东南大学，后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教育主任干事和中华职业教育社职业指导所所长。他出任沪江大学校长十年，校务蒸蒸日上。他的口号是：“让沪江大学更中国化，更基督教化”。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接踵而至的是“八一三”淞沪之战，沪江大学商学院部分内迁重庆，与东吴大学法学院合并为法商学院。上海方面，则由刘湛恩负责维持教学工作。当时，日伪维新政府头目梁鸿志通过温宗尧，游说刘湛恩到南京就任伪教育部长，为他严词拒绝。刘湛恩还力劝温宗尧悬崖勒马，以保晚节。有人劝刘暂时避开，他坚定地表示：“上海的抗日救亡工作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存，我责无旁贷，放不下。”“我身为校长，责无旁贷，也放不下。”“我是基督徒，为了真理和正义，即使上十字架，在所不辞。”1938年4月7日，刘湛恩为敌伪特务暗杀于上海⁽⁵⁴⁾。

在整个抗战之中，基督徒的爱国事迹，是不胜枚举的。他们以自己实际的行动，给当时中国社会以一个明确的印象：那就是20世纪的基督徒，已经大大不同于19世纪的基督徒。在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时代洪流之中，基督徒的社会意识和民族意识已经觉醒，当国难逼来、外患频仍之际，他们以自己的言行，证明了他们不是只将目光投向超世，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人群，尽管他们拥有西方的教育和信仰背景，但是他们内心深处积淀的是一种由历史和文化哺育出来的深沉的民族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