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事变中受打击，却获得巨大发展

（二）天　主　教

庚子事变中受到最严重打击的对象，就是在华的天主教会。然而，在20世纪的最初二三十年内，天主教会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900年，中国天主教的信徒人数是七十四万一千五百六十二人，1907年，初次达到一百万，1910年增加到一百二十九万二千二百八十七人，1920年增加到一百九十九万四千四百八十三人，1921年约略超过二百万⁽⁵⁰⁾。可见在二十年间，信徒的人数增加了近两倍。1901年，在华天主教有一千零七十五名外国神父，五百名中国神父；到1920年，欧洲神父的人数达到一千五百至二千人，中国神父增加到一千人⁽⁵¹⁾。

在1900年，中国全境的天主教教区，由十个传教会分别担任传教工作，那就是奥斯定会、多明我会（亦称宣道会Preachers）、耶稣会、方济各会、遣使会、圣言会、圣母圣心会、巴黎外方传教会、米兰外方传教会、罗马圣伯多禄和圣保禄修道院⁽⁵²⁾。

1900年以后，其他国外的天主教修会也纷纷来华，慈幼会于1902年抵达澳门，巴尔玛外方传教会于1904年到达河南，伊苏登外方传教会于1917年到达贵阳，玛利诺外方传教会于1918年到达广州江门，圣·高龙庞外方传教会于1920年到达汉阳，苦难会于1921年到达湖南辰州，比布斯二心会于1922年到达琼州，圣心司铎会于同年到达云南大理。本笃会于1925年到北平，1926年到四川西山，等等⁽⁵³⁾。

20世纪以后，各国天主教女修会来华活动也非常频繁，如上海的安老会于1904年抵达，山东兖州的司带尔圣神忠仆会于1905年抵达，加拿大乌忒蒙的始孕无玷会于1909年到广州，埃及方济各女修会于1910年到达湖北老河口，美国玛利诺多明我外方传教会于1920年到香港，山林圣玛利亚上智会于同年到河南开封，包勒杜玛利亚若瑟会于1922年到达热河，勒杜维尔天神母后会于同年到达贵州贵阳，圣若瑟小姊妹会则到了山西潞安，等等⁽⁵⁴⁾。

从整体上来看，1920年以前中国天主教的传教工作可以分为五大主教辖区：第一主教辖区包括直隶（七个宗座代牧区）、东三省（二个）、蒙古（三个）、豫北（一个）；第二主教辖区包括新疆（一个宗座代牧区）、甘肃（二个）、陕西（三个）、山西（二个）、山东（三个）；第三主教辖区包括苏、皖（一个宗座代牧区）、河南（三个）、湖北（三个）、湖南（二个）、江西（四个）、浙江（二个）；第四主教辖区包括贵州（一个宗座代牧区）、四川（四个）、云南（一个）、西藏（一个）；第五主教辖区包括福建（二个宗座代牧区）、广东（三个）、广西（一个）、澳门（一个）、香港（一个）。当时中国共有五十四个宗座代牧区，另有一个监牧区（新疆）。每个代牧区有一座主教座堂，一般也有一所修道院，一所或几所高级小学，一所中学及医疗机构。此外，每个代牧区还有数目不等的宣教总堂，一般都驻有一名或数名外国神父⁽⁵⁵⁾。

中外天主教神父驻地的总数约一千五百个，其中外国神父的驻地占一半以上，一般来说，主教驻地的外国传教士人数最多，上海、广州和北京是天主教人士最集中的地方。在一些沿海通商口岸的城市中，建筑有规模宏伟的天主教主教座堂。(www.xing528.com)

在20世纪的最初二十年中，在所有在华的天主教修会中，仍以法国的势力占主导地位。法国的遣使会在华北等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同时法国政府仍然宣称拥有自《天津条约》以来即被经常引用的保教权，各国在华修会与中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发生的交涉，都由法国居中调解，罗马教廷与中国政府和教会之间的联系，依然被法国从中阻梗，而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也纷纷仿效法国，参与管辖各自在中国的天主教修会⁽⁵⁶⁾。

1903年，主张与中国直接通使的教宗良十三世去世，庇护十世当选为新教宗，至1914年去世，改由本笃十五任新教宗，嘉斯巴力枢机任教廷国务卿。早在20世纪初，教廷曾想恢复与中国的联系⁽⁵⁷⁾，但当时时机并不成熟。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由段祺瑞组织的北洋政府赞成对德宣战，当时出任外交总长的陆徵祥，认为这是一次展开外交活动的机会，可以争取多数国家的同情，并预备在战后和会时，能争回德国在山东所有的权利，防止日本实行“二十一条”的要求。在这种拓展外交活动的政策之下，陆徵祥便有了与教廷通使建交的计划⁽⁵⁸⁾。

1917年，中国北洋政府外交部训令中国驻意大利公使馆和罗马教廷接洽两方互派使节，建立外交关系⁽⁵⁹⁾。当时中国驻意大利公使，为避免法国猜忌，不直接与教廷国务院接洽，转由一第三国使馆居中交涉。罗马教廷国务院接到中国政府的通知以后很表赞成，教宗本笃十五世亦表赞同，双方在罗马举行了谈判。1918年7月11日，教廷机关报《罗马观察日报》发布一正式的消息：“中国政府曾经向圣座表示，愿意和圣座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圣父教宗欣然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要求，并同意中国政府派遣前往西班牙及葡萄牙公使戴陈霖先生为中国驻教廷公使”⁽⁶⁰⁾。至于教廷方面，大使的人选已内定为白赖理总主教，当时他任教廷驻菲律宾宗座代表。虽然当时教廷并没有公布白总主教的任命，但是法国的舆论仍然纷纷表示坚决反对，报纸刊载反对教廷的文字，法国政府也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逼迫中国政府不予同意，教廷只得另派毕散义（Msgr.Pisani）为驻华大使。可是法国政府又向中国政府表示，认为毕散义有亲奥嫌疑，同时又联合英国、意大利，一齐劝中国外交部勿接受教廷使节。当时，北洋政府正迫于日本“二十一条”问题的交涉，不敢再得罪法国等西方列强，终于作出让步，通知教廷，双方展期通使⁽⁶¹⁾。

1918年，中国与教廷通使一事，再度被法国所阻挡，以致功败垂成。

中国天主教史学家方豪，将20世纪以后中国天主教的发展分为三期。从1900年至1920年为第一期，在这期间教会的信徒和教牧人员虽有明显的增加，“但仍不脱义和团以前的旧状”，“前清末年所遗下的反教风气，在僻远的地方，亦未完全的绝迹。一般教会学校，尚多墨守成规，殊少改进，修院教育更不忍谈，所读不过拉丁文、国文及少许最陈旧的史地课本……从此等修道院出身的教士，其学识可想而知”⁽⁶²⁾。因此，这一时期教会内部的改进及成就，是很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