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传教士参与中国社会改革的活动，不仅限于译书、办报、办医院和兴学校，以李提摩太、丁韪良、李佳白、林乐知为代表的传教士们，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后继者自命，承袭了耶稣会士在明清时代即已行之有效的传教方略。“从官绅入手，是自上而下，威力及人，或更容易，比如水自上下流，较比使水上流，为势自顺，所以决定要先引领上等人入道。”(1)他们关心发生于中国上层官绅社会的维新思潮和运动，他们结交的人物既有恭亲王、文祥、李鸿章、曾国荃、张之洞、孙家鼐等等大吏，也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诸维新人士，并图谋通过这些官绅影响和接近光绪帝。他们所发表的《中西关系略论》、《新政策》、《文学兴国策》、《公报弁言》、《天下五大洲各国志要》、《中东战纪本末》、《列国变通兴衰记》等，都带有论政的气息。比之戴德生内地会纯粹的宗教活动，这些政论犹如投入静水池潭中的石块，激起过层层涟漪，无疑具有更大的社会反应，对那个时代有志于拯救民族危亡的维新志士产生过难以磨灭的影响，以至于“耳目一新，故见廓清，人人有海若望洋之思，恍然知经国之道之所在”。传教士们对于维新事业的参与和建言，使自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即已开始的维新思潮的萌蘖，转化为一种社会的行动。至于西方传教士在当时中国社会中直接倡导的社会事业，如禁止吸食鸦片，提倡女权和倡导不缠足运动，组织社会赈济事业以拯救灾荒中的贫民，不仅是一种有益于民生国脉的社会活动，而且引发了中国人“西人凡事得力在一群字。我则家自为谋，人自为利，亿万人不啻亿万心也，安得不贫不弱”(2)的感慨。这种合群的思想，伴随着传教士所办的《万国公报》上对西方社会学和社会主义思想的译介，成为维新人士普遍的社会观，成为促进近代中国嬗变的积极因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传教士是一个酵母菌，传来了对于人权、对于裁判不公正的愤慨，以及对于帝国官吏腐败的憎恨等等思想。这种发酵思想，是使广大群众对于亚洲式的服从和盲目接受威权的信念发生动摇的一种力量”(3)。(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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