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天父天兄之教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跨越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如大海之波涛，挟千里席卷之势，对当时与后世，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洪秀全借助于西方传入的基督教，不仅制定出由教义取天下而治天下的种种天朝规制，而且以基督教反对偶像崇拜的信条，使阶级的冲突在形式上首先表现为西方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剧烈冲突。“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毁。”(1)正是由于这种形式上的突破，不仅使太平天国运动的剧烈程度为任何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不能比拟，而且使目睹此情此景的西方传教士雀跃欢呼。他们称洪秀全为“中国的君士坦丁大帝”(2)，以为“中国的革命，即如现代欧洲革命一般，可于数月或数年内成功，而且可获得自由交通、自由接触、自由贸易……”(3)然而，洪秀全接受的基督教知识，毕竟是粗疏肤浅的，他虽然反孔，反对偶像崇拜，但作为一个曾经在科举制度中求生路的人，他没有也不可能摆脱生于斯长于斯的传统的社会土壤的影响，尤其是在天国统治确立以后，小农保守安逸的思想随之带来的，是以安富尊荣为外观的等级森严的天朝体制，由此再衍生出一整套所谓“上帝之次子”、“天妈”、“天嫂”等比附和臆测的宗教理念，则使得来天京的或道听途闻的传教士们由希望而变成失望，由失望再变为哀叹和诅咒：“他们的前途是暗淡的，他们似乎很少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与洪秀全相比，在天国后期一度掌握军政大权的干王洪仁玕，由于他早年在香港、上海等地与西方传教士的频繁交游和自身入教的体验，曾经试图在宗教理念上对太平天国的上帝观念、“三位一体”及“神圣风”等定义，作出更符合基督教原始教义的解释和修正，而且在社会改革的措施上也采取了完全不同于《天朝田亩制度》的近代化的设置。这种对于西方文明和宗教以及中国近代化使命的较为深刻的体认，在那个时代虽然没有付诸实现的可能，但却在近代思想史上留下了长久的印痕。(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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