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艺术观念：电影时态与叙事

|　第五节　电影时态（时间与叙事）　|

澳大利亚学者理查德·麦考白在《好莱坞电影——1891年以来的美国电影工业发展史》中说过，“电影必须把过去与未来都带到现在，以便重现它们”。真实的生活时间中拥有现在、过去、将来和进行、完成等多种时态，但电影化呈现（叙述）的唯一时态是现在进行时（态），而闪回的过去进行时（态）和闪前的将来进行时（态）都是一种通过电影手法产生的幻觉时态，在银幕上它们仍然表现为现在进行时态。

电影时态可以看作是对电影叙述关系的时间化处理，或者说是电影时间与电影叙事的互动关系。罗伯特·赞米基斯的《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1984）可以作为电影时态的典型例证来加以剖析：青少年马蒂（迈克尔·J.福克斯饰）生活在80年代一个并不美满的家庭中，在怪人科学家布朗博士的帮助下，马蒂乘坐时光机器（time-machine）奇迹般地回到了50年代中期。马蒂必须设法让当时素昧平生的父母相爱，自己才能降生，以回到“未来（80年代）”，而这个家庭未来的不和谐也在那时就种下了祸根。回到50年代的马蒂言之凿凿地声称罗纳德·里根（当时仅仅是担任着好莱坞演员公会主席的二流明星）会成为80年代的美国总统，这在那时听起来就像是疯子（或天才）口中的天方夜谭。

图2-11　《回到未来》中的时光机器

赞米基斯创造性地运用了“过去的将来（也就是现在）”这一特殊的时态作为影片叙事的基点，在电影单一的线性时间关系链上自由地来回穿梭往复，极大地扩展了电影时间元素的叙事和表意空间。后来这种手法成为科幻电影的一种流行的叙事时间模式，卡梅隆的《魔鬼终结者2：审判日》（T-800奉命回到从前去保护未来的人类起义领袖、少年约翰·康纳免遭机器人T-1000的消灭）和沃卓夫斯基的《骇客帝国》（200年后的李奥必须进入网络母体Matrix去彻底改变电脑对于1999年的设定）都曾采用类似的电影时态。(www.xing528.com)

电影时态是一个包含“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连续体，但电影导演有时会用一种脱离这一时间连续体的特殊电影时态“时间省略时态（Time-out）”来表达极端的情感和思绪，在那特殊的瞬间，世界的一切（甚至包括时间）都不存在。希区柯克的《迷魂记》（Vertigo，1958）中，在斯科蒂（詹姆斯·斯图尔特饰）的强求下，打扮成玛德琳模样的茱莉（金·诺瓦克一人饰演茱莉和玛德琳两角）走出卫生间，斯科蒂回头看见的完全就是玛德琳。这一瞬间时态的表达包含了难以言传的激情与怀恋，仿佛是游走于今朝往昔的时光倒流，又好像是穿梭于阴阳两界的死而复生（可谓“瞬间即永恒”）。莱昂内的《美国往事》中，长期退隐江湖的德尼罗回到阔别三十年的纽约餐馆，透过洗手间的小孔终于又看到了小时候黛博拉天仙般的舞蹈，在这怀旧和滥情的一刻，时间凝固。

在黑泽明的成名作《罗生门》里首次出现了可重复的时间（所谓“回到从前”），这一回到从前的模式逐渐发展成为《盲打误撞》、《滑动门》和《疾走罗拉》中闯关游戏式的宿命性寓言，但片中每一次时间的重复还是遵循着线性时间的单向不可逆原则。而在近些年产生广泛影响的电影，如李沧东的《薄荷糖》（Peppermint Candy，1999）、诺兰的《失忆》（Memento，2000）和加斯帕·诺的《不可撤销》（Irreversible，2002）则采用一种段落回溯的可逆转时态（时光倒流），在线性时间链上逆向叙述情节故事，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光速时间中的空间叙事状态，并由此产生时光倒流、反抗宿命的悲壮与震撼。

时限作为电影导演艺术经常采用的时间性元素，是一种高度戏剧化、高度浓缩的现在时态，同时也是将时间的悬念张力发挥到极致的一种电影手法。法国女导演艾格尼丝·瓦尔达的《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Cléo de 5 à 7，1962）记录了女主人公静候绝症确诊的两小时的漫长等待；唐·西格尔的《麦迪甘》（Madigan，1968）中，警方探员只有72小时抓获逃犯的时间；特伦斯·扬的《红太阳》（Red Sun，1971）中，日本武士三船敏郎如果在7天之内不能夺回宝剑，就只能剖腹谢罪；《偷夫情缘》（Groundhog Day，1993）里，天气预报员的生命就停滞在土拨鼠出洞的那一天；《生死时速》（Speed，1994）将时速限制在每小时50英里；而汤姆·提克威的《疾走罗拉》则将“20分钟”确定为游戏生死的时限。

电影将叙事时态定位为现在进行时态，涉及过去时代的影片离不开相应的时代感。所谓时代感并不仅仅意味着人物的语言思维和行为方式、服装，以及场景的设置符合某个时代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导演为影片确定的总体时间状态，这种时间状态会像空气一样弥漫在影片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到观众的每一根神经末梢。以库布里克为例，1968年拍摄的《2001年：太空遨游》的时间状态是一种太空时代，充溢着非人性的庄严和漠然，从没有时间感的远古延续到未来；1971年的《发条桔子》则在时间性上呈现出狂乱和快速的凌厉感，特别是节奏性很强的古典音乐的介入，强化了时间癔症式的抽搐感；1975年根据萨克雷小说改编的《巴里·林登》具有与现在完全不同的18世纪的时代气质和时态节奏，库布里克通过流畅的镜头调度和舒缓的剪辑节奏，体现出特定时代优雅娴静的时间感。^[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