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请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非乐》）
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诚心要为天下人谋利，为天下人除害，对于音乐这样的东西，是不应该不禁止的。”
春秋战国时代，我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思想非常活跃，学术争鸣空前繁荣。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各个问题，各种流派都有自己的主张，就音乐而言，作为儒家代表的孔子，大力提倡音乐，认为音乐可以教化民众，而墨家的代表者墨子则极力反对音乐，并且写了一篇《非乐》来论述自己的观点。
墨子认为，仁人做事，必须讲求对天下有利，为天下除害，这才是治理天下的准则。对人有利的事情就去做；而危害到人的利益的就应该停止。统治者不能因为美丽的东西、快乐的声音、美味的食物可以使身体安适，就让这些来掠取民众的衣食财物。统治者在施政时，凡事应该利国利民，而音乐，制造乐器需要耗费钱财、荒废农耕，还能使人耽于荒淫，于国于民都没有利，因而墨子极力否定音乐。
为了阐述自己的非乐主张，墨子专门写了《非乐》来论证自己反对音乐的道理。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第一，墨子认为音乐上不符圣王事业、下不合万民利益。
墨子之所以反对音乐，并不是认为鼓琴瑟笙等乐器发出的声音不好听，也不是认为雕刻、纹饰的色彩不美，而是认为虽然眼睛希望看到美丽的东西、耳朵希望听到快乐的声音，但音乐对于统治者和民众来说都是有害无益的，因而应该制止。
墨子说，古时的圣王也向万民征取钱财，用来造船和车，因为船用于水上，车用于地上，君子可以休息双脚，民众可以休息肩和背，因此万民都送出钱财来，并不因为统治者征取钱财而有怨愤。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收取钱财制造车船符合民众的利益，因而大家都拥护。而现在的王公大人为了国事或者自己制造乐器，必定向万民征取很多钱财，然而乐器并不像车船那样有实用价值，符合民众的利益，相反增加了民众的负担，民众必然会对上产生怨恨。
所以说，提倡音乐，向上考察，不符合圣王的事迹；向下考虑，不符合万民的利益，所以墨子认为，从事音乐活动是错误的。
第二，统治者爱好音乐，就会荒疏政事，而且劳民伤财。
统治者爱好音乐，必然会置办贵重的乐器，并且用耳聪目明、身体健壮的男人来敲打乐器，用年轻貌美的女人来舞蹈，这样就会耽误农时，荒废生产。
从前齐康公作《万舞》乐曲，规定跳这种舞的人不能穿粗布短衣，不能吃糟糠。认为吃得不好就会影响面目的色泽，衣服不美会损害身形动作的优美，因而必须吃好饭和肉，穿绣有花纹的衣裳。这样一来，统治者就会添置华丽的衣服，而所花费的钱财自然会转移到老百姓头上，加重老百姓的负担。
统治者在欣赏音乐时，肯定会找人陪伴在左右，如果与贤士同听，就会荒废国事；与奸佞小人同听，就会受到他们的诱惑而不再清廉。
墨子认为，统治者喜好音乐，会加重人民的负担，荒废耽误自己治理国家，所以说，统治者喜好音乐是错误的。
第三，官员爱好音乐，会耽于享乐、影响施政；百姓爱好音乐，会浪费时间、耽误生产。(www.xing528.com)
墨子认为，在没有音乐之前，王公大人早上朝、晚退朝，听狱治国；士人君子竭尽全力，于内治理官府、于外征收赋税、充实仓廪府库，政事井然。而现在的王公大人喜欢音乐，就不再早上朝、晚退朝，尽心尽力听狱治国，因而导致国家混乱、社稷危亡；士人君子喜欢音乐，就不再治理官府、征收赋税，因而仓廪府库不再充实，民众不再安居乐业。
民众们是依赖自己的力量才得以生存的。如果他们不喜好音乐，那么农夫早出晚归，耕田、种菜，妇女们早起晚睡，纺纱、织布，因而生活富足，社会稳定。而现在他们都喜好音乐，忘了自己本分的工作，因而耽误农时、荒废生产，导致国用不足、经济紧张。而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音乐，所以墨子说从事音乐是错误的！
第四，墨子认为音乐没有实用价值。
墨子认为民众有三种忧患：饥饿的人得不到食物，寒冷的人得不到衣服，劳累的人得不到休息。这三样是民众的最大忧患，然而为他们撞钟、敲鼓、弹琴、吹笙，是不能解决这些忧患的，音乐不能使民众的衣食财物得到满足。
在整个社会上，大国攻击小国、大家族攻伐小家族、强壮的掳掠弱小的、人多的欺负人少的、奸诈的欺骗愚笨的、高贵的鄙视低贱的、外寇内乱盗贼共同兴起而不能禁止。这些罪恶不是靠音乐就能制止的，天下的纷乱不会因为统治者喜好音乐就能得到治理。
因而墨子认为音乐对于“有利于天下，为天下除害”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既然“乐无实用”，当然应该否定。
墨子还认为统治者制乐，越是多样复杂，对国家治理的影响就越大，所以乐对国家治理是不利的。音乐尽管好听，但不能解决人民“饥民不食，寒者不衣，劳者不息”的实际问题；制乐赏乐要花费很多物力财力；享乐会耽误上层人管理国家大事，影响下层人从事生产劳动。墨子从上述角度对音乐的否定，并不是否定音乐的本体，而是否定人对音乐的享用。墨子通过音乐对社会的作用和价值估量，得出了“音乐无利于国家和人民”的观点。
墨子的非乐思想，虽然包含着对统治者的批判和对老百姓的关怀，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他从狭隘功利主义出发，片面否定乐客观存在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这对音乐艺术本身的发展来说，并没有积极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逐渐衰微，各诸侯国趁机争夺霸权，纷纷实行变法，重用知识分子，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第一个灿烂时代——诸子百家的争鸣时代！
音乐作为当时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的一部分，自然也得到了大家的关注，不但在理论上得到了一步阐述，在形式和内涵上也得到了充实和发展。诸子百家所争论的“音乐”并不是今天我们所通用的狭义的单纯音乐概念，而是一个复合性的整体概念，它是一种融音乐、诗歌、舞蹈为一体的综合的歌舞乐同体概念。
儒家承继了西周以来乐舞和政治、宗教、习俗等密切相连的传统，充分注意音乐的政治教化功能，从不同角度阐发和肯定“乐”在政治、道德和社会风尚方面的教化作用。儒家还将“乐”和“礼”相结合，指出“乐”依“礼”而成，建立了为国家政治和教化服务的礼乐观。
音乐在政治、道德和社会风俗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教化作用，从这种角度来制乐赏乐，也确实能提高民众的道德修养，满足民众的感情需要。然而凡事都要掌握一个度，当儒家的礼乐制度发展走向极致时，也就成为了繁文缛节，过分关注形式而渐渐远离了初衷。墨子就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非乐”的思想。
墨子的观点代表了当时的小生产者和老百姓的利益，矛头主要是指向劳民伤财、贪图音乐享乐的高层统治阶级，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他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音乐的观点，是十分片面的。对于墨子“非乐”的音乐观，需要我们扬弃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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