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子墨子曰：“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节用上》）
所以墨子说：“除去无用的费用，是圣王之道，天下的大利呀。”
墨子经济思想的消费观，在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上独具一格。墨子的消费经济思想以节用论为核心，主要包括消费标准的制定、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以及长远消费等多个方面。
墨子的消费经济思想，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特定的战乱环境中，人民企盼衣食无亏、安居乐业的强烈愿望。
墨子的消费观主要体现在他的《节用》等篇章中，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墨子提出了消费的标准。
墨子代表的是平民阶级的思想，因而他的消费观中也存在着平等的色彩。在消费标准的问题上，墨子主张打破等级的界限，制定一个普遍的消费标准，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要以这个标准为自己的消费准则。
墨子提出的消费标准涉及人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对包括衣、食、住、行、用、葬等在内的各种消费都给出了明确的规定。
1．衣服
墨子说：“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凡为衣裳之道，冬加温，夏加清”、“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认为衣服的作用是冬天用来御寒、夏天用来防暑，因而缝制衣服的原则就是，冬天增加温暖、夏天增加凉爽；使身体合适、肌肤舒服就够了，不需要夸耀耳目，炫动愚民。
2．饮食
墨子说：“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味之调，芳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认为食物只要能够充饥补气、强壮身体、使耳聪目明就行了，不一定必须讲究五味调和、气味芳香，更没有必要搜罗天下珍贵奇怪的食物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3．房屋
墨子给出的标准是：“冬以圉风寒，夏以圉暑雨，有盗贼加固者。”认为房屋的作用是冬天用来抵御风寒、夏天用来防暑热和风雨，有坚固的防守能阻止盗贼的侵略。只要房屋的四边可以抵御风寒，屋顶可以防御雪霜雨露，就可以了。至于室内的情况，墨子说：“其中蠲洁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认为室内只要清洁卫生，能够进持祭祀，有壁墙可以使男女分开居住生活就可以了，不必进行奢华的装饰。
4．交通
墨子提出：“车以行陵陆，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为舟车之道，加轻以利。”认为车用来走陆地，船用来行水路，车船的作用就是使各地沟通交流，减轻人的负担。因而制造车船的原则应该是可以“任重而致远”，就是说车船只要坚固轻快，能够运重物、行远路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过分的华丽。
5．用品
墨子认为：“凡天下群百工，轮车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认为一切器物用品应由从事这方面职业的工匠尽自己的能力制造，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就可以了，而不应该追求细致和精巧，更不能太奢侈。
6．丧葬
墨子尤其反对厚葬久丧，认为这是天下的大害，因此主张丧葬节俭：“衣三领，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于泉，流不发泄，则止。”认为死者穿的衣服三件就行了，足够使死者骸骨朽烂在里面；棺木三寸厚，足够使死者肉体朽烂在里面。掘墓穴，深到不及泉水，又不至使腐气散发于上，就行了。没有必要劳民伤财进行厚葬。
总之，墨子认为“凡其为此物也，无不加用而为者”，即在衣、食、住、行、用等诸方面的消费，总的原则是有益于实用。墨子为了推行自己的观点，还把这些消费标准说成“圣王之法”，借圣人之口来使这些标准合法化。墨子的消费标准体现出超时代的平等性，具有进步意义。
其次，墨子对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
墨子认为发展生产是保证消费、提高消费水平的基础。强调社会消费必须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要求消费水平必须和生产发展的状况相适应，不能超出生产所能承受的水平。墨子还把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定为“为”和“食”的关系，认为“为者疾，食者众，则岁无丰”，如果从事生产的人少，而吃饭消费的人多，就不可能有丰裕年景。因此，要保证消费的实现，提高消费水平，就必须努力发展生产。
墨子也常常有“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的忧国忧民的情怀，担心生产满足不了消费，而引起天下大乱、纷争四起。因而他强调应积极加强社会主要消费品的生产，并且把粮食作为主要消费品，鼓励人民发展农业。他指出“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认为粮食是人民生活的必要保障，也是国君维护统治的物质基础，人民一旦没有吃的，就不可役使。因而统治者要鼓励农民努力耕作田地，增加粮食产量，这样，民众衣食无忧了才会安居乐业。(www.xing528.com)
墨子还主张，消费水平应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而有所提高。他说：“饮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认为人应该首先满足必需的生理需求，在生活的各方面应该力求从俭。而等到生产发展、民众富裕之后，生活水平也应该得到逐步的提高。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饮食才可以求美，衣着才可以求丽。
可以说，墨子对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关系的阐述是十分合理的，即使是在今天，也有一定的可行性，生产发展的程度决定了消费水平的高低，因此消费应该和生产发展的水平相一致，不能超前消费。
再次，墨子的消费观中还阐述了长远消费的意义。
墨子主张，一个国家应加强消费品的积累，即应该有“国备”，做到有备无患。这是因为“故虽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水旱不至哉？然而者，何也？其也。”认为即使是圣王统治时期，也不一定能够保证不出现五谷歉收、水旱无时的灾年，然而为什么他们能够“无冻馁之民”呢？原因就在于他们做到了“力时急而自养俭”，懂得居安思危，在富足时节俭，因而在饥馁时能够有所养。
墨子还列举了“禹七年水”、“汤五年旱”的天灾，然而“民不冻饿者”，原因就是“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他们在丰年务耕种而自奉俭朴，有剩余积累；因而在水旱灾害面前能够“民不冻饿”。平时生产的财用多，而使用节俭，就能够有充足的储备，因而可以待凶饥。
另外，墨子还以历史事实印证“有备无患、无备则亡”这个论点：夏桀、商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却被只有百里封国的君王所打败，就是因为他们“有富贵而不为备”，挥霍无度，以至于国无储备，才导致了灭国亡身的悲剧。
墨子提出“备者，国之重也”，认为“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消费品的积累、各项物资的储备，是治国的要务，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积累、储备，一旦发生战乱出现灾荒，那么国家将面临灭亡的危机。
当然，墨子并不是主张从普通百姓省去“口中食”来实现这种长远消费，而是要国君、大夫等整个统治集团限制鼎中甘肥、盘中珍馐的奢侈靡费，以增加人民所消费的生产必需品，进而维护下层人民的长远消费。墨子还主张把生产上层人物的奢侈品所用的人力、物力转用于生产民生必需品，这样就可以积累国家财富，为灾荒之年做储备，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长远消费。
崇俭和节用是先秦时期各学派都比较认同的主张，但各家都有自己的侧重点。墨子“节用”的消费主张，是在当时百姓连基本生活都满足不了，统治阶级却奢靡无度的情况下提出的，从当时生产力低下的社会现实考虑，墨子的“节用”思想，在当时有积极意义。
虽然今天的生产力已经相当发达，物质需求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墨子的消费观仍然值得我们学习。资源的匮乏、环境承受能力的有限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现实，水荒、煤荒、电荒、油荒、已经相继出现。因而，我们重提墨子“节用”的消费思想，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墨子提出打破等级界限的消费标准，本意是为了实现社会多数人的消费需求，只有这样社会才能保持稳定和发展。如果“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在一个社会中，贫富差别悬殊，富人挥金如土，而贫者衣食无着，社会秩序怎能安定？而且，我们的社会制度根本上是要实现所有人的消费需求，因而，就应该在社会伦理道德中加入“节用”的思想，以便遏制富有者的奢华消费，消除两级分化所带来的社会不公平。
其次，消费水平应该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一致。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墨子认识到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以发展生产为基础提高消费水平，消费水平应该和生产发展相一致。
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生产和消费是对立统一的，二者互相依赖，又互相制约，因此，消费水平必须与生产发展状况相适应。然而现实中的“高消费”现象却层出不穷，这些高档消费超出了我们社会目前生产发展所能承受的限度，长此发展下去，不但会对生产的发展产生反作用力和负效应，而且会严重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更会对社会伦理道德造成损害。
虽然说鼓励消费、激活消费、提高消费率，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这只是针对合理正常的消费而言，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应该注意合理、节约使用能源、资源，确保可持续发展。因而，应该把墨子的“节用”观念用在遏制这些“高消费”的行动上，这样才能保证社会政治、经济和道德的稳健发展。
再次，节俭应该自上而下地实行。
墨子节用论的锋芒主要是针对上层统治阶级的，他认为，统治者是奢靡无度、暴殄资财等社会风气的始作俑者，骄奢淫逸是由上层统治者一手造成的。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昔者楚王好细腰、文公好紫衣的故事就说明了上行下效的问题。因此，墨子要求天子、诸侯、王公大人“节于身，诲于民”以身作则来教育民众，以便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富国利民。
当今社会的市场经济下，勤俭节约作为一种经济法则和道德规范，仍然是必要的。我们可以从公款吃喝来验证上级提倡勤俭节约的重要性：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全国大中型酒店70%的营业收入都来自公款，高达1000亿元。有一个贫困县，每年吃国家财政补贴4500万元，可公款吃喝竟用去980万元。
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都是奢侈浪费的表现，我们的国家是富裕了，但这只是总体水平，当一些人在高级饭店铺张奢华的大快朵颐时，还有多少人在贫困线上挣扎。
从上层就倡导勤俭节约的良好作风，这样整个社会才能把勤俭节约作为一种美好的道德操守来遵循。只有做到这些，我们的民众才能够真正的安居乐业，我们的社会才能实现健康全面的发展。
墨子说“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因为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墨子“节用”的消费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足和错误，但其中的许多深刻的观点，不但在当时有益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是今天看来，也具有难能可贵的进步性，值得我们继承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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