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墨家：思想对立及演绎

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在这种宽松的社会大背景下，不同阶层的士人纷纷著书立说，为治国安民出谋划策，形成了诸多流派。流派的领袖们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招徒讲学，游说列国。在这个过程中，各流派之间相互批评、辩论甚至攻击的情况在所难免，于是出现了学术和政治思想上的争鸣和辩论，而正是通过这些争辩，各学派在相互了解中互相影响，推动了思想和学术的不断发展。

在诸子百家中，儒家和墨家是对立比较严重的两个学派。按照史书记载，墨家是从儒家分化而来，“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繁而不悦，厚葬靡财而分民，久服伤生而害事，古背周道而用夏政。”也许正是因为墨子曾受学于儒家，当他从儒学中分离出来自立门户之后，墨家和儒家所关注的社会问题虽然相同，但提出的解决方案却完全相反。并且，墨子熟悉儒家的学说的弱点，因此他对儒家学说的辩难往往切中要害，儒墨之争也就成为诸子争鸣中最受关注的焦点。

儒墨两家寻求通过伦理的改造来实现变革社会、天下大治的目的是相同的，然而两家选择的解决途径却截然相反：儒家希望在以血缘家庭为依托的宗法制基础上，恢复旧有的伦理道德；而墨家则主张彻底打破原来的血缘宗法制，重新建立一种平等兼爱的社会伦理规范。在这个根本的分歧之上，儒墨两家各自演绎了一套思想系统。而这两个系统在涉及问题的重要方面时都是不同的。

第一，儒家亲亲，墨家兼爱。

儒家主张“亲亲有术”，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来实施不同程度的爱。儒家也讲爱，但儒家所提倡的是“仁爱”，“仁爱”是一种有次序的差等之爱，是以父母姐妹为中心，层层外推，逐渐扩充到宗族、国家和社会的爱。而墨家的兼爱，则是一种爱所有人的无差等的博爱，他要求人们抛开血缘和等级的观念，爱别人如同爱自己。儒家的“仁爱”起源于人类最基本的报恩心理和同情心理，是完善个人品德修养的要求；而墨家的兼爱，则强调功利因素，当人们能够用爱自己的心去爱周围人的时候，也就唤起了对方爱自己的心，也就实现了投桃报李的目的。但总的来说，儒家倡导的有差等的“仁爱”可以用“推己及人”来概括，而墨家推崇的无差别的“兼爱”则可以用“视人如己”来表达，这两个词把儒墨两家所讲的爱清楚地区别开来。

第二，儒家尊尊，墨家尚贤。

宗法制度在社会伦理上表现为差等之爱，在国家政治上则表现为贵族政治。儒家在社会等级上，严格区别亲疏尊卑，以此来巩固封建等级制度。儒家所提倡的“尊尊”，意思是位于低位者要尊敬并服从与居于高位者，而这种“尊”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尊”可以世袭，可以和才能无关，这就形成了儒家所倡导的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等级制度。而墨家却主张尚贤，墨子所说的尚贤，意思是不论地位和出身，只要有才能，就应该受到重用，得到高爵厚禄，而身处高位却无德无才者就应该让贤于有德有能者。墨家不反对等级制度，但反对儒家所说的等级，墨家学说的“贤”，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无论是农夫、百工还是商人，只要德才兼备，就能得到发挥自己才干的机会。

第三，儒家繁饰礼乐，墨家非礼非乐。(www.xing528.com)

儒家把礼乐看做是标志身份等级、教化世道人心的工具和手段，把礼乐看做是修身立命的根本，儒家主张制定礼仪制度，目的是为了保证自己所倡导的有贵贱之分的等级制度的有效实施。墨家从根本上就反对世袭的等级制度，因而也就否定礼乐，把儒家的繁文缛节看做是劳民伤财的奢靡之举。两家在礼乐方面对立的焦点是丧葬制度，儒家主张厚葬久丧，认为隆重的丧葬和守孝活动能够起到慎终追远的目的，可以体现并维护等级制度；而墨家则认为厚葬费财，久丧耽误农事生产，因而主张所有人都用三寸厚的桐棺，这样除了能够实现节俭的目的之外，也消除了丧葬中的等级制度。

第四，儒家敬天远鬼、不言福祸，墨家尊天明鬼、专言赏罚。

孔子尊天信命远鬼神，主张天命即定，认为寿、夭、贫、富，安、

危、治、乱都是不可改变的天命，天子代天治民，下民应该顺从，而不能怨天尤人，儒家信天命，所以有时候鬼神不灵；墨子尊天非命信鬼神，认为鬼神赏贤而罚暴，上天鉴临下民的利害而对民众随时实行公平的赏罚，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墨家不信命，所以鬼神也会降祸赐福。儒家认为庶民最贱；墨家则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奴隶也是人。儒家的天是静止的，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保护者，表现上天意志的是命。而墨家的天和鬼神是活的，有极大的权力赏善罚恶，保护被统治阶级的利益。

孔墨学说虽然有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等重大差异，但它们身上还有着众多的共同之处。

孔墨都多艺而博学：孔子以射御为士阶层最次的艺，但轻视生产劳动，认为是不足道的鄙事。墨子则重视生产知识，墨经里形学、力学、光学的研究记录有多条，特别是光学研究，论阴影，论反射，论光之直线进行性质，论平面镜，论球面镜，俨然是一部中国最早的完整的光学。墨子在手工业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本人就是当时最优秀的手工业者。孔子删订六经，教弟子诵诗书习礼乐。而墨子书中多引书、诗、春秋，墨子出行，车中载书甚多，但教育子弟时，则要求他们懂得是非曲直就可以，而不必多读书。可以说，孔子的艺适合于士阶层，墨子则是庶民的艺。孔子的学适合于士阶层，墨学则是庶民的学。

另外，孔墨都贵辩说，孔了主张文质彬彬，以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墨子则是用庶民的质言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孔墨也都讲逻辑学，孔子主张“正名”，以礼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和利害；而墨子主张用“本”、“原”、“用”三表法，“本”是上考历史，“原”是下考百姓目所实见实闻，“用”是考察政令的实际效果是否对国家、百姓人民有利。孔子的正名适合于士阶层，而墨子的三表法，目的是在为庶民谋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