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给年轻人的成功秘籍

“义”就是让他人也有“利”可图

管理学者吉姆·柯林斯曾说：“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创造卓越的商业企业上是不够的。有了卓越的企业，我们固然可以拥有一个繁荣的社会，但不见得是个卓越的社会。”所以企业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要致力于慈善事业，但中国的太多企业，很关注慈善投入，却忽视了产出，这就使得企业慈善对企业自身的益处大打折扣。

何为“企业公民时代”

万通探索出了做好“企业公民”的三部曲：纳入公司战略、重视公司治理、培育核心价值观。

——摘自冯仑2008年新年献词《欢呼企业公民的时代》

中国目前的主流企业家，包括民营企业家，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在经过二十年左右的创业和发展自己企业的同时，愿意将更多的精力投注到企业的社会责任方面，包括投放到公共利益当中去。

作为经济运行的微观主体，中国企业正以企业公民的姿态开始其新的生命历程，不断创造和推动企业与社会以及企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为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进步注入新的力量。冯仑认为，在企业公民的时代，做一名大时代的真心英雄，就是他和万通的新使命。

企业公民时代为中国企业带来了新的生命，中国企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对中国企业而言，可以享受到企业公民时代所带来的权利，同时就必须要承担企业公民的义务。冯仑认为，在古时候，因为没有市场交换，人们容易把义与利完全对立起来。有了市场交换以后，我们应该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脱离了义的利是一种恶欲。他所说的“义”是指道义，对企业而言，也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冯仑说：

“责任”就是要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我对企业的社会责任的研究有

三点：第一，企业给股东创造价值，这是社会责任。第二，企业除了股东，还有其他的直接利益相关者，企业管理者也得关照；我们要履行社会责任，担子不能太重也不能太轻。第三，大家可以看到，“责”字下面是一个“贝”字，就是说你要负责任，你就要埋单，和谐的核心之一就是有钱大家花。

企业的特性，决定了它必然要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如果因此而侵犯公众利益，拒绝承担社会责任，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那么企业的发展也必然会受到影响。因此冯仑说，依法挣钱，依法纳税，是个取利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是取义，只有取义才能取大利。比如社会发展方向，股东要分红、员工要工资、政府要税费等，这就是义，往往只有取义之后才能挣大钱。

冯仑对企业公民的义务范围作过分析和总结，他指出：目前国内关于企业公民义务的范围有三种理解。第一种是最窄的理解，即企业只要能够赢利、能够很好地配置资源、善待员工、依法纳税，这样的企业就算是一个好的企业公民。第二种理解非常宽泛，认为企业对公民的义务不仅是维护员工利益、纳税、依法经营、建立合理的竞争秩序以及维护社区环境、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等，还需要承担无边界、无限度的责任。第三种是目前西方比较通用的企业公民概念，即企业公民要承担确定范围内的社会义务、公民责任，这个范围就是只涉及直接的利益相关者。

在这三种理解中，冯仑个人比较接受和赞成企业公民的责任范围只涉及直接的利益相关者。他在《野蛮生长》一书中这样写道：

归根到底，企业公民的责任范围强调的关键词第一是“直接”，第二是“利益相关者”，如果企业公民的责任范围定位在非直接利益相关者，或者直接非利益相关者，那么企业公民的边界就会被无限扩大，以至大到企业无所适从。所以我主张企业公民的边界既不是窄到企业内部，也不是宽到了无限，而是界定得很清楚的直接利益相关者，企业按照这个范围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履行企业公民的责任，这样才能保证公益事业正常、积极、持续、有效地不断推进并发扬光大。

冯仑所说的直接利益相关者既包括企业的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等交易伙伴，也包括政府部门、企业所在社区、本地居民、媒体、NGO组织等，甚至还包括自然环境、人类后代、非人物种等受到企业经营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客体。

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本质是指企业行动产生的影响所涉及以及可能涉及的那些人、群体或组织，企业做出的各种决策都与他们相关，所以他们的利益是企业各种经营决策活动不得不考虑的。

面对即将到来的企业公民时代，和冯仑一样，很多企业家都有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潘石屹认为，不断地提高公司的利润，不断地提高公司品牌的知名度，表面上看的确是一个企业的目标。但是，这些利润、这些品牌的知名度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一定是这个公司给社会做出贡献后，社会给予这个公司的回报。

企业也要吃“保健品”

很多研究表明，企业公司责任履行得越好，经营绩效也会越高。

——摘自冯仑著作《野蛮生长》

在中国，很多大型外资企业积极主张在公司管理中要特别重视公民责任，他们在中国每年做很多企业公民方面的努力，而且要求员工都要积极参与，做这些事情看似与企业经营绩效没有直接关系，但实际上，这样做有助于扩大公司在某地区的业务规模和提升发展空间。

从目前来看，企业更好地履行企业公民的责任是否对经营者有帮助，还没有数学模型来量化，只有一个定性的说法和一个道德的说法。因此，冯仑说：

总体来说，履行企业公民的责任不是速效救心丸，而是一个保健品，不是说吃了马上就活了，但是你经常吃虫草、燕窝，对身体一定是有帮助的。所以建议大家只要有条件还是要经常服用这些“保健品”，经常放在身边，对公司是有益无害，至少可以获得心理上的道德安全感，同时获得社会更多人的支持。

企业履行企业公民责任是一件责无旁贷的事情，但是要按正常的程序进行，不能鲁莽行事。1998年我国南方地区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全国上下齐聚力量抗洪救灾，很多民营企业纷纷慷慨解囊，捐出几百万甚至几千万。这些公司有些是有限责任公司，有些是股份制公司，他们捐钱并没有经过必要的法定程序，是一种违法行为。《公司法》规定，法人代表自己做决定拿别人的钱捐款属于侵占别人财产。一个股份制公司，在没有经过股东大会的同意前是不能随便捐款的。另外，有很多民营企业做出捐款的承诺，但是最后并没有拿出钱来。

据统计，1998年抗洪救灾6亿元募捐款，竟然有一半没到位。2008年3月1日，湖北省民政厅赈灾接收办公室传出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该省共接收雪灾捐款1.06亿元，而实际到账仅7383万元。也就是说，有3000多万元完全是赈灾“空头支票”。冯仑认为，出现这些情况是因为国内民营企业的企业公民责任都是由老板一个人决定的，跟公司没有关系，跟公司的日常行为和公司治理没有关系。老板之所以会这么做，是着眼于他的商业利益的考虑，屈服于周边道德压力的体现。西方企业在这方面做得显然比中国的民营企业要好得多。在西方，履行企业公民的责任被当作公司治理的一个目标。

冯仑认为西方企业的做法与中国企业有几个不同的地方：第一，他们有一个长期的公益战略来确定他们公益的重点、方法、人才和经费，而不是某一个领导人随机决定的事情。第二，他们所有公益战略的实施都要经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决策程序，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比如说每年拿出多少钱来放在公益基金里面，这得经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然后再做出预算，每年按照这样的步骤来实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突然发生了地震，突然发生了水灾等，这种公司要重新调整预算的程序就相对复杂。比如说东南亚海啸来了，可能很快让你捐，但程序和约束不能随便动，预算不能临时改，是要有一套程序来评估这个钱应该给谁的，所以跨国企业的善举往往反应稍显迟钝。第三，他们实施公益的时候强调全体员工的参与，重点是对员工的训练和价值观的培养，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员工训练层面上会下很大工夫，同时会给员工时间，按照公益战略推动员工做自己喜欢的公益，使之成为公司内部员工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守则，而不是老板一个人的事情。

经过对比，冯仑选择了西方公司的治理模式来履行万通的企业公民责任。他在2008年新年献词《欢呼企业公民的时代》中表示，万通将“在履行企业公民的过程中将企业公民的核心价值观灌输给员工，从而将正确的价值观渗透到公司的各个方面”。

现在很少有企业能将履行企业公民责任纳入公司战略，在战略定位、战略目标和战略实施等方面给予充分阐述和有力地推动。很多人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家的慈善行为。但是，在冯仑看来，企业家慈善行为并不等同于企业的社会责任。他说：

目前，民营企业进行企业公益活动时个人色彩往往比较重，所以究竟这个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员工集体的意识和公司的价值导向，还是老板个人的偏好？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一些有影响力的，包括一些有影响力的民营企业，它的老板个人在慈善榜上总是有名，但公司实际上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做得并不是特别好。

冯仑认为，避免将企业家慈善行为与企业社会责任等同，应当采取的唯一选择就是将履行企业公民责任完全纳入公司的战略，使之与公司的经营目标和股东的长期利益协调一致，相得益彰。为此，冯仑说道：“国际经验表明，要使公司战略与企业公民责任很好地协调，必须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公司管理四个方面进行具体规划，并且采取相应措施予以落实。”

关于重视公司治理，冯仑认为，公司应当不断检讨和完善自身的治理结构，依法依规依照公司章程履行企业公民责任，应有专门人员负责企业公民事务，在董事会成立企业公民委员会，建立和完善企业公民方面的信息披露制度。万科提出“变革先锋，企业公民”，并且通过股东会议决定拿出企业利润的1%来履行企业公民责任。万通也通过股东会议决定成立独立的万通公益基金会，每年由营利事业拿出利润的1%捐给基金会，都是在治理结构上确保有效履行企业公民责任的积极努力。公司治理可以使企业很好地履行企业公民的责任，这体现了万通在治理结构上确保其能有效履行企业公民责任的积极努力。

企业在履行企业公民责任时能否得到员工的支持和认同非常重要。企业在履行企业公民的过程中必须将企业公民的核心价值观灌输给员工，不断对其进行教育培训，从而使所有员工发自内心地接受和热爱企业公民的活动，随时随地互相激励和监督。

创造财富，完善自我

只有企业逐步由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变为在创造利润依法纳税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劳工利益、环境保护、社区利益，更多地履行企业公民的责任，和谐社会才能获得持续动力并取得成功。

——摘自冯仑2008年新年献词《欢呼企业公民的时代》

冯仑认为，企业在创业之初就肩负着社会责任。他曾列出万通九条基本理念，其中第一条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以企业为本位，创造财富，完善自我”。这条理念表达了冯仑办企业既追求个人完善，同时还希望能够造福于社会。无论是在冯仑的思想中，还是在万通的战略里，时刻不忘要履行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

万通从1994年就开始逐步系统地投入到社会公益活动之中，捐赠建立“希望小学”、协助高校培养博士人才、与地球村等NGO合作环保项目，参加阿拉善生态协会、每年的“感恩日”和“生活节”活动、组织员工参加慈善事务，在所有产品和服务中全面贯彻国际通行的绿色标准等。

2008年，万通的上市公司“万通地产”以“绿色公司，企业公民”作为公司年度经营管理的主题。冯仑在一次媒体采访时指出，地产商应当承担更多的企业公民的责任，否则迟早会被淘汰。冯仑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人们对房地产企业提出要有更多的社会责任，要求他人承担企业公民的责任，注重环境、社区，包括对投资者还有其他的弱势群体要有所关照，对个人消费者也要有一个责任，要维护社区和谐，也要有一种道德投资，你要投资好企业，而不是只要赚钱就投资，而应该是投资那些富有成长、承担更多责任的企业等。

冯仑希望房地产公司企业在今后能够对社会履行更多的责任，为此他还特意写了一篇名为《欢呼企业公民的时代》的文章，这是他作为万通领导人的真实想法。他对企业公民形象非常关注，也更好地履行了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

冯仑认为房地产企业要站在“大我”的立场做公益事业。有一次，冯仑在给中国房地产协会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由于我们过去没有经验，或者企业小，出于本能，只要对企业不利的东西，我们就说不好；对自己有利、赚钱就说好，这是“小我”的立场。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开发商，不能只站在“小我”的立场，还要站在“大我”的立场——行业的立场、消费者和中国经济整体发展的立场。

冯仑认为“小我”就是不负责任的立场，是没有公信力的立场。他从1997年开始就一直在想怎样把企业做得更健康，这是对宏观经济反应最积极的一种办法，是正确的“大我”立场。

冯仑的观点与很多著名企业家不谋而合，比如比尔·盖茨和李嘉诚。比尔·盖茨在其自诩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演讲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创造性资本主义”，倡议企业界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使自己公司的发展和产品更加有益于社会。他还宣称自己名下的“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将捐巨资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农户生产。

李嘉诚在获得中央电视台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特别荣誉大奖后说道：“士农工商都是国家的基础，作为企业家不但要在竞争压力之中脱颖而出，更要懂得怎样做人文、公益和慈善的角色。”他还说过这样的话：“‘富贵’两个字，它们不是连在一起的。其实有不少人，‘富’而不‘贵’。真正的‘富贵’，是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能用你的金钱，让这个社会更好、更进步，让更多的人受到关怀。内心的富贵才是财富。”(www.xing528.com)

冯仑认为，中国发展企业的社会责任虽然只有短短几年，但是中国企业学习和进步的速度非常快，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企业已经意识到这是它们长期竞争力的组成部分，不能把它跟公司的商业活动截然分开。这样的一个共识对于中国未来的商业进步来说，包括社会的进步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进入企业“公益时代”

我主张企业公民的边界既不是窄到企业内部，也不是宽到了无限，而是界定得很清楚的直接利益相关者，企业按照这个范围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履行企业公民的责任，这样才能保证公益事业正常、积极、持续、有效地不断推进并发扬光大。

——摘自冯仑著作《野蛮生长》

虽然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是在其他方面，一些问题的存在仍然制约着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

第一个问题是履行社会公益的法律不完善。

冯仑在《万通》发表的文章《公益新战略》中指出，目前国内建立一个公益机构，相当于二十多年前建立非公经济、民营企业时面临的体制环境，在审批规范、管理制度方面，在人才培养上都是这样。企业即使打算履行企业公民责任，也会不知所措。

另外，目前国内公益基金的法律环境、政策不完善，阻塞了企业做公益事业的道路，企业创办公益基金的积极性也受到了很大的抑制，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包括民营企业对积极推动公民责任和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理解很不成熟，造成一些行为上的偏差、道德上的误解以及不良影响。

比如发生在王石身上的一件事就值得让人深思。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王石第一时间就以个人的名义捐献了200万元人民币，三天之后，王石在博客中写了一篇名为《毕竟，生命是第一位的（答网友56）》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写道：“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应成为负担。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因慈善成为负担。”

没想到这些话却遭到很多人的质疑，那些人觉得王石怎么会这么说话，好像变得冷漠了。王石和万科多年来建立起来的形象受到了很大的损伤。后来王石迫于舆论的压力，选择了开口道歉以平息事端。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时万科捐了200万之后，一个帖子说别人的都是2000万、3000万，说你们捐助得太少了，我就对这个帖子来进行回答。我说200万是不少的，而且200万是合适的。之所以这样说，实际上……当时情况是这样的，万科每年股东大会授权的做公益活动的费用是1000万，我们做低收入住宅2008年度的是拨了500万，冰雪赈灾是100万，后来又拨了一次200万，实际上只剩下授权的200万，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把这200万元捐出去了，这是当时的一个实际情况。当时观点比较对立，我就来谈了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就是不提倡去攀比，也不提倡高调。但就这个回答来讲，显然浇灭了很多网友的赈灾热情。现在随着时间推移来反省这个事情，觉得是在那个时间、那个特殊情况下、那样回复一个帖子，是非常不适当的。”

当大家对他有误解的时候，他没有解释，只是道歉，而且到现场去，最后说服股东追加捐款。后来万科宣布公司以1亿元资金参与四川地震灾区的临时安置、灾后恢复与重建工作，这场风波才平息下来。

其实，企业捐多少钱完全是企业的自由，没有法律规定必须捐多少钱才算合理。难道王石做人真的就是像被网民谩骂得那样吗？作为王石的同行兼好友，冯仑对王石可谓非常了解。在王石遭遇网民非议之后，冯仑在文章中为王石打抱不平：

据万科披露，王石这5年的合法税后收入是1900万元，在地震之前他已经捐出去1200万元……至少我认为他离圣人很近了……算账才发现，（王石这5年收入的）2/3都捐了。……我问一个问题，你们还想要中国的企业家怎么做？你认为王石应该每个月只拿1000元钱的工资吗？你不为他感动吗？

王石一直是一个积极从事公益事业的企业家。理性地讲，万科开始时捐200万没有任何不妥之处，而且王石的解释也并不是没有道理。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我国履行社会公益的法律并不完善，才使得万科这个民营企业在道德上被误解，企业的名声也受到了影响。

第二个问题是专业公益人才非常稀缺。

为了更好地履行企业公民的责任，冯仑打算成立一个专门的万通公益基金会，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没有专业的公益人才。冯仑觉得做公益这件事要做就要做到最好，所以必须要找到最好的人才。后来冯仑终于从跨国公司找来高中先生，让他担任万通公益基金会的副理事长、秘书长职位。高中任期结束之后，万通又请来公益人才领域的“海归”李劲，来担任万通公益基金会的新一任秘书长。李劲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公共政策硕士。通过这件事情，冯仑认识到目前我国的公益人才缺口比较大。

所以冯仑在《公益新战略》中特别提出，公益人才在未来也是非常稀缺的人才，所以我们要花时间培训自己的公益人才，同时也要选拔社会上优秀的公益管理组织的人才。实施一个好的战略要有经费、有目标、有战略，更要有人。

公益专业人才缺乏这个问题目前很受关注，一大批社会各领域的人士都在积极努力改变这一现状。比如功夫巨星李连杰就一直热心公益事业，他认为未来20年中国要有10所公益大学，培养的人才方能符合大国的发展趋势和需要。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他很早就注意到了一个问题:香港直到今天，每遇灾难，捐助行动都会重复20年前的做法。

李连杰说，灾难来了，媒体开始报道，当死伤越来越多的时候公众人物就出来呼吁捐款，捐来的钱经过良性运作，等待五六天，加上休息日差不多十天才能到位。钱到位后要给谁还不清楚，而这时灾民已经错过了救援黄金72小时，最需要帮助的前10天也结束了，这笔救灾款变成了灾后重建款。最后钱到底给了谁，去了哪里，到底透不透明，似乎都是一笔糊涂账。2005年从印尼海啸中逃生后，李连杰就下定决心要创立壹基金。此后两年，他积极开展行动，他说：“我是在全世界取经，从洛克菲勒基金到国际红十字会，学习如何做到能好心而合法。因为社会制度不同，西方有很多先进的经验我们不能全盘照搬。”他还透露打算成立公益研究院，乃至于未来要有公益学院、公益大学。

万通的美丽新世界

我们现在只做一件事情，在公益事业中我们一心一意做环保。按照这样的公益战略，我们的目标就是实现国际上的绿色公司的标准。

——摘自冯仑文章《公益新战略》

冯仑指出，万通能做的公益项目应该是具体的、可复制的、可量化的项目，因此他把万通的公益战略定为以推动节能环保的事业为主。他说，天下的公益事业非常多，要做的公益也非常多，做不完，万通也不可能都做。万通现在只做一件事情，在公益事业中一心一意做节能环保。按照这样的公益战略，万通的目标就是实现国际上绿色公司的标准。

当今社会，能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商业伦理、社会和谐内在需要的演化发展使绿色公司渐已成为追寻国际最优秀公司的方向，于是很多国际大型企业走上了“绿色环保”的道路。2006年5月，通用电气宣布将已经实践了一年的“绿色创想”战略在中国正式推广，这一举动被认为是跨国公司涌进中国绿色产业的征兆。通用不但与国家发改委签署了环保合作谅解备忘录，还和清华大学签订了有关能源与环境研究合作协议。它承诺向中国提供环保节能的绿色技术和产品，在未来五年内投入500万美元研发资金，并为2500名中国经理人和政府官员提供管理和领导能力培训。

2007年6月，IBM宣布启动一项名为“绿色创新工程”的业务计划，这项计划年耗资额高达10亿美元，主要是通过新产品和服务，帮助IBM及其客户大幅度降低数据中心能耗，改造全球商业和公共技术基础设施，并使之成为“绿色”数据中心。在同年6月13日举行的北京节能环保展会上，东芝、夏普、爱普生以及兄弟等知名外设厂商均设立了自己的展台，一起展示了IT产品所带来的节能环保体验。

从以上的事例中可以看出，“绿色公司”已经成为目前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界新的商业伦理，具有一套执行标准和认证体系，这是在综合西方发达国家数十年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和执行经验以及大型跨国公司多年环境保护战略方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顶尖跨国公司多年战略性思考的优秀成果。对中国企业而言，要想在全球化和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在未来能有良好的发展，必须以“绿色公司”的理念来经营企业。

万通积极向这些国际化大企业学习，在《公益新战略》中，冯仑特意强调说，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使万通变成绿色公司。冯仑在《万通》2008年7月号文章《绿色公司 企业公民》中对“绿色公司”做出了解释：

万通所说的“绿色公司”的定义非常广泛。它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存——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和企业与大众的和谐共生。它包括：“环境表现”（环境认知和政策、环境影响评估、环境绩效、环境商业前景、环境保护公关、环境信息公开）和“社会表现”（员工关系、消费者、社会参与、社会表现）两大组成部分，是大众、消费者、员工和投资者对一家优秀公司研判的新系统和新标准。

2008年，万通地产为使企业的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得到更完美的结合，推出了自己的绿色公司战略，并以此来规范、指导和改造公司行为。万通以绿色公司的标准来驾驭公司的商业行为，塑造公司未来的长远竞争力，对于公司的未来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万通地产的产品正是按照冯仑所说的标准去做的。万通地产在材料选择、能耗以及排放等方面大做文章，尽最大可能减少对地球自然、人文环境的破坏。同时，万通地产在节能型、舒适性和成本相对控制等方面寻求平衡，为客户提供更具价值的产品和服务，做到令客户非常满意的程度。此外，在施工过程、采购过程、营销过程、产品交付后的二次规划过程等几个方面，万通地产也尽可能地按照绿色环保的要求去做。

如果把绿色产品比作绿色公司的“硬件”，那么绿色公司行为方式就是绿色公司的“软件”。对绿色公司的行为方式，冯仑解释说：“所谓绿色公司行为方式，是指在绿色公司价值观的指导下，公司对于员工、股东、客户、合作伙伴和社会的态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具体制订的制度和采取的行为。”冯仑在打造万通的“软件”方面也颇费苦心。

对社会，环保、公益共举。万通成立了公益基金会，专门负责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并将其制度化。此外，万通还制订了《公益战略规划》，全面、持续、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做好企业公民。

除了绿色产品和绿色的行为方式，万通把“绿色公司”提升到公司的价值观这一高度。冯仑在《万通》2008年7月号文章《绿色公司：万通的美丽新世界》中指出，万通地产的绿色公司价值观，就是把绿色公司所提倡的环保、节约、和谐和理性发展的精神奉为公司圭臬，以此为出发点，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全部行为进行指导，自我选择，自我约束。同时，也以绿色公司的价值观为坐标，对公司的全部经营行为进行检视、评判和完善，凭借系统制度的建设，保证绿色公司价值观的贯彻和执行。

在充分了解“绿色公司”这一国际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之后，万通地产以制度创新和战略领先的精神，领悟和实践绿色公司的价值观。万通地产从公司的日常管理，从股东、员工、客户、投资人、合作伙伴和社会等各个层面，以绿色公司的标准来构建公司制度，规范公司管理，提升公司产品。

万通地产的绿色公司价值观，是万通价值观的进一步发展，对万通未来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是整个万通地产绿色公司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在这里，企业的“利”与“义”实现了完美结合，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浑然一体，应该说，这是一个企业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

【延伸阅读】

对个人来，做慈善可以惠及个人；而对企业自身来说，不仅可以赢得人心，而且能够惠及各方各面，对企业本身来说做慈善不仅是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也是一种获得“收益”的方式。

首先拿海尔开分公司来说，海尔最开始的时候就向外界发表了声明：说到遵义来开分公司是为了帮助那里的群众，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而遵义市政府听到这个声明后，就免了海尔的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中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央税，这个是必须上交的，不能免的；二是地税，即地方政府收的税，这种税是政府可以自己免的，即便是地税只有百分之零点几，但对于海尔每年几亿的收入，这百分之零点几的税也是至少有几百万的）。

本来海尔最开始是准备在东北地区的某个城市开分公司的，但是遵义市政府给了它一块很大的地皮，那条街就叫海尔大道，这样就减少了它的开销。

再有就是海尔在对遵义市某冰箱厂进行收购时，对超过45岁的人进行工龄的买断，每月发放近两千块钱的补助，45岁以下老员工就可以继续在公司工作。海尔这样做既获得了优秀而忠诚的员工，又得到了社会的好评，这样让全部的员工都对海尔忠心，而且很努力地工作。

再有一个例子就是汶川地震的时候，“王老吉”捐了1亿元，这让广大的中国人民记住了它，即便是现在涨价了，人们吃火锅的时候还是会买。王老吉通过捐款不仅为企业赢得了好声誉，而做慈善对地震区的人们也是好事。

在日本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丰田这个汽车品牌，并不是说它有多么的好，但人们在买汽车的时候会习惯性地买它的汽车，而在日本与美国的汽车竞争中，美国的汽车到日本根本不能竞争过日本的汽车，那是因为丰田在日本的慈善做得非常好，它在汽车销售店的周围经常无偿地帮助群众，还举办慈善活动，当时美国的人并不懂丰田为什么这么做，但到日本与美国的汽车竞争的时候，这种优势就出来了，日本人就比较钟爱丰田车，因为在做慈善的过程中，丰田这个名字就已经深入人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