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沁的生平|世界著名法学家评传第一版

一、边沁的生平

1748年2月15日，杰里米·边沁出生于伦敦亨兹迪奇区一个富裕的家庭当中。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当地成功的律师，故而家资颇丰。他的母亲是安多弗地方的一个商人的女儿，婚前的名字叫艾丽西亚·格罗夫。杰里米·边沁有一个兄弟，叫塞缪尔·边沁，生于1757年，他是杰里米·边沁惟一幸存的同胞^[1]。在他们出生相隔的9年间，还有五个孩子出生，但都死于襁褓或者是幼年。他们的母亲在1759年，即边沁才11岁时便过世了。这些家庭情况促使杰里米和塞缪尔之间感情更加亲密，在后来成年后，杰里米曾尽力对塞缪尔一家百般照拂。

幼年时期的边沁，聪颖好学，身材矮小，深得双亲的宠爱。他的父亲很为这个聪明的儿子骄傲，而杰里米的早慧也确实异于常人。在蹒跚学步的年纪，他就被发现在父亲的书桌前读一本大部头的英格兰史，三岁时就开始学习拉丁语。父亲为了培养他，温习了希腊文，并亲自做小边沁的教师。

小边沁性格安静善良，喜爱阅读，尤其是小说和文学故事。喜爱故事传奇，这是一般孩子的天性，但是小边沁更加易感易泣。他自己后来曾经说道，“当我拿到一本小说的时候，就把自己当作书中的每一个人物。我想到他们的事情比想到自己的事还多。我曾为理查森所写的《克拉丽莎》哭过好几小时。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对《吉尔·布拉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为书中每一个人的幸福而感到幸福，也为他们的不安而感到不安。我非常喜欢《格利佛游记》，甚至要保证书中的故事都是真的，保证这不是传奇，也不是浮夸的故事，而是完全的实录。格利佛为了挽救小人国国都而被判死刑时的情节是十分动人的。我非常替他担心，尤其是当他被那些小人绑起来的时候，更是替他担心。当我看到拉其他人的处境时，心中是非常悲哀的。我也很不愿意看到我的同胞被描写成雅虎。”^[2]书中的人物故事对边沁的思想发展也起了很大作用。他后来说起自己印象最深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3]，“我在想象中把自己比作书中的主人公。在我看来，他是品德完美的典型人物。这本小说可以说是我整个性格的基石，也是我一生事业的出发点。我认为功利原理在我心里的第一次萌芽，可以溯源于这部书。”

[4]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三岁看小，七岁看老”。虽说未必尽然，但是从边沁来看，童年的善良和聪慧，一直保持到成年后也是如此。成年后，他立志为全人类谋福利，甚至可以说关心全球生物的生存状态。他反对虐待动物的游戏，尽管被世人嘲笑，他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问题不在于它们是否能不能说话、推理，而在于它们是否会感受到痛苦?受苦能力是拥有权利的本质特征。”

1755年，在边沁7岁时，他被送入威斯敏斯特学校，他在那里读了5年。在学校里，他毫不显眼。他的身体弱小，在体育方面不如其他同学，虽然加入了一个板球俱乐部，但是打不了板球。他的成绩很好，尤其擅长拉丁文和希腊文，同学常常请他捉刀。在10岁时，他甚至用希腊文给牛津大学基督学院副院长边沁博士写了一封信。因为秉性和善，他很少和同学争执，但这不意味着他生活得很愉快。很多孩子在学校里会从与其他孩子的游戏当中获得快乐，但是敏感早熟的小边沁不喜欢这些。他觉得不受重视，没有人理解他的想法或者是培养他的才能。在当时的学校里，体罚成风，他虽然没有挨过鞭子，但对此非常不满。他把当时的教育制度斥之为“独裁制度”，认为亟待改革。长大以后，他回忆起当年的学校生活，很不客气地说那等于是浪费时间。

1760年6月28日，边沁12岁那年，他在牛津女王学院正式入学。在当时，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学校和牛津女王学院是英格兰的两所最正统的国教中心，也是最时髦的学校，绅士们以在这两所学校就学为荣。但是边沁对那里的所见所闻，都感到厌恶。牛津毕业的名人恐怕数他最不喜欢牛津了。在中学里，他是闷闷不乐的，进入大学后，更是烦恼重重。牛津大学要求入学的新生在英国国教会的39条信仰纲要上签名，边沁认为，自己除非确信纲要所说的全是真理，否则就无法诚实地签名。学生们大多把同意39条作为一种事务性的手续，但边沁坐下来一条一条地考察它们。他发现这些条款有些是毫无意义的，还有些是和理性与圣经直接对立的。有少数大学生参与了边沁的行动，但他们不能深刻地明白这样做的道理，只有边沁能说出所以然来。虽然最后边沁还是妥协签名了，但却更激起他的愤懑之心。在多年以后写的书中，他愤愤地谈到此事，说这是强迫他按照伪君子的风格行事。他还认为，从教育角度讲，要求学生盲从而非追求真理，也是极其错误的。在校期间，父亲给边沁的生活费用很有限，边沁有时不得不举债度日，经济问题让他很是烦恼。更令他觉得可气的是，在别人眼中他只是一个样子古怪的小家伙。少年的他穿的是成人的短裤和镶边的衣服，确实有几分滑稽。他是个敏感的少年，对此十分在意。

除了生活上的诸多不如意之外，学业上他也觉得没有找到良师益友。他的导师姓杰斐逊。边沁认为这是个冷漠无知的人，惟一关心学生的事情就是不让他们有任何娱乐。杰斐逊的专职是教地理，其教学内容陈旧迂腐。“有一次他的讲课内容是这样的:‘君士坦丁堡在哪里?’然后就用一根棒指在地图上画着君士坦丁堡的地方。”文学方面，他教授西塞罗的《讲演集》，边沁早已能倒背如流，他却还要再教一遍。逻辑方面，这位杰斐逊先生拿着桑德森和瓦茨的书照本宣科。边沁认为桑德森的理论还不错，但瓦茨的书则是“老太太的逻辑”。杰斐逊根本不关心同学们的所思所想，或者学业有何进步。更可怕的是，不仅是杰斐逊如此，边沁认为漠不关心是那里导师们的共性。他们大半是“上午做一些无聊的日常事务，到晚上就打牌”，浑浑噩噩地打发日子。边沁后来很不客气地评价牛津大学的前辈师尊:有些人放荡奢糜，有些人抑郁乖僻，大多数人则是毫无生气。在这期间，只有安多弗附近的牧师达林先生是他惟一敬仰的人。

在与同学们的交往中，边沁也境况不佳。大多数同学行为放荡，沉迷于贪杯逐乐，个别霸道的同学还欺负年少的边沁。有一次，一个牛津大学的自费生请边沁吃晚饭。请他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那位先生却在归途上截住他，揍了他一顿，使他的眼睛上边裂了一大口子。另外有一个大学生常常抓住边沁的脚，把他提起来，让他的脑袋朝下。

牛津大学的求学生涯对边沁来说，虽然不是一段愉快的经历，但对他一生影响极大。他瞧不起那些虚伪的旧制度，“我认为谎言和虚伪是英国大学教育的必然结果，而且也是惟一的必然结果。”他热切地期待改革，自信有朝一日必能“打扫奥奇国王的牛厩”^[5]。

边沁的父亲，是一位进取心很强的律师。他对边沁寄予厚望，决定让他学习法律，学成后从律师做起。他坚信他的天才儿子某天必将出人头地，成为英格兰大法官。于是，1763年，边沁顺从父愿，进入林肯律师学院学习法律，并在高等法院法庭中做见习生。1766年，在他18岁那年，他取得文学硕士学位，结束了他的大学生活。结束学业后，他一度从事律师业务，在1772年第一次上庭。他所接到的第一宗案件是关于衡平法的一宗小案件。他在庭上第一次露面后就离开了，接着就结束了他的律师生涯。一方面，英国司法界的腐败状况使他非常厌恶，他曾激愤地表示:“欺诈的恶魔已向我显示了他的一切令人发指的罪恶，我发誓向它宣战，我的誓言已立!”^[6]另一方面，他认为，较之应该花的时间，实际司法却要花三倍的时间，三倍的金钱来完成。在边沁眼里，英国法律制度急需改革，他向着这个目标出发了，以他一生的工作，来推进改革的实现。

1770年，在《伦敦官报》上，边沁发表了两封为曼斯菲尔德勋爵辩护的书信，当时曼斯菲尔德受到了某些文人的恶意攻击。这是边沁第一次的出版物。

1776年，边沁以匿名的方式发表了《政府片论》。这本书是边沁系统地、有条理地把功利原则运用到政府理论上的第一次尝试，它采用“对《评论》的评论”的形式，对布莱克斯通的著作中的一个理论做了一个详尽的批评。这本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人们纷纷猜测这本书的作者是谁。许多人把它归之为名家手笔，例如曼斯菲尔德勋爵、卡姆登勋爵，以及邓宁，即后来的阿什伯顿勋爵。边沁无意于炫耀自己，但是他的父亲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向人们透露了实情。

《政府片论》问世以后，1781年谢尔本勋爵(Lord Shelburne，1737～1805)慕名前去拜访边沁。谢尔本勋爵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政治家，是边沁牛津大学的校友，陆军军官，国会议员。在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签署巴黎条约时，谢尔本勋爵被曾任命为条约谈判团团长，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两人相识后，因为志趣相投而成为莫逆之交。边沁常到谢尔本在湖区鲍伍德地方的府邸去住，并结识了以谢尔本勋爵为首的辉格党圈子内的许多社会名流。与谢尔本结交使边沁的事业发生了重大转折，他不再是当年那个无名小子了。他开始和莫尔莱和达兰贝尔等外国名流通信，他有不少拥戴者。他早期的门徒包括林德、威尔逊和罗米利等人。他们为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所折服，以后便逐渐形成了以边沁为精神领袖，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功利主义学派。

在完成《政府片论》之后，边沁开始编撰一部刑法典和宪法典。1780年，他完成了刑法典的导论部分，题名为《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写成之后，他自己的反思和朋友们的评论，都认为这本书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因此，他决定将此书修改完善后再予以发表。

在谢尔本勋爵的资助下，边沁得以从容地写作、旅游。1785年，边沁去俄国会见任沙皇宫廷总建筑师的弟弟塞缪尔·边沁。

杰里米·边沁的弟弟塞缪尔，是个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塞缪尔生于1757年，在14岁时给一个船匠当学徒，一直干了7年。在1780年，塞缪尔旅行来到俄罗斯，为波特金^[7]工作了很多年。起初，塞缪尔被聘为造船专家，但是他在俄国的职业给了他更多的机会来发挥他作为工程师和发明家的聪明才智，例如建造工业大机器以及试验炼钢技术。他设计和建造了很多新式船舶，包括一艘两栖轮船和一艘为凯瑟琳大帝建造的组装驳船。他还指挥军队在西伯利亚大败土耳其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最后，他来到波特金的领国，完成建设工厂和车间的使命。在那里，考虑到监督大量劳工的困难性，他构思中央监控的几项原则，并设计了圆型监狱来展示他的想法。生活中，塞缪尔以其个人魅力而著称，广受妇女欢迎——他几乎和一位俄国女伯爵订立婚姻，还有几段罗曼史。1791年塞缪尔返回英国，他一边在伦敦宣传圆型监狱的计划，一边继续设计用于圆型监狱里的机器装置。在此期间，塞缪尔结识了玛丽·索菲亚，她嫁给了他。在1796年3月，塞缪尔·边沁被任命为海军工程总督察，有责任维持和改善造船厂，因而需要环球做大量旅行。他的工作是不容易胜任的。塞缪尔那几乎无穷的创造头脑不断地产生改进的意见，虽然有一部分实现了，例如他在造船厂引进蒸气机，在造船厂的某些位置安装机器以取代人力。但是，他在海军部的上级并不热心改革，他的大部分建议以失败而告终。

边沁取道法国、意大利、地中海东岸和君士坦丁堡前往俄国。在俄国，他住了将近两年，主要时间是在他弟弟的工厂里度过的。在这期间，他撰写了一篇重要的经济学论文《为高利贷辩护》，文中运用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经济原则来批判斯密本人的政府干预高利贷活动的观点，主张彻底排除政府干预经济的一切活动，实行完全的自由放任政策。这是他短论中最著名的一篇。以后，斯密对边沁的批评心悦诚服，表示接受说:“《为高利贷辩护》一书作者很了不起，虽然他给了我很沉重的打击，但他打得堂堂正正，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8]斯密对年轻的边沁十分欣赏，支持其主张并赠与他自己的著作。不过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边沁建树不多，只是彻底信奉斯密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而已。

在俄国旅居期间，他在塞缪尔的协助下完成了他的监狱制度改革方案——圆型监狱(Panopticon)，并请塞缪尔制作了一座实物模型。

边沁对俄国不感兴趣，他认为这是个野蛮的民族，在文明上远远落伍于西欧国家。他觉得在这里他没有用武之地，于是，他悄悄地溜出了俄国的国土。

1787年12月，他来到柏林，取道荷兰回到了英国。他回到英国之后不久，认识了迪蒙(Etienne Dumont)。迪蒙是一位日内瓦公民，曾担任过日内瓦的一个教派的教长，由于政治纠纷被逐出他的出生城市。他是由罗米利的介绍而与边沁认识的。迪蒙不是一位深刻或富于创见性的思想家，但他却是捕捉和整理新思想的奇才。经他表述的文字，条理分明而又生动感人，这是深受法国文学与语言熏陶的人所具有的特色。这正是边沁所需要的，边沁每天写10至20页手稿，却从不加以整理。很快，迪蒙成为边沁的主要助手，整理和翻译过边沁早期的许多著作。后来，迪蒙又担任过米波拉的私人秘书。迪蒙虽然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或创见闻名于世，但边沁和米拉波的成功当中有他的功劳。

1789年，边沁终于发表了《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他构思此书达15年之久。他在序言里说，继这部导论之后，还要出版一系列的著作，详细讨论法律的各个主要部门。尽管边沁发现即使享有高龄仍然不足以实现他所提的计划，这部导论本身却已充分给他的权威和声誉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边沁一生致力于法律改革的研究和法典的设计，而非实际司法，所以他的收入非常菲薄，年收入只有100镑，他要节俭才能支付他独立的生活。1792年，边沁的父亲过世，在继承其父的遗产后，边沁的经济状况得到极大的改善。从此他可以在伦敦寓所里那富裕的生活环境中安心写作，为改良法律、为谋求人类的福利而奋斗。此后40年，他一直没有离开这里，他的寓所被称为“隐士之第”。威廉·哈兹利特(William Hazlitt．)曾这样描述他的后半生:“在最后四十年里，他(边沁)生活在威斯敏斯特的一个屋子里，俯览庄园，像一个他自己牢房中的隐士，把法律浓缩成一个体系，他还像一个思想机器……他的眼睛是敏锐、充满活力的，眼光不是从一个物体转向另一个物体，而是从一个想法转向另一个想法。他，很显然，是这样一个人，充满了精细思维和内在想象。他视周围的人如同夏日飞虫，漠不关心。他在冥想未来。他的眼中和耳中只有适合他目标的东西，或者一些前卫的结论。他在物色事实和过往的事件，以便把它们放进他自己的逻辑机器里，磨出垃圾和某些精妙理论的细末。简直就像磨坊主在他自己的磨坊里物色谷物一般!”

1789年，法国召开了著名的三级会议。边沁也满怀希望地构思着某些制度改革，以期能够在法国轰轰烈烈地实现。1792年8月，法国国会赠给边沁法兰西公民的称号，同时受赠的外国人还有汤姆·潘恩(Tom paine)，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在接受法兰西公民的称号时，边沁对法兰西内务部长的答词很有其个人特色。这里其他人更多的是按照习惯作为把法兰西公民称号荣誉接受，并致以简短的答谢，而边沁则是回了一封很长的信。关于他的不列颠公民与新赠与的法兰西公民之间可能的冲突。边沁觉察到两种政府形式的不同没有现实的阻碍，因为普遍的美德是任何地方所有政治行为的真正目标:情感和偏见将人类分开来，伟大的原则使他们联合起来。

边沁还曾经萌生了进入英国议会从政的强烈愿望，并且向英国政府提出了诸多改革计划。其中，他付出最多心血的莫过于圆型监狱了。这一计划在开始时很受欢迎。1792年，英国议会曾经讨论过。1794年，按照边沁的设计图建立一座监狱的法案被批准成为法律。那时还购置了一块宽广的地基，打算在植物湾^[9]实施;然而后来因为乔治三世坚决反对而化为泡影。

边沁更强烈的欲望是，希望立法机关委任他设计一个功利主义原则指导下的法典化体系，为此他积极向各国政府推荐自己。1820年葡萄牙起义后新成立的葡萄牙自由主义议会接受边沁的自荐，这对边沁创作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激励。边沁开始他一生中最为雄心勃勃的创作，而一旦开始，即使后来自由主义当政者的下台而导致计划破产，也没有减弱他为此目标奋斗的热情。

边沁的改革倡议屡屡受挫，使得边沁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导致边沁从博爱主义转向哲学激进主义，并全力鼓吹改革。1823年边沁出资兴办《威斯敏斯特评论》。这成为激进派的机关刊物。《威斯敏斯特评论》上的论文就成了向大众传播边沁主义学说的主要工具。

边沁现在常常被认为是伦敦大学的创立者之一，今天的伦敦大学学院的先驱。事实上，这不符合实际。在1828年，在边沁80多岁时，这所新的大学创立了，边沁没有参与创立的活动。然而，他参与的神话被亨利·通克(Henry Tonks，1862～1937)以壁画的方式永远纪念，在伦敦大学学院的主要图书馆的弗拉克斯曼画廊的圆屋顶上。据说，威廉·威尔金斯(William Wilkins，1778～1839年)，这所主要建筑的建筑师，在建造柱廊作为背景时，曾经提交方案给边沁指正。但这纯属假设。

虽然，边沁没有直接参与建立伦敦大学学院，但是他仍然有资格认为是它的精神领袖。许多创立者，特别是詹姆斯·密尔和亨利·布鲁厄姆(Henry Brougham，1778～1868年)，都极其推崇边沁，他们的规划中体现了许多他在教育和社会方面的理念。他坚定地认为，教育应该更普遍地推广，而不是像传统的大学只对有钱人和教会成员敞开大门，如牛津和剑桥。第一所英国大学对所有人开放了，无论种族、信仰或政治理念(只要他们能负担合理的费用)，伦敦大学学院努力实现了边沁对于大学的构想。边沁对这所大学非常有兴趣，并促成他的学生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1790～1859)在1829年成为伦敦大学学院的第一位法学教授。

在晚年，边沁还成了罗伯特·欧文在新拉纳克的企业的合股人——此企业的经营方针是要使工人的福利和雇主的财富增加调和起来。边沁还曾劝说友人帮助他开办一个新型的学校。这种学校将传授有别于书本知识的实用知识。他把这种学校称为“精选学校”。“精选学校”最后没能成功设立。

作为一个作家，边沁非常奇怪。他创作欲望强烈，产品也异常丰厚，却毫不在乎著作的出版以及他的著作的发表形式。他按照他在早期生活中形成的计划，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他写下大量手稿，然后把它们丢在一边从来不再过目。他思绪泉涌，一直被追求新思想的渴望驱使着，无法使自己停顿下来对已经完成的东西进行加工润色。对他这样的奇才来说，像老牛反刍般咀嚼已经吃过的干草，是极其痛苦的。他虽然写出了无数手稿，但大部分是半成品，有的不适合出版，有的无法出版，他就是这样，经常这部著作还没有完成就开始下一部。他以批判的精神来进行自己的写作和材料收集。一个可疑的命题会使他转到一条新的研究路线，当然这可能意味着另一部新书。按照他一位早年朋友的说法，他“总是从一个好的计划转到一个更好的计划。在此期间，生命过去了而一事无成。”迪蒙说:“我已经发现有时他甚至中止几乎全部完成的工作而构筑新的理论。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使自己确信某个似乎可疑观点的真理性。财政问题已经引导他研究了整个政治经济学，一些程序问题则迫使他不得不中断主要工作而探讨司法组织。这种类似于矿山劳动的准备工作非常艰巨。除了参阅有关手稿、目录及纲要，没有人能用它哪怕形成一个思想。”^[10]

因此，他的挚友、信徒及伟大的助手迪蒙的工作就必不可少了。迪蒙不知疲倦地将边沁的手稿集中在一起，整理编撰并译成法语出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边沁的一些重要著作的最早版本是法语的。通过法兰西这个学术交流的媒介，边沁的著作在西班牙、拉丁美洲等世界各地流传开来，所以边沁在欧洲大陆的成名要早于其本国。迪蒙是这样评价自己的工作的，“我的工作属于次要的一类，仅限于细节方面。在基于同一主题的不同观察之间进行选择，删减重复，给那些含糊朦胧之处以光亮，把那些属于同一主题的内容集中在一起，充实那些作者在匆忙写作中留下的空白等等，这些无疑是必要的。我所做的工作更多地是删减而不是增加，是压缩而不是扩大。交到我手中的手稿数量之巨是惊人的，我极力坚持在基本思想方面很少修改甚至原封不动，只进行加工润色而保持风格的统一。一个伟大的富翁只是让我为其照看经济。作为这项伟大遗产的管理者，我轻而易举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使命并努力付之于实践。”“在不同手稿中，我所做的改动是不同的。当我发现许多在不同时间、用不同观点完成的有关同一主题的论文时，就认识到有必要将其协调一致、镶嵌在一起，从而形成完善的整体。作者也许把一些偶然的作品抛在一旁，现在不再感兴趣，甚至不能领悟了。由于不愿意全部丢弃它们，我像对待一个被废弃的房屋那样将其拆散肢解，找到每一点值得保留的东西。当作者把某一思想表述得太深奥、玄妙，我的意思不是太晦涩，而是太枯燥时，我就尽力更详尽地发展这些思想，通过应用、事实、例证来阐释它们。有时我也自己裁量消除一些外表的装饰，有时还必须写出某些章节，但总是追寻作者留下的线索和笔迹。如果偶尔我受到一些其他思想的诱惑，而这一任务的困难性也足以使我回头，适度地估价我自己。”^[11](www.xing528.com)

除了迪蒙外，还有其他许多人帮助边沁编辑出版著作。边沁很少参加社交，由于写作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离群索居，但是他和朋友们的友谊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仿佛冥冥中自有天命，在边沁的漫漫一生中总是不断的有相助者来到他身边。1808年，边沁结识了詹姆斯·密尔^[12]，此后他们携手并进，追求共同的目标。同时，作为坚定的民主主义者的詹姆斯·密尔，也给了边沁深深的影响。但他还是有几分刻薄地评价密尔的民主主义立场。他说:“密尔是民主主义者，那并不是因为密尔有所爱于多数的人，而是因为他有所恨于少数的人。”^[13]密尔是一个贫穷傲岸的苏格兰人，边沁由于常受人恭维也颇有些自得，所以他不喜欢密尔那种自负态度。这两位朋友都感到相互交往不宜过勤，有一两次密尔几乎打算与边沁完全断交，但在实际上事情从来没有发展到真正争吵的地步。

詹姆斯·密尔编辑修改了《行为动机一览表》(1817年)，并根据作者的手稿整理了《司法证据原理绪论》(1812年部分刊印，后在《著作集》中发表)，他的儿子约翰·密尔编辑了5卷本的《司法证据原理》(1827年)，约翰·鲍林根据作者的口授，写了《道义学》，而且还成了边沁传记的作者和他的《著作集》的编辑。这样一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就是规模宏大、条理井然而且文句优美的文章了。

边沁的学术生涯成果卓著，但他的私人生活却非常简单。虽然不止一次的被提亲，但杰里米·边沁一直保持单身，也没有自己的孩子。他对自己这样的生活状态非常满意。他很少进入社交界，每天奋笔疾书，为实现他心中的理想勾画蓝图。他的生活极有节制，而且经常运动，所以体格强健，体力充沛。他喜爱动物，有几只猫特别受到他的宠爱。有一次，当他把英国政治家比作猫时，他向猫们道歉，因为他觉得这样是贬低了它们。哈兹利特说，边沁对自己总是不自觉地忽视，很有幽默感，智慧而又不张扬。他有一颗慈善的心，爱钻研宇宙万物，思索人生百态，冥想人类命运。在疲劳的研究之余，边沁先生也会偶尔放松心情，弹奏一架精美的老风琴。他欣赏贺加斯的作品。他把木质的器具放在车床里练习，想象他能够以同样的方式改变人们。

由于早年丧母，边沁和惟一的兄弟塞缪尔特别亲近，加上边沁自己没有成亲，因此他和塞缪尔一家的关系是其家庭生活的重要部分，虽然后来也曾弄僵了。

起初，兄弟两家关系非常密切。塞缪尔由于公务繁忙，有时无暇写信给兄长杰里米·边沁，他的妻子就花了大量时间来帮助他完成这类通信。当塞缪尔一家在俄国时，杰里米和塞缪尔及玛丽·索菲亚继续保持频繁的通信往来，同时也没有忘记这些孩子。边沁对这些孩子的成长十分关心。有一次，他给孩子们寄去了一些金表，同时完全知晓在同胞间公平地分割宠爱是很难的，因而告诫道:“我认为，解决争端的最好方式是抽签，如果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的话。”侄子侄女们也写信给他们的伯父。其中的乔治·边沁因为后来作为植物学家成就显赫，他的书信就被保留下来，而他的兄弟姐妹的书信一般没有留存。乔治在第一封给杰里米·边沁的信中，很详细地介绍他们的学习状况。他说除了理论教育，孩子们还接受了更多的实践学科，包括园艺，这一直是他们母亲的特殊爱好。

当塞缪尔一家搬到法国一所名为Restinclières的庄园时，杰里米的来信中，对乔治能否胜任庄园经营人的角色表示怀疑，他希望把乔治培养成一位绅士而非农夫。他的信中写道，“你们以宠爱而期待目光看待乔治，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他的生活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优秀的绅士:他还没有脱离上层社会，从一个优秀的绅士转变为一个农夫，一个成功的，焦虑不安又要时时专注的农夫，这个转变是可靠的还是让人焦虑悔恨的，很成问题。”

塞缪尔一家在法国安定下来开始了新生活，他们依靠杰里米给他们从英国邮寄东西，在这一点上他们有点过分。在法国度过的12年里，他们频繁地向杰里米索要希望寄来的物品——从种子、农具、家具到书、牙签、珠宝。保存下来的两兄弟的通信中，很多是有关这样的“委托”。在1821年1月一封杰里米给弟弟的信中，怒火爆发了。“我兄弟把我的帮助转给了他妻子，他妻子又转给了她的某个女儿，她则在她的委托上写上布丁，可怜的已经73岁的老伯父都快累得散架了，为了满足上面的内容，在不同的经销商和可以找到的朋友之间奔波:不要忘了姜饼和牙签，好像法国没有足够好的糖果，没有可以剔牙的羽茎。你们的要求都快压坏拉货的老马了。我现在时常懊悔悲哀，每当我想到，我要为全人类服务的愿望被曲解成为满足一个家庭的琐碎要求，对他们，我希望也相信他们之间是彼此喜爱的，但是如果他们除了自身，其余全在海外的话，牙签和姜饼同样易得，他们对这样的要求也一样会介意。”

人们可能会同情杰里米·边沁，在工作中被这样来自法国的不断的要求搅得心烦意乱，有些索要也过于琐碎了。和全人类的福利相比较，一个家庭的委任的确显得无足轻重，不可否认，杰里米·边沁认为自己要为全人类的福利而服务。(他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个问题。)在早期他就决定不做律师，而宁可花时间写作，就是为了服务于全人类。他一直单身，没有家眷，独居的生活方式使他得以献身于全人类。来自法国过多的打扰显然让他十分生气。此后，他对塞缪尔一家的那几个女孩冷淡多了。杰里米对侄女们没什么兴趣，一度还称之为“懒姑娘三重奏”。

1823年，有一次，乔治和他的姐妹一起去伦敦游览，他前往拜访了杰里米。但是，边沁只邀请乔治一个人，不包括这些姑娘们。在乔治的自传里，乔治做了如下记录:“晚饭过后，他留我到11点，和我谈起了我的姐妹，他自己的工作，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我不知道，以后他是否会被劝服见见我的姐妹，但是现在他说，他决定不这么做。他说，他可能会喜欢她们，也可能不会。为了防止争吵，他不愿意见她们，他和她们会面不会愉快的。如果他喜欢她们，愿意见她们一两次，那样就会带来离别的痛苦。但是我想，这只是他不愿意见我或者其他人的一个好借口罢了。我希望，无论如何，他能早日改变决定。”

边沁对他侄女的冷淡态度和他与乔治的关系形成鲜明对比。边沁十分看重乔治，因为乔治的关系，边沁关于遗产继承的构思发生了改变。

在1789年，在他的著作《几种新财政来源》^[14]中，他建议法国新政府应该提高旁系亲属继承遗产的税收。杰里米·边沁写到:“为了保存财产……让孩子们继承他们父母的财产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兄弟间继承遗产是否也是同样必要呢?更别提让侄子继承伯父或叔父的遗产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兄弟是自父亲之后惟一的正式的受赡养的对象。这样的依赖关系在叔侄间并不存在，叔父有他自己的小孩，侄子依赖于他自己的父亲。如果侄子是一个没有财产的孤儿呢?但是，有这么多没有叔父的孩子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如何为所有的孤儿做好保障呢?”

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杰里米·边沁还没有任何侄子，所以这些问题对他来说只是理论上的问题。多年后，当他有侄子的时候，他的想法就改变了。在他自己多年后的著述中，他说穷困的侄子从伯父的财产那里不能得到一丝帮助，是可怕的。在兄弟和兄弟的孩子间，有一种天生的财产共有关系。此时，塞缪尔的大儿子小塞缪尔·边沁已于1816年过世了，乔治·边沁是杰里米惟一的侄子。

当乔治对伯父可能给予的经济援助希望愈加渺茫之后，很显然，他必须学会谋生。他决定进入林肯律师学院，培训成为一位律师。这个决定引起了他伯父的强烈反对。乔治后来回忆道，当他告诉杰里米他的决定时，杰里米回答道:“哦，是吗?如果你必须要从事虚伪的职业来谋生的话，那我们之间就不要再往来了。在从事法律实务时，你一定会学会虚伪，而哪里有虚伪，哪里就没有我的同情。我们没必要再在一起了，我们最好分开以免争吵。”

乔治回答说，他没有自己的钱，父亲在世时虽然过得很舒适，没有打算存钱，但是最终他不得不自己谋生。

杰里米对此答复是:他再三指出他为了公众的利益放弃了一切，他觉得乔治也可以这么做。他还暗示，两三年后乔治可以从他那里继承足以过活的财产。毫无疑问，杰里米边沁不明白他的侄子为什么不过和他一样的生活——节俭、孤独、献身于公众利益。出于两方面原因，乔治的考虑完全不同于杰里米。首先，乔治没有独立经济来源;其次，他还是个年轻人，期待着，有朝一日，娶妻生子。出于这些考虑，杰里米希望乔治走和他一样的道路，有点不切实际。

这些商谈的结果是某种意义上的妥协，乔治同意花时间做他伯父的助手，同时推迟他的法律实务培训。乔治开始整理他伯父的逻辑文稿，最后还创作出他自己的作品，1827年印刷的《新体系的逻辑纲要》^[15]，他还整理了他伯父关于法典编撰以及其他主题的文稿。对乔治来说，比这项工作更愉快的是出版他自己的比利牛斯山脉植物目录，这本书在1826年11月问世。他还花时间帮助塞缪尔写作，关于各种船舰问题。

在1827年，乔治的谋生问题又一次提出来，部分原因是，按乔治所说的，他伯父的财产“日益减少。”有一次，乔治提出他应该花全部时间进行学习法律实务。杰里米的回答让他有几分诧异。乔治后来回忆道:“当我谈到这个话题时，让我吃惊的是，他完全同意我的想法，尽管一两天前他还完全禁止我考虑从事法律实务，但现在他和我的观点一致，排除了我提出的其他选择，也不提他的钱。”

乔治解释说，因为杰里米担心更进一步的金钱请求，杰里米的财政状态很不稳定，而且他觉得在这方面他对塞缪尔的孩子不太公平。这些原因结合起来，形成了这样的局面，杰里米不愿意再听到有关钱的话题。让人惊奇的是，他很狡猾，一发现话题谈到这方面，就马上转移话题。所以，与其财政上支持他的侄子，还不如祝福他的法律生涯。

然而，杰里米平静的接受过程并不长久。一个月后，杰里米要求他的侄子每天早上帮助他整理程序法典的稿件。乔治表示抗议，他认为法律学习的过程，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坚持。他已经开始着手了，就不要强求他放弃。杰里米被激怒了。乔治回忆道: “于是，他告诉我，如果我选择这么做的话，他马上就和我家完全决裂。争论继续下去，其间他极其愤怒，说起了对我父母的各种假象的抱怨，责备我破坏了我和他之间的约定……威胁我要改变遗嘱，简言之，所有刺耳不悦的话他都说尽了。要求我被迫在一些事上面肯定地回答他。简单地说，大约两个小时后，我们吵翻了，如果我不能对他的建议给予满意地答复，我们将决裂。而所有这些，我只有一两天的时间来考虑。”

这次事件至少反映了这位哲学家不太光彩的一面。乔治不太情愿地向伯父的最后通牒屈服，又一次中止了法律学业。

乔治又花了他的几年时间在他的伯父处工作，把时间在法律和植物学上分割。植物学，一直是乔治的最爱，直到杰里米过世后，当乔治确实继承了家里的部分庄园后，他才能自由地从事他真正的职业。

总的说，杰里米·边沁是一个有着公众美德的人，他关心的是全人类，和邪恶世界里的政治家、领袖、思想家打交道。日常家庭琐事会占用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他很少关注供养一群小孩这样的平凡家庭琐事，更别提小孩长大后就业、婚姻等重要问题。他也从未亲身体验过小孩死亡带来的悲伤，或者是为小孩的痛苦而痛苦。除了在1785年至1788年，他出门拜访他在俄国的兄弟，杰里米很少远离伦敦寓所，一直过着安静的隐居生活。他与外界的联系主要通过他的作品，他也很少会见他的信徒和崇拜者。虽然他的兴趣是国际性的，但是他的实际生活在一个很小的舞台里。

而塞缪尔的生活完全不同于杰里米，他要为自己和家庭谋生，还包括不同时期的三个非婚生女。这意味着许多实际困难，是杰里米这个单身汉所难以想象的。杰里米有点费力地帮助这个家庭，但是他也被这个家庭的要求所激怒了。塞缪尔不可能过着孤独的沉思生活，写下大量的道德和政治巨著，就像他兄弟所做的。但是，他更喜欢外出冒险，隐士的沉思生活不符合他的天性。所以，塞缪尔外出谋生，起初在俄国度过年轻时光，而后返回英国，在造船厂工作。在这方面，塞缪尔很少在家，比杰里米更多地抛头露面。当塞缪尔在外遇到困难时，在海军部以及第二次去俄国——官僚机构和工作压力带来的挫折和困难，——这些也是杰里米无法感知。这并不是说，杰里米·边沁的工作生涯中就没有困难，我们知道他也的确常常遇到困难，但是一个孤独的巨人，他的思想被排斥，和一个在人群中工作的人的挫折是完全不同的。

通过他的职业，塞缪尔把杰里米的思想包容进他的工作当中，使那些思想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这比杰里米独自传播这些思想要强多了。举个例子来说，边沁的著名的圆型监狱的创新思想，起初是塞缪尔的想法，塞缪尔在俄国波特金的庄园内监督工人工作时设计了这个方案，而后杰里米在他的系列文字中描述这个方案，众所周知，他还花了很多时间徒劳地想使英国政府接受这个方案。杰里米想在英国建造一个圆型监狱的计划落空后，塞缪尔在1805年至1807年出访俄国时促成了圆型监狱的建成。所以，圆型监狱的构思和制作也是塞缪尔的成就之一。

晚年时，边沁知名度很高，处处受人尊敬。1825年访问巴黎时，他得到了最殷勤的接待。一次当他走进一个法庭时，所有的律师都起立致敬，庭长让他坐到自己的右边。福瓦将军向边沁介绍自己，说了一句地道的法国恭维话，他说:“您的精神和著作从您的面容上就可以看出来。”

度过80寿辰以后，边沁感到日渐衰老。他的视力已经很弱，他会担心双目失明，其他的多种官能都有一定的损坏。有几个月时间，他一直在期待着天年的终了。

1832年6月6日，他毫无痛苦、毫无挣扎地长逝了。在他弥留之际，仍然不忘恪守功利原理，他对守候在身边的友人鲍林说:“我感到我快要死了，我们要注意的是必须减少痛苦到最小限度。不要让任何仆人到房间里来，要让所有的青年人都走开。他们看到这种情景是很难受的;他们在这里也无济于事。我当然不能单独地留在这里，你得留下来看着我，而且只要你一个人看着我。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痛苦尽可能减少到最小限度。”

边沁死后没有下葬。在1832年6月6日死前几天，边沁在遗嘱中请求他的遗体用香料防腐后，保存在柜子中。这个柜子在1850年被迁至伦敦大学学院，现在仍然存放在那里。目前，伦敦大学学院除了在图书馆保留了边沁的无数手稿，还依然存放着他的这件“有形纪念物”——著名的“自我肖像”^[16]。

毫无疑问，这个奇特的遗体，发生了很多传奇和逸事。现在，在伦敦大学学院的主要建筑中南部回廊的尽头，有一个木质的柜子，在这个柜子里，装着边沁被保存好的骨架，穿着他自己的衣服，顶着一个蜡制的头颅。“自我肖像”的大学委员会召开定期护理会议，现在由房屋委员会来推动这项工作。边沁的“自我肖像”也出席了，但是没有投票权。另一个故事版本是，边沁的“自我肖像”也有投票权，仅仅在委员会成员的投票平分秋色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肖像毫无例外地投票支持动议。

边沁起初打算，他的头颅也应是“自我肖像”的一部分，并且口袋里有一副眼镜用来装饰。不幸的是，当由子孙来保管的时候，过程完全错误，导致头部的面部表情丧失，使其毫无美感，蜡制的头颅因而取而代之。在以后的一些年头里，真的头颅和眼镜被放置在“自我肖像”的地面，在边沁的两腿之间。然而，对于一些顽皮的学生来说，这是个诱人的目标。它常常不翼而飞。最后，在用于足球训练的前庭发现了它。这以后，它被放在学院的拱顶，直至今日。

很多人猜测，为何边沁要采取这样的方式来保存遗体，有人认为是和子孙恶作剧，也有人认为是对于其自身价值的过高评价。可能，“自我肖像”更近乎是对于生和死的宗教感受的回答。无论边沁的真实动机是什么，“自我肖像”将是吸引讨论的源泉，并被保存为这位伟人的永恒纪念物。他的思想在当今的制度中依旧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