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说对社会的影响，旧有“男不读《水浒》，女不读《红楼》”之说。不准读，正是由于它影响太大。故此语虽出于保守的势力与心态，实则反而证明了《水浒》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而论影响，《红楼梦》其实是不能与《水浒传》相比的。因为《红楼梦》毕竟写成流通甚晚，影响中国社会的时间少了几百年。且《红楼梦》续书虽多，均不精彩，《水浒传》则大开侠义文学传统。不仅有《后水浒传》、《荡寇志》等续书，更有无数写山泽樵夫事迹的绿林帮会侠武技击小说，衍其绪余，蔚为侠义文学的巨观，迄今未已。可以说，现在的武侠文学仍与《水浒传》有复杂的关系，而现今世情爱情小说跟《红楼梦》的关系就疏远得多了。再者，《水浒传》对社会的影响不只是帮派黑社会盗匪造反者受其诲教，正常社会也推崇它所提倡的义气，以及反抗贪官污吏的价值观。我们在读中学时课文中就选有《武松打虎》、《林冲夜奔》等段落，显然对《水浒传》塑造的英雄人格，中国人的社会基本上都是认同的。相对来说，对贾宝玉这样的多情公子、混世魔王，评价就分歧极大。中国人社会中某些阶层某些年龄层可能对之颇为欣赏，但他终究不是我们社会上对一个男子的人格期待。从这几方面看，说《水浒传》比《红楼梦》影响更为深远，应非妄言。
但《水浒》与《红楼》一样，都存在作者难明、版本难考的境况。这本书到底是不是施耐庵所作，到底有几回，目前尚在众说纷纭中；对施耐庵（或其他哪位作者）到底为何写此大书的题旨宗趣，那就更难于考索了。
本书作者黄俶成先生对这些问题的基本看法是：（1）《水浒传》为施耐庵所作。（2）施耐庵之前，也有若干水浒故事、水浒戏流传，施耐庵将之整理消化，撰成《江湖豪客传》，也就是后来的《水浒传》。（3）《水浒传》以宋江等人聚啸梁山之事为叙述主体，但也有抗金义军张荣等人的影子。（4）施耐庵之所以写此故事，除了他生长兴化，习见水泊阳山之景，熟知张荣等义军事迹，又久居杭州，书会生涯与仕途遭履，又使之惯见水浒故事、水浒戏曲之外，尚与元末所谓“农民大起义”有关。张士诚起事及其部将诸事，大约也对施耐庵的创作有些影响。
作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耗时近20年，追踪调查，锲而不舍，其精神是令人佩服的。我拜读其稿，感其勤恳，亦愿略赘数语。
施耐庵究竟何许人也，旧日是个谜团，对于传统上施耐庵作《水浒传》之说产生怀疑，原先即由此而来。1952年公布《施氏族谱》、1962年发现施让地照砖，1982年发现施廷佐墓志铭，问题本应可借之澄清，但因种种因素，《水浒》研究界对此仍无共识。就像在《红楼梦》研究中，近年所出各项曹雪芹文物多有伪造之嫌，施耐庵文物亦有伪造处，故研究者多持谨慎。黄俶成先生则在这个部分用力最多，考辨也最清晰，可以令我们相信文物非伪、施耐庵这个家族确实世居兴化、甚至施耐庵也葬在兴化。(www.xing528.com)
不过历来关于《水浒传》作者之争，并不如此单纯，它还牵涉到许多其他问题。一是作者谈到的版本问题。据今存《水浒》的版本来看，确如马幼垣先生所说，明朝嘉靖以前并无《水浒》刊本。若《水浒》刊本即成于明代嘉靖以后，元末明初的施耐庵当然不可能写作这部书。黄俶成先生认为许多明朝文献都记载过施氏作《水浒》之事，故不能以目前未见嘉靖以前刊本即否定其为作者。这话当然有道理。但传说某书为某人作，而后世辨伪，把创作时间落下了几百年的例子，起码《伪书通考》中便有数百例，故话虽有道理，不相信的人也依然大有不相信的理由。
不相信的另一个原因，是《水浒》版本状况复杂。有繁本，有简本，有繁简合并本，繁本且无征田虎、征王庆两段。因此有些人主张简本在前，有些人认为繁本较早，有的则说繁简为平行独立发展的两个系统，或者觉得今存繁本之前更有另一繁本，或繁简交织扩充而成。这些复杂的状况，使人不敢轻易相信《水浒传》是一人一时所作。因为同一情节，例如征方腊，繁本与简本也不相同；书中前后观点、立场、叙述又均有不尽相同之处。黄俶成先生相信施耐庵作书，对此版本问题也有解释，但在这方面显然他还会碰到强硬的论敌。
《水浒》作者之争涉及的另一问题，是这本小说与宋金战争的关联。传统的说法，认为此书是根据北宋宣和年间淮南盗宋江及其弟兄的事迹而写成的。但王利器、张政烺、严敦易等人提出了另外一种看法，说此书与宋金战争有关，《水浒》作者把金灭北宋后各地方忠义军忠义人与金相抗衡的经过，组织编写而成这样一本书。此说在港台以孙述宇《水浒传的来历与心态》为集大成之作。依这一派观点，宋江未必驻据过梁山泊，而是山东河北一带的忠义人借这个地方象征忠义人的聚合，而《水浒传》就是流传在这些忠义人之间的故事，是强人讲给强人听的故事。如此说，不见得要否定施耐庵作《水浒》之说，但施耐庵的地位不同了，他只是一位编者。
黄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处理非常巧妙。他一方面延续传统的说法，谓《水浒》所述是宋江等人之事，但并不说死，只云施耐庵曾取材于宋江之事，依之进行艺术形象创造。另一方面，就把抗金忠义人的讲法也吸收了进来，说梁山后劲张荣抗金之事亦被施耐庵取为素材。此外再加上元末张士诚起兵的事迹。《水浒》事实上是把这些材料综合起来的创造。而梁山有水泊，张荣等人与金兵战于鼍潭湖及得胜湖，也是水泊；施耐庵自己所居兴化之水泊阳山亦为水泊，故他能以水泊这个意象来组织整个小说。这么说，糅合了几派意见且又能与他所考证的施耐庵籍贯事迹相结合，是很值得注意的。但也正因为糅合几派主张，所以其中还有些细部的问题需要跟其他各路讲法再做讨论。例如抗金义军说认为《水浒》故事主要流行于山东，讲说者亦以山东为主，黄俶成先生则反对此说，他所谈的抗金义军事集中在张荣身上，这是明显的差异。而抗金义军说在解释时又涉及了极多小说情节及意识内容的认定，如《水浒》一些人的来历。《水浒》为何特别写上曾头市晁天王丧命、忠义堂为何建在梁山上、小说为何袒道仇僧、为何敌视女人、其所谓义气究竟是怎么回事等等，这些在黄先生的解释系统中尚未处理，未能提出相对的解说来，所以说未来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黄先生的研究精神值得钦佩，他的考证及议论，对于揭开《水浒》之谜也确实具有价值，相信关心《水浒》的朋友都不会忽视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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