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韬略》导读：中国历史分裂时代概览

导读《三国韬略》

一

中国历史上共有七个分裂或分立的时代：春秋战国、楚汉之争、三国、南北朝、隋唐之际、五代十国、宋金对峙。

每个分裂或分立的时代，都是历史论述的焦点，原因有三：

（1）政权由统一趋向分裂，再由分裂走向统一，其历程起伏动荡，最具有历史的动态发展意味，足以观古今之变，了解国家分合兴衰之故。

（2）分立的时代，自然会形成对抗的张力，具有政策、人才、资源、方略等各方面的对比性，形势既足以动人，亦最便于比较研究。

（3）除了历程充满动态、内部又饱含张力之外，分裂的时代亦必充满了各类冲突，军事及非军事的冲突，引生许多故事，远非承平时代的平凡枯淡可比。

因此，不只正史对此类时代颇多着墨，演义讲史更是酷喜讲述它们，诸如《东周列国志》、《楚汉春秋》、《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五代史平话》、《残唐五代》等，都属此类。但在这其中，“春秋战国的时代太古了，材料太少，况且头绪太纷繁，不容易做得满意。楚汉与隋唐又太短了，若不靠想象力来添材料，也不能做成热闹的故事。五代十国头绪也太繁，况且人才并不高明，故关于这个时代的小说都不能做好”（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三国演义序》），南北朝及宋金分立则又属于不同民族的对抗，情况颇有不同。因此，真正具有分裂时代的典范意义，且具有充分讲述价值者，厥唯三国。

二

讲论三国，在三国才刚结束时就已成为热门话题。晋人陈寿（他本是蜀汉人士，蜀被灭后入晋担任著作郎）写《三国志》之前，已有夏侯湛写过《魏书》。其后孙盛有《魏氏春秋》、《魏略》、《魏武故事》、《魏名臣奏》，王隐、虞预、干宝都有《晋书》，习凿齿作《汉书春秋》，都对汉晋之间三国分立这段史事颇有论叙。吴亡之后，吴人陆机也写有《辩亡论》两篇，讨论吴国的兴衰。

由于三国史事如此受到重视，民间说话讲史遂也以此为大宗。据唐人李商隐诗的记载，唐代已有专门“说三分”的说话人，这是我国“讲史”类小说之始。到金朝，则有院本《襄阳会》，三国故事显然延伸到戏曲中了。元人杂剧中，演三国事迹者至少有19种以上。待《三国演义》出现，三国故事更成为中国人最熟悉的史事。三国人物如诸葛亮、关羽则被供奉为神明。三国人物与史事所显露的伦理精神价值，亦成为中国人处世之圭臬。

在这些讲论三国的材料中，有许多属于纯粹史学意义的史实辨正及史料考订。例如孙盛的《魏氏春秋异同评》，就是一部与司马光修《通鉴》后作《通鉴考异》一样的书，只是时代比司马光早了700年。其中对于各种史籍记载的矛盾、错落、异同颇有考证。此后这类工作迭有佳猷，重要著作甚多。因为三国鼎立，政治气氛甚为微妙，记三国史的陈寿本身又是蜀人，史料的选取、记载的曲直、评骘的是非，当然有很多可以争论之处，裴松之《三国志注》就引了几百种史籍来对它予以补充、印证和商榷，因此，有关三国史事真相的考辨和史料的厘析，早已成为史学界一个重要的领域。

相对于此种“史实的探索”，另一种着重“史事之传述”的风气，则流衍在上述说话及戏曲中。除了《三国志平话》、《三国演义》这类通说三国分立史的作品外，单独选讲其中一部分故事者，如说吕布故事的，有《虎牢关三战吕布》、《连环计》、《斩吕布》。说周瑜故事的，有《谒鲁肃》、《隔江斗智》、《哭周瑜》。说诸葛亮故事的，有《卧龙冈》、《博望烧屯》、《烧樊城》、《襄场会》、《祭风》、《五丈原》。说关羽故事的，有《单刀会》、《义勇辞金》……在传述这些故事时，它们也可能有所辨正考订（例如毛宗岗批本《三国演义》就批评“俗本记事多讹，如昭烈闻雷失箸，及马腾入京遇害，关公封汉寿亭侯之类，皆与古本不合”），但其重点并不在于史实的探索，而是对史事本身有兴趣，乐予传述。

这当然是因为三国分立时代饱含张力，人物事迹又富戏剧性，本身就是绝佳的讲述对象，是以特受青睐。

探索史实与传述史事者之间，因所关心的重点不同，所以颇有龈龉。历史学家偏于前者，往往指摘传达史事的戏文与小说悖离了史实。而传达者则认为史实考证烦琐无当大体，未能体会历史与其读者的互动关系，史事唯有在不断传述中，方能带给后人重回历史情境的感受与理解。这样的争论，相信还会继续延伸发展下去。

另一种，则既非探索史实，亦无意传述史事，而是对此史事史实施以“后设”的评论。

评论历史，主要对象有二：一是人物的评价褒贬，二是对历史发展中成败因素的分析。以袁准《袁子》中几段评论来看，有论“诸葛亮是什么样的人”的，属于第一类；有论蜀出兵伐魏与晋出兵灭蜀之事者，属于第二类。后者在比较蜀晋用兵之道以后说，“小国之虑，在于时立功以自存。大国之虑，在于既胜而力竭，成功之后，戒惧之时也”（见《全晋文》卷五五），则更是企图在评论史实时，由历史中寻找到对后世有所启迪的教训了。

三国人物，秀异者多，对之评价褒贬，在三国时期原本就存在着。如诸葛亮、庞统，虽未出仕，但卧龙凤雏之名已动天下。曹操对刘备也直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是因为在动荡的时代，英雄逐鹿，雄才者胜；三国分疆，得人者昌。故才性品评，特为当时所见重。其后胜败虽分，人物之优劣未定，史家评骘颇为参差。如张辅《名士优劣论》中即有论“乐毅诸葛亮之优劣”等文，更有一篇说：“世人见魏武皇帝处有中土，莫不谓胜刘玄德也。余以玄德为胜。”这样的评价便与陈寿《三国志》大异，远启后世《三国演义》的评价体系。《三国志》中谓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更是引发了后世无穷的争论，《三国演义》显然就是与它唱反调的。

至于对历史中成败因素的分析评论，则重点并不在于替历史人物找到一个公平的地位，而是希望由其成败等事迹中，替读史者发掘出一些有意义的教训。

探索史实、传述史事，都是属于一种客观论史的形态。无论它们能否真正客观，传述者与探索者都是为那一段历史服务的，旨在说明那一段史事的来龙去脉。但要在历史事件中寻找教训者，却是主观的。它论史的目的，不是想为那一段历史服务，而是想借着论述剖析那一段史事，获得对我们有益的启发或教训。故此乃为己而非为史的主观论史形态，其论述常表现出一种“后设”的趣味，是针对三国史事这个对象进行后设的批评及省察。

例如孙盛《魏氏春秋评》中对于蜀先主托孤、诸葛亮不裁抑法正、谯周劝后主降魏、郤正推崇姜维、孙权向魏称臣、吴主拜神等事迹施以评论。这些评论，都企图借着论议历史人物的功过，提出“礼贤举德，为邦之要道”、“帝王之保，唯道与义”、“仗道挟义，礼存信顺，然后能匡主济功，终定大业”等历史教训。

作为中国分裂时代典范的三国时期，由于内蕴丰富，故上述各种讲述三国史事的面向与形态，都发展得非常畅旺精彩，很值得注意。

三

讨论三国时期各种冲突形态，分析其成败优劣，明其战略与韬谋，属于评论史事一类。不但充满了后设的分析性，更深含着要由其中钩探出对吾人有意义之教训的企图。这种讨论三国史事的方法，也是源远流长的。

老子尝云：“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论三国史事者，许多人着眼于“正”的部分，认为汉末的衰乱，有其结构性的原因。蜀汉及东吴之所以终究无法统一中国，也有其客观限制。但同样是孤弱无力的刘备，在请到诸葛亮辅佐之前和之后，截然不同。可见基本国力纵使不足，用兵之道若能出奇制胜，依然事可有为。从这个角度看三国史，自然就会特别注意其中“以奇用兵”的部分。

何况，分裂时期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冲突。激烈的军事冲突，或外交场合上的折冲，乃分裂史中最扣人心弦之处。政权之衰，虽然原因复杂，但无战争则甚不易造成分裂。形成分裂之后，对立格局的维持，亦必然以冷战或热战贯穿之。一旦其中一方战败，分裂之局便告结束。故历史发展的脉络，主要是战争及换了一些形式的战争。讨论分裂史而不着眼于其冲突面，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看三国，尤其应注意这一点。

整个中国战略思想史，先秦乃开创时期，基本经典及观念、架构略备于此。进入秦汉以后，思想日益成熟，与匈奴和羌的对抗关系，为先秦所无，也增进了战略思考的层面。到了三国时期，战略思想既已成熟，时代局势又提供了驰骋用智的机会，人杰辈出，遂成为中国战略史上最灿烂的一段。

当时诸葛亮就曾赞叹曹操说道：“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隆中对》）又说：“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武。”（《后出师表》）事实上，曹操正是历史上第一位注解《孙子兵法》的人。据说他自己也写了《兵书要略》九卷、《兵书摘要》十卷。今虽不传，但陈寿谓其“博极群书，特好兵法”，殆无疑义。(www.xing528.com)

相对于曹操，诸葛亮亦为千古奇才，他的才华也同样获得敌对者由衷敬仰。我们看蜀灭亡后，晋人张辅称赞他足以比肩伊吕、远胜乐毅；袁准推崇他用兵“令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陈寿更编辑了他的文集，送呈晋帝，说他的功业“自古以来，未有之伦也”，希望皇帝能多多参考他的言论。凡此，都是极为罕见的例子。足以证明蜀魏对峙时，彼此都视对方为“可敬的对手”，智力相埒，奇谋迭出，历史乃因此而特见精彩。

除了曹操、诸葛亮之外，陈寿曾说过，诸葛亮当时“所与对敌，或值人杰”。东吴诸帅，魏晋之司马懿、曹真等等，俱非庸手，因此才能构成一个总体高品质的冲突时代，让人在其中汲挹到不少启发和教训。

四

一般所称三国时代，起自汉献帝初平元年（190），止于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共90年。这90年可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十年，为汉末黄巾起事，天下土崩；黄巾虽平，而分裂之势已成；再到分裂之诸侯逐渐归聚到三股力的时期。这个时期，主要的战争包括平定黄巾之战、群雄讨董卓之战、曹操打败袁绍的官渡之战等。这些战役，都以维持帝国之统一为目的。例如平定黄巾，是想防止汉政权灭亡。讨伐董卓，是因董卓专权，废少帝而迁都长安。曹操攻袁绍，是想维护中央之权威，所以他自认为：“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

但这种目的，却很诡谲地造成了国家分裂的形势，原因有三：（1）汉末政治腐败，衰乱之势，非强力所能控制。（2）曹操在北方收束已散之局，击败所有诸侯之际，孙坚、孙策父子已趁机在江东经略，袭皖城、破黄祖、兼并豫章，建立了独立政权的雏形。（3）曹操虽以维持汉室自命，以统一为目标，但在敌对者看来，却认为他只是“挟天子令诸侯”、“名为汉臣，实汉贼也”，加强了与之对抗的分离态度。因此，这一阶段可称为分裂局势的形成期。

第二阶段十年，是分裂形势的确立期。曹操本其统一之志，南下荆州，拟击破孙吴。赤壁鏖兵失败以后，不但孙吴得以固守其江东基业，刘备也获得机会开创其荆蜀事业。鼎足而立，三国正式对垒。

第三阶段十年，是三国形势的稳定期。三者都不再祈求统一，反而尽力稳固其势力，例如刘备袭取益州，北并汉中；曹操转而经营辽东、西凉。

第四阶段十年，则是曹操死，其子曹丕自立为帝，导致刘备也称帝自立，形势上已分立的三国，乃从名号上正式宣告汉统一政权的消失，三国时代正式确立，而且彼此稳定的关系再次冲突化。吴蜀争荆州。魏吴交好，魏封孙权为王，旋又交恶派兵袭吴。蜀则转而与吴和好，连吴拒魏。

第五阶段十年，诸葛亮殁，姜维继其遗志，联吴攻魏，但无甚进展。而三国内部逐渐发生问题，魏司马昭弒其主曹髦；吴将相失和，互相杀害；蜀亦奸佞当朝，姜维屡遭谤毁而无功，所以说这是三国鼎峙之局即将改变的时期。“魏”已将消失，吴蜀又乱，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即将瓦解。

第六阶段廿年，是三国复归一统的阶段。晋出奇兵灭蜀，继而灭吴。

在这六个阶段中，关键性的战役，包括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吴蜀争夺荆州的虢亭之战等等，在战史上都具有经典意义，后世各军事机构讲论战史，都要由此问津。

五

但是，三国时代的重要，不只在军事史、战争学层面，更存在于战略范畴。

前文曾谈到诸葛亮对曹操的称许，谓操智计过人，善于用兵。但曹操不仅败于赤壁，其所努力从事的统一大业亦终不能达成，历史朝向他所反对的方向走去。为什么呢？以他和诸葛亮相比，诸葛亮可能“应变将略非所长”，战术上比不过曹操，但战略性思考便远胜于曹操了。

试看诸葛亮在出山之际与刘备那一番被称为“隆中对”的见解，对基本形势的分析、长程战略的选择，都显示了他具有卓越的“大战略”眼光。后来他去游说孙权，预测赤壁之战若胜，“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也表现了他凡事均由大格局大角度来思考的特色。其后几十年，他一直坚守着他在隆中所提出的战略原则和路线方向，联吴制魏，以攻为守；其确立战略目标的眼光、贯彻长程战略计划的毅力，均令人叹为观止。

所谓大战略，并不仅指军事性的战略。军事性的战略是将军的事，大战略则是政治家的事。所以大战略或译为“治术”，指利用一切政治、经济、军事、心理力量以维护国家安全及利益的艺术，就像诸葛亮那样，能洞烛历史的进程，运用形势，创造力量。

此在古代中国，即称为“韬略”。

韬略之名，起于《太公六韬》及《黄石公三略》。古均著录属兵家，但《六韬》分为文、武、龙、虎、豹、犬六韬。《文韬》包含文师、盈虚、国务、大礼、明传、六守、守土、守国、尚贤、举贤、责罚十一篇，讲治国用人之道。《武韬》包含发启、文启、文伐、顺启、兵道、三疑六篇，讲战争的准备和军事战略。《龙韬》包括王翼、论将、主将、将威、励军等十三篇，着重军事组织人事等问题。《虎韬》有军用、三阵、疾战、军略、动静、火战等十二篇，讨论各种天候地形条件下的战术。《豹韬》含林战、分险、乌云山兵、乌云泽兵等八篇，论各种特殊战术。《犬韬》有练士、教战、武骑、战车、战骑、战步等十篇，谈部队的训练与指挥。可见其书包罗甚广，后三韬属于战术层次，第一卷为国家大战略，二、三卷则为军事战略。

《三略》分为上、中、下，自称：“三略为衰世作，上略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中卷差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故人主深晓上略，则能任贤擒敌。深晓中略，则能御统众。深晓下略，则能明盛衰之源，审治国之纪。”显然也不只在军事层面上立论。

为什么这些兵学名著，反而不集中笔墨论兵呢？原因在于中国古代之所谓兵家，意义并不同于现代之所谓军事家。兵家思想在中国古代九流十家之中，与儒、道、名、法、阴阳等并列，它当然不只是谈军事、讲作战练兵之道而已。所谓兵家，与法家、道家相同，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去认识人生，说明社会运作的原理与法则，提供人行事的方向与原则。道家从自然来立论；法家希望通过法治以整饬社会人生；名家分辨名实，谓凡事皆应循名责实；兵家则从“冲突”的角度来讨论处世立国之道。

人存处于社会中，或一个国家建立在世界上，必然会遭遇生存的挑战，与他人产生冲突。战争或兵戎，乃是此种冲突最明显也最典型的状态，故以“兵”概括之。《吴子・图国篇》云“凡兵之所以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德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此即冲突之所以起。冲突既起，如何处理之？兵家对此，处理的方式各有偏重，所以自汉以来，即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派。但不管哪一派，都不是纯军事作战观点。例如权谋，《孙子兵法》认为太上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攻城最下。又说：“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此谋攻之法也。”以谋略应付冲突，或利用冲突以取得利益，远比率兵攻城略地更为重要。其非纯军事学说，甚为明显。由此亦可知《三略》、《六韬》所谈为何也较偏重于非军事部分了。

三国时期的政治人物，活在这样一个传统中，运用韬略，兼括战略与战术层面，伐谋伐交，配合着伐兵攻城。其形势权谋之说，当然是极为丰富的。

六

《孙子兵法》、《六韬》、《三略》都偏于国家韬略，以国家为论述主体，因为它们所拟进言的对象是国君。但韬略兵家之学既不专属于军事战争层次，则处理冲突问题所论述的谋略，当然也就可以运用于一般人生的生活情境中。

例如人与人的社会性冲突，也可能起于争名、争利、积德恶、内部不协调而对外攻击，以及饥饿。对付这些人际间的冲突，也同样须运用权谋、审度形势、注意技巧，韬略学的基本原理自然也可运用于其间。

但是处理人际间的冲突，并非知识性的理解就够了。既为权谋，极其讲究因机化权、因势利导，其间阴阳变转、技巧洞远之处，必须相机而作，与境相生。这不是懂得一点兵学韬略的原理原则就办得到的。所以赵括善读兵书，带兵作战，却一败涂地，枉被坑杀了40万人。兵学韬略要能灵活运用，须有两种途径：一是经验。人事历练、江湖阅历可以帮助我们了然人情世故之机微，使我们懂得如何运用韬略，以化纷解难，旋转劣势。古人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者，即指此而言。二是利用一些具体的事例，来揣摩情境。如苏秦游说秦王失败后，即返家下帷苦读《太公六韬》，揣摩情境，后来方能游说六国成功。这是借着研究一些古人古事，观察他们处在什么情况下，作出什么反应，运用什么策略，揣摩其心境与手腕，以补救我们经验上的不足。韬略乃处理人世冲突之学，当然需要放在这些具体事例中方易于了解。

古人喜欢讨论三国人物的谋策，喜欢看“隔江斗智”这类戏曲，嘲笑蒋干盗书之愚、叹赏孔明空城计之智，都是这个道理。借着这个充满智能的时代所显示的那些具体事例，让我们获得了韬略的知识与能力。

可是，过去这些知识毕竟仍是零碎的，并无专门一书，把三国人物的韬略运用整体表出。所以喜爱观听三国史书者，对三国的历史发展、谋略机变，所知殊不全面。现在，徐兆仁先生把三国史事及人物，从韬略的观点，整理成《韬略心法》、《韬略库》、《韬略家》、《韬略史》四大部分，并附解说，后附世系表、官制表、地图、历史纪年表等。对于想认识三国历史发展中“人谋”部分的读者来说，自是一大福音；对于想从三国历史中汲取一些有意义的教训，学习到处世谋略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