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让我再举个例子略予说明，以便下个简单的结论。
继日本人从经典中学习“帝王学”之后，西方的管理思想也逐渐借助于传统经典。美国纽约哈特威克学院（Hartwick College）首先把经典作品融入管理教育的课程中。该学院经济管理系主任梅耶（Douglas F.Mayer）与克莱蒙（John K.Clemens）合写了《经典管理：世界名著中的管理启示》。他认为现代管理思想可以从经典中学到很多东西，例如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我们可以发现：
△他是提出运用现在所谓“走动式管理法”的第一人。柏拉图与后来的逍遥学派哲学家一样，深知领导特质不会从独踞一隅的豪华主管办公室里扩散出来产生影响。他经常在市场中与人辩论，这与涵养深厚的现代领袖所采用的公开领导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认为领导应是提出正确的问题，而非提供解答。他和苏格拉底发明了辩证法”，透过不断地质疑以求得真理。
△他也发现革新只有在小而亲密的环境里才能蓬勃发展，因此根据这种想法，限定了“理想”机构的大小。
△他认为新兴企业需要的领导风格，可能与守成的事业继承者所需的风格不同。
△他提出组织腐化的问题，并在如何刺激组织成长、缓和下坡颓势等方面，提供恺切的忠告。
△他发觉单靠资格不能保证工作岗位上的表现，于是首创评估中心的制度。“
因此，很明显地，“柏拉图的思考方式一点也不古板”。他虽不生于现代，却拥有与今天的领导人物相似的精神。同理，他又在莎士比亚戏剧中发现：“莎士比亚的作品同样富于领导方法的启示。以《李尔王》为例：错误的交棒、中央权力过于分化、未经深思熟虑就分派责任等种种愚行，剧中都有入木三分的刻画。再如《麦克白》，由于野心不加节制而使剧中角色付出昂贵的代价。”
他的这些分析，有两种功能，一是表明了现代人可从经典中学习到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又可直接应用于日常的领导问题；二则显示经典应获得新生命。他说：
或许有人会批评我们应用经典作品来解决日常的领导问题，未免有使它们“流俗化”之嫌，那他们就错了。这些作品本来就为供人阅读、讨论、了解与奉行。无论是国家、军队或企业，领导一直是历史上一股无所不在的力量。我们的前提是文学英雄能反映人性的优点、弱点，以及我们的管理能力；所以领导术与经典名著相提并论，非但不会使这些作品变得庸俗，反而能使它们因启发而获得新生命。
他的话，基本上是对的，但可以再予补充并修正，以作为本文暂时的结论：
（一）向经典学习／赋古典以新义：历史与当代的辩证
经典乃写于古老世代之物，然其所谓“永恒”、“不朽”，意义非如木乃伊之不朽那样，僵硬不动地搁在那儿，供人凭吊，以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不断与各个时代的人对话的。我们不断拿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困惑与需要去叩问它，它也提供了某些解答。正是基于这种关系，所以才会有人提出“要从经典中学习现代管理技巧”的办法。
现代人从古代经典中学习，发现经典可以提供给我们甚多启示，如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辩证法，即可提供吾人“领导应是提出正确问题而非解答”的启示。此固甚善，但苏格拉底所讲的，事实上根本不是指“领导”，他也最讨厌领导别人。故这种“向经典学习”，实际上是歪曲经典，仅图以使经典获得新生命、新意义的活动。经典是不朽的，现代人应向经典学习；但同时也是现代人使经典获得新生。“不朽”与“新生”完全合一；“学习”与“赋予”也同在一块儿。历史传统与现代解释之间的神秘奥妙，竟至于此。
（二）社会变迁／传统再现：思想与现代的辩证
管理思想的历史与当代对话，开展甚晚。因为本质上企业管理思想乃20世纪高度工业经营发展下的产物，与历史无继承关系，亦很难由历史遗迹中直接获得什么教训。商人及一般管理阶级似乎也不必具有古典哲学、文学的修养。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企业管理思想已逐渐走向人性化，走向社会整体共存的思维。且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现代人已无法只把商务工作看成生活中的一部分，企业本身成为这个社会文化构成的重要文化体，人也需要一套符合现代生活的企业人生观。现代管理思想为了满足这样的需求，即不能不寻求突破。从古以来，社会需求与思想发展，夙有密切关联，眼前这也是一个有趣的例子。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乃在此时提供了一个思想突破的启示，使管理思想注意到它与“传统”的关系，重新从经典中去发展新的管理思想。
传统文化（A），常因社会变迁而日渐为人所淡忘，为应付新时代新问题而生之（B）思想，乃渐渐为世所用。但又因社会继续变迁，更新的现代与问题，使（B）思想又支绌难当。为谋发展，上溯（A）思想，以复古、向古学习、与传统再度联结的方式来促进思想的新创、解决现代的问题，面向未来，而形成思想（C），亦为常见的模式。现代管理思想的发展历程，即显示了这个意义。
故“传统”常因社会变迁而遭唾弃，亦常因社会变迁而重回人间。犹如现代社会刚进入现代化历程时，常表现出一种反宗教、反迷信的态度，待现代化程度越深、社会越来越符合当初所追求的理性化状况时，社会却日益需要宗教，传统宗教即以各种方式重返这个现代化社会。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判断2000年是一个宗教复兴的时代，就约略指述了这一种奇特景象。
对于这种“传统再现”的现象，我们不能效法传统主义者那样雀跃欢欣。因为在新现代所复现的传统，正如“经典管理思想”那样，乃是对传统的曲折转化。这种转化，往往朝通俗化、浅易化、实用技术化、模拟附会、取其偏义的方式与方向进行。我们若不能洞悉这一点且深具警惕，则传统再现，可能更会加速传统的瓦解与死亡。(www.xing528.com)
就像越来越多人读《贞观政要》、《老子》、《坛经》，却并不是朝息妄修心、安止守辱、博施济众的方向去理解传统，而是借此扩大了权力争夺的欲望与技巧，把《孙子兵法》、《贞观政要》、《三国演义》等书解读为商战统御之术，表面上看是古典与现代结合、是古典在现代的意义与功能、是普及先贤智能，其实含有高度的危险性。
社会上爱好这类书、喜欢谈帝王术，往往是人对权力之渴慕、对金钱之贪婪的一种曲折表现而已。台湾许多模仿日本式的经营企管教育，更显示出其强烈非人性化的反智精神，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资本主义社会价值错倒的一面，把有钱的人等同于有智能的人，而所谓有智能的人又是指能运用权谋“统御”他人者[5]。
这种发展，我以为是扭曲了所谓兵学与战略学术的精神，只落入一种法家术势运用的层面。其实兵学韬略，固以其实用性作为学说是否合理的试金石，其本身却非实用性如识，乃是一套哲学、人生观。战略的设计涉及人对世界的看法、对人性的掌握。这种掌握，不是通俗“掌握人性弱点”之谓，而是从战争关系观看人性、历史与世界。其理论意义，与孟子论性善、耶稣论原罪、达尔文讲物竞天择、克鲁泡特金论互助、马克思言阶级斗争，具有同一深度，乃是对人与历史的独特解释。否则，若光是卖弄口舌、耍点手腕，苏秦还需要“头悬梁、锥刺股”的那样苦读吗？
同样，大众通俗企管书籍，通常只以一些神话式的浪漫英雄成功故事，告诉读者“路是无限的宽广”、“反败为胜”，把成功的神话简化为个人经营管理技术以及权谋的运用，完全无视社会整体结构与历史演变状况。所以越看这类书，人就越不了解社会，对世界越无知。这些书所经常采取的“历史论述风格”（即引证历史故事、教训、格言、译写改编古书）等，其实就是它脱离现实与历史的表征。其性质，一如历史童话故事。商战小说这种新兴的文类，也应在这个意义底下视为新的历史演义。这种新形态的成人历史童话书，怎么可能让人了解什么叫历史、什么叫世界？
因此，在传统再现的时代、在表面看来传统又与现代结合了的社会，我们越需要深入理解传统，借传统来对当代社会及当代社会中复苏的传统进行批判。
（三）向历史学习／运用历史：单向度的历史与文学
这当然也代表了我对现下流行的新历史演义类文学作品及阅读现象的意见。
历史本来是当代人丰富的资源，可以提供当代人丰饶的人文向度，使我们得以反省察照人类各种存在处境。然而，现下风行的商战小说历史演义，却是从特定的角度去“运用”历史；亦即采取单向度视角的方式去观看历史，选撷其中可供我们采用的“智能”。这不仅将历史所能展示的意义平面化、单调化，也把历史做了纯粹的工具性使用。人似乎不是在向历史学习。更可能的情况，乃是这个社会中占主导势力的阶层，运用历史故事、格言以及小说情节的铺陈渲染，在向我们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我们如何从事权力斗争、商业经营、市场占有，并以此种角度去观看一切历史事件与人物。圣、贤、帝、相、将，均被形塑成一位公司企业体的老板。名臣言行录，成了《大指导力》；曹操的横槊赋诗、古直苍凉，成了《争霸经营史》。凡此种种，均可忧虑。
以1993年6月《联合文学》所办“高阳小说作品研讨会”来说，高阳小说约100部，可是该研讨会上唯有两篇讨论高阳个别作品的论文，谈的都是《红顶商人》。此不约而同之举，恰好显示了对现代风潮感应极为敏捷的年轻评论者都已模糊地感觉到了：高阳小说之受读者垂青，其原因恐与十几二十年前不同，也与高阳本人的创作用心颇有差距了。蔡诗萍写道：“高阳的《慈禧全传》和《胡雪岩三部曲》在小说的正文之外，被视为是了解中国式权力运作与商战经验的必要参考，也许出乎高阳本人的意料。但无可否认，高阳突出的中国官场文化，以及商人在这种官场文化中如何发财致富的钻营门道，的的确确获得普遍的认同。”
是的，不管作者写的是什么，读者认同的乃是如何致富成功。在高阳众多小说中，胡雪岩系列独获垂青，也基于这个缘故。但对高阳这样的作者来说，此甚残忍。作者欲以此理解、想象、虚拟的意识去重塑一历史情境，不断以喻寄、托寓投射其理想，并进行他对历史的评论与价值导引等复杂多层次的历史与文学关系，事实上均已淡化消逝矣。历史小说，成为商业经与企业管理教科书啦。
这种情形，也发生在吉川英治身上。吉川英治译写《三国志》十四卷，又拟撰为《江户三国志》，绝笔于《水浒传》，本非为商业经营而设，现在却因读者有透过历史故事以强化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竞争活动之需，而我们又除了高阳外，缺乏可以供应的作家与作品，所以在经济消费的供需原则下，被供出台面，提供消费者进行历史实用阅读。
英国文评家R.霍迦特在《当代文化研究：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一文中曾指出，文学—文化阅读有两种方式：一是品质阅读，把握作品的肌质，如语言、意象、情节等；一是价值阅读，从作品中发现它表述的价值。
以实用商战的角度去选取作家、进行阅读，重点当然不是审美的，故对作品主题的表现及其肌理殊不注重（即使非文学作品也能满足其需求。这也是此类新历史演义文体文学性低弱的原因）。读者进行的多半是价值阅读，但他们绝少从作品中发现历史事件所描述的社会的价值及作者所欲建构的价值领域，而是从其中印证了我们这个社会信奉以及他自我认同的东西。“以古为鉴”，看到的却永远只是自己的脸，历史遂不再能提供我们反省、借鉴和创造之资了。情况或许尚不致如此之糟，但我们不能不注意以上这些趋势与问题。
注释：
【注释】
[1] 管理思想的发展，我另有《由管理思想的发展看儒道思想在现代管理学的运用》一稿，将另行发表。
[2] 详见李瑞全《从现代到后现代社会之中国管理哲学初探》，1991年6月中央大学主办“管理与哲学研讨会”论文。
[3] 对于日本模式，观察者通常有两个角度，一是如伏格尔（Ezra F. Vogel）《日本第一》中文版李永炽的代译序中所描述的：日本人的成就与其传统性格有关，“日本现代化的成功肇因于传统因素的转化。例如日本传统（德川时代）的‘家’意识转化为对‘公司’的集团意识，有利于公司的经营。传统武士道的精神，转化为对‘公司’此一群体的效忠，有利于成员对公司的向心力”等。1970年代以后，如伏格尔等人又提出另一种看法，认为日本人的成功不在于它的传统性格，而在于日本人特殊的组织架构、政策纲领及有意识的计划。本文不采用后者这个角度的意见，是因为前者对西方世界的“传统／现代”观及管理思想，冲击较为直接且巨大。其次，日本模式中政府的功能（相对于美国的自由市场理念）、文官系统、团体与共的心理状态，事实上仍然显示了东方或日本文化的特征。文官制度源于中国，团体与共的态度来自对家族效忠的集团意识，政府的功能与计划大于市场自由运作，则是中央集权的政治遗风。故伏格尔的说法，其实只是侧重点的强调不同，并无新意。
[4] 企业行为的目的非常单纯，就是要赚钱。政治行为则复杂得多。例如政治中的管理者，便常成为政治行为中的目的。此话怎讲？盖不仅政治中被管理者常希望成为管理者，故管理者这个身份与位子，常为众人追逐竞争的目标；更因政治团体中的大多数利益，均由这个管理者所支配，故即使被管理者无心取而代之，他们也必要用尽一切方法去侦伺应和其喜怒好恶，而由管理者手上获得好处。企业就不然了。企业的成就，属于朝企业外去攫取，而非体系内的分配。如果被管理者不再愿意被管，想当管理者，往往就会脱离原组织，自行创业。因此其组织内部的紧张关系，不如政治行为之甚。
[5] 又如日本商社企业，针对其干部设计了许多经营教育的课程，强调领导者的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对一个企业体的重要性。这些理念，不仅是一套技术而已，更需要提升到一种人生观、伦理精神的层面，否则即不能构成意识形态，统合企业体内部，建立“企业精神”。为达到这种目的，一条路是奉企业主为精神导师，学习其理念，奉行其智能。一时之间，诸企业纷纷出版其老板的语录，标榜其奋斗历程，大搞个人崇拜，教员工效忠输诚。另一条路，则是去古书中找智能。没读过几天书的老板，因缘时会，穷儿暴富。既富之后，要说明他确是天纵英才，最好的办法便是说他的行为符合古代圣贤之道。他的经营管理理念，乃可以因有了圣贤理念的滋润，而显得更为堂皇、更为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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