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管与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

四、现代企管与传统政治文化

日本这样的管理形态，根植于历史文化及社会条件，自非欧西各国所能移植。故讨论虽多，实际影响尚未见有太大成效，但在亚洲就不同了。以台湾来看，台湾的企业原本即深受日本资金、日本技术、日本观念的影响，援用日本管理模式乃十分自然之事。亚洲其他地区也常与日本一样，具有儒家等思想的文化环境，日本模式对亚洲国家自然较具示范意义。故不独知识分子热烈讨论东亚经济与儒家思想，企业界也继学习哈佛管理之后，纷纷效仿日本式管理。

而日本式管理思想最特殊处，即在于它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因为西方管理思想是“现代”的学问，生于现代社会的形态与需要，运用于现代企业组织中，它与“传统”非特无关，且本身即起于对传统世界的背反与扬弃。人在企业中的生活关系，绝对不同于人在乡村社会的血缘族群或地缘团体之中；企业中资本家和工人的生产关系，也绝不同于小农经济及手工业生产。而管理学所要处理的，正是这种特殊的生产关系与生活关系。此一学门之所以仍在发展中各说各话，也正因它前无所承，只能在摸索中成长。可是日本的企业管理思想却找到了人类管理学的大传统：政治学，由政治思想中寻觅可供企业管理运用之处，“从中国古典学习现代帝王学”，而为现代企业学开辟了一条新路。

于是“传统”的角色与功能便显得十分奇异。被“现代”在时间流程中拋在脑后的“传统”，倒过来了。现代人回头从古典中去寻找应付现代企业管理所需要的资源，古为今用一番，不仅丰富了管理思想的思考面向，也使企业管理因历史论述的气氛，形成一种神秘深邃堂皇庄严的感觉（试比较“企业管理”和“现代帝王学”二词，即可感受其差异）。不但管理学因此而得以发展，那些几乎已要被拋进茅厕坑的传统典籍，也重新被认可其为“经典”的意义，重新被人用权谋、兵略、领导统御术、通俗商用、汲取人生智能等眼光予以解读，且广为流通。“传统”与“现代”同得新生之机。

但是，政治虽为“管理众人之事”，企业管理也可视为政治学在现代的一个分支，但进行企业经营与政冶学的模拟论述，却仍不免存在着一些问题。

政治学主要是讨论政治团体（主要指国家）、政治制度、政治权力与政治行为。在政治团体方面，对于国家的形态有极复杂的争论。因为人类社会由古代的城邦，进至近代的民族国家，国家形态的变迁，使得人类的政治构思发生了极大的更易，甚至“国家”是否将会消亡，都是论者极关切之事。而此一基本问题，企管学中大抵不甚追究。因为企业管理本系现代工业化企业组织出现后才发展出来的学门，它所面对的企业组织与形态，事实上只有一种。所有的管理思想，可说都是针对一种企业及组织形态在发言，而不会后设地思考企业组织的形态，如政治学那样。例如我们很难想象有种管理思想会考虑现代企业体应该消亡，可是在政治学中，马克思却对此大谈特谈。同理，企业组织中也不会讨论企业应是贵族政体、民主政体还是寡头政体之类有关政治体制的问题。

“国家形态”及“政府体制”之类的问题，既为企管思想所不甚讨论，有关“权力”与“行为”的问题又如何呢？(www.xing528.com)

企业中的决策行为、分权、管理调度、命令等，皆属权力运作。但企业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与政治领域中治人者与被治者的关系，并不相同。在政治学中，我们常问：管理者的权力由何而得？历来处理此一问题，或云由神赐予，所谓君权神授；或云由于高贵的血统；或云来自武力征服；或云因特殊领袖的魅力；或谓被管的民众将自己的主权转让出来，以契约方式交托给管理者。

可是在企业管理思想中，谁会追究企业主的管理权力由何而得呢？进入企业中工作的人，基本上都承认此一权力，而很少去问管理者权力的来源。也因为不问此一问题，故亦不会探讨被治者是否有革命权（亦即被治者不愿继续被治，能否起而革命，取得经营管理权）。一切企业管理思想中均未涉及于此，也隐隐然排除了这个思路。

不仅如此，被治者是否所有行为均属于国家所统治（亦即个人自由与公共事务之分），久为论者所关注。大部分人都承认国家不能管理民众所有的行为，某些个人行动、言论、思想的自由，不仅不应被管理，更应由国家来保障。这种国家内部公私领域的区分甚为重要，如何划分，更有许多理论。可是企管思想中对此亦罕涉足。

至于行为的部分，究竟政治行为的目的何在，争论也不少。主政者是以权力扩张、保障生存为政治目的，还是以民众幸福为宗旨？这类的问题，现代管理思想均甚少考虑^[4]。

故现代管理思想虽然喜欢进行企业经营与政治学的模拟论述，例如我们看到的《秦公司兴亡史》、《北宋危机管理》、《曹操争霸经营史》之类，但所论远较政治学为窄，只关心“组织如何运作”及“管理者如何行使权力”以达成企业目标：赚钱。其关怀层面与面对的问题，均与政治学不同，故其类拟传统政治形态，以政治思想及历史故事中的言论来修饰、支持，或运用于企业管理时，自不免会发现某些传统政治文化的管理之术，并不适用于企业体，君臣关系也不适用于老板与工人。而且，传统政治思想（例如儒道）之中，根本就都含有若干批判、反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材料，非现代资本主义企管思想所能随便借用。因此，这些类拟与借用，必须经过有意识的改写过程。它不可能直接让读者去读原典、读史书、读演义小说，它必须将之重新进行资本主义的改写。为什么我们市场上忽然出现了那么多新的《三国志》、《水浒传》，原因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