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日本式管理的冲击及非资本主义思想在企业中的运用

三、日本式管理的冲击

日本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起端甚早，且在20世纪初即已灿然有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扩张侵略，殆为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外掠夺的一种类型。战败之后，迅速复苏，资本主义的发达，又渐为世人所瞩目。

战前的日本，大家不过视之为亚洲模仿欧美，进行现代化改造而成功的例子。所以日本所能提供给世界的典范意义是：“亚洲东方国家也可以现代化。故现代化不仅是西化，更是世界化的道路。”东南亚各国则无不在苦思：“日本能，为何我们不能？”

战后的日本，则显示另一种意义。因为日本的资本主义，已与它的产品一样，由仿拟逐渐进而创造为一种特殊的日本品牌，日式产品、日式经营模式，因日本经济之日趋发达，越来越引人注目。《日本第一》一书问世前后，日本资本主义的成功，不仅在商场上对欧美老前辈形成了挑战，也刺激了企管思想的再反省。这个时候，日本所提供给世界的典范意义，就已经改成：“日本式的资本主义、企业经营与西方有何不同？何以其竞争力似乎较西方更为强劲？”

探索这个问题，使管理思想有了极大的转变或冲击^[3]。

因为西方研究者发现：日本式企业，有着迥异于西方企业组织形态的家族式企业结构；人与企业的关系，亦与西方不同。西方企业组织结构是在现代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以理性化的科层结构为主，组织架构上非常注重阶层化原则，内部的管理方式则强调效率的表现与客观标准或评核。被管理者，宛如企业内部“有生命之机器”，员工在组织中依契约的权利义务关系活动，与组织仅有工作的关系，而缺乏亲和力的感受性。日本式的企业，却似乎不尽相同于这种契约论原则及科层结构，它以家族式企业为特色，不但企业常属于家族，企业体内部也弥漫着“亲族伦理”的气氛。员工不以公司为工作场所，而以之为家族安固的处所。因此，前文所述人在现代科层结构中的压力与疏离感得以降低，员工对企业体的忠诚度与亲和性均大为提高，长期工作于单一企业的情况非常普遍，与西方企业中职工动辄跳槽的高流动率，适成鲜明的对比。这或许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遗存，人把对幕府府主的忠诚移为对企业主的忠诚；或许是东方式家族势力与传统尚未为现代化所瓦解，故转化出这么一种新的形态；或者……但无论其原因为何，此一特色及其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已为西方管理思想界所注意，并正在深入研究中。(www.xing528.com)

其次，西方研究者也注意到日本非资本主义的资源背景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原先，依韦伯的看法，资本主义发生于欧洲，除了特殊的历史机缘之外，尚有特殊的思想与社会条件。亚洲社会如中国，早先虽有高度的文明与科技，依然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因为中国的道教只是巫术秘法，缺乏理性化；儒教虽具理性精神，其伦理态度却与新教伦理相反，故不能如卡尔文教派之“入世苦行”有助于资本主义兴起那样，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照这种看法，儒家思想会被视为现代化的障碍。许多人都说：不去除儒家思想，不可能发达资本主义。可是，日本的例子使人迷惘了。日本的儒家思想、神道、佛教背景，与资本主义似乎都是背道而驰的。在这样的思想下形成的日本式资本主义发展，虽不能直接说乃由此等思想促成，起码不能不说此等思想无碍于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达。近些年来，哲学界及文化界热烈讨论的“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问题，皆由此导出。而在管理思想方面，撞击尤为剧烈。因为管理学是实用性甚强的学科，什么样的企业成功，它的管理就代表有效。日本企业，在商场上频频攻城略地，扩张迅速，使美国佬喊出“日本第一”的口号，管理学界自然也不必保守地讨论儒家究竟是否有碍于资本主义，而径自以为日本企业的成功系得力于儒学，并用此来解释“日本第一”的现象，也要求学习此种日本式管理了。

既称日本式管理，当然十分看重这些非资本主义思想在企业体中的运用。据我观察，其运用状况有二，一是日本式企业的管理思想中，有浓厚的历史论述风格。

西方管理学本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系传统变迁、工业发达之后，为因应现代企业形态而生者，迄今不过数十年。企业及产业结构更是日新月异，鲜少历史成分，故企业管理在本质上是属于“应付眼前问题”的学科。日本人论企管却极为不同，他们喜欢引述格言、历史故事，甚或讲述古籍，构成一种强烈的历史论述风格。早在1724年，大阪的酱油业、汇兑业、放贷业等各行业人士便设立“怀德堂”，聘请名师为商人讲解四书、五经，目的是培养商人的教养，将儒家思想应用于生活，并提高事业经营的境界。怀德堂后来成为大阪的文教中心，也是商人尊重学术的象征。其后，深受日本企业界崇拜的涩泽荣一（历经江户、明治、大正、昭和四个朝代的企业界领袖），对日本企业界最大的影响即是倡导“道德与经济合论”，揭橥“论语与算盘”的经营理念。从1873年创立第一劝业银行，到1926年他退休为止，53年间，他定期为员工讲解《论语》，培养员工待人亲切、做事踏实的风格。此外，日本企业界的经营者大都组成联谊会，定期聘请名师教授君臣相处及经国济世之道，日本人称之为帝王学，取材都以中国经典为主。其中最突出的是目前拥有一万多会员的“全国师友协会”。会长安冈正笃，他是战后日本历任首相的师友，吉田茂、岸信介、佐藤荣作、福田纠夫、大平正芳、铃木善幸都曾不时向他请益。安冈氏经常为企业界的各联谊会讲授四书、五经、十八史略，很多大企业的主持人都是联谊会会员。风气所被，在日本谈企业经营与管理，往往从《孙子兵法》、《贞观政要》中取鉴，日本本身的幕府战国史也常成商场的借镜，如德川家康的兴衰史，即为商界津津乐道。（远流出版公司出版53册的《德川家康》，何尝不是着眼于此？）日本企业杂志President附设之经营教育中心开设的“从中国古典学习现代帝王学”课程，则更能揭示这种企管思想与经典结合的关联。

另一种非西方式思想在企业体中的运用方式，则非取资于往古，而是透过企业主的创业史来表达企业主的经营理念与企业精神。例如松下企业讲松下幸之助、佐川急便企业讲佐川治，各赐以“经营之神”等封号，将他们的创业过程和人生观、伦理观、价值观形塑出来，使员工借着熟知企业主的奋斗历程与人生观而产生认同感，且以其人生观为自己行事之圭臬，奉行其“智能”。这些人生观，往往可以浓缩为一两句口号，如“服务”、“和平”、“乐群”、“互助”之类，通过讲习、诵读语录等训练方式，让企业员工从精神状态上与企业主结合为一体。这种企管模式，具有一种意识形态控制的性质，与西方只讲工作间的管理技术不同，因为工作已经提升到人生观、价值观及行为原则的地位，人对企业主的关系，成为一种对精神领袖的向往，不仅是员工与老板而已。人对企业的忠诚度亦因此而大为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