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史论：历史的叙述与文学性文本

七、叙述的文本

历史的动向与意义，必须从历史发展的全程来看；说书人所要指出的意义，就存在于他所讲述的整个历史之中。他只有把这整段历史讲述出来，才能说明这段历史的意义，这个行为，表明了历史的意义就在历史里，一切事物也都须经由历史才能获得了解。正如《三遂平妖传》引首所云：

饮啄由来总是天，顺将行素学前贤。饭蔬饮水真各分，食禄乘车亦偶然。

纸虎狗形实费笔，井蛙龙势岂安眠？请看三遂平妖传，祸福分明在简编。

整个《三遂平妖传》说明了“人穷通有命，只宜分，不可强求”的意义。这个意义，不是孤言一理，以使人起信的形态，而是要求人在阅读或听讲这一段历史时获得理解。说书人“纸虎狗形实费笔”，努力讲述此一史事，是为了使人获知这个对人生有意义的道理，听读的人读此简编，则是为了得到这个意义。

在这种结构关系中，认为理不孤悬，历史的意义即在历史之中，一切事物也唯有通过历史才能获致理解，正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说话人以此态度讲说历史时，他便不可能是在历史之外，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去描述史实，而是入乎其中的，充满了主观的感情、偏见以及他对历史的解说，“设身处地”地叙说历史。历史与其合一，是通过说书人的生命演出，才使这段历史重新存在，重新在这个世上上演，并为人所理解。故讲史又称“演史”，历史在此重演。

此重演、重叙、重说之史，当然不同于历史的“原貌”，因此其中必有增删移易添换者。为何重演时要如此增删改易呢？这既关联着说话人本身主观的生命条件，也关系着他对历史意义的掌握。他讲史并不是纯属娱乐好玩的，他总是希望所讲的历史能给人慰藉、寄托，给人以价值、意义。故其中满含着价值判断、意义说明，而非单纯且客观的叙述。

这是讲史的传统。不仅古之讲史如此，今之讲史亦然。例如高阳撰述“历史小说”千万言，并不只在说故事而已，他屡云其史论及历史小说非常注意各朝代的中心势力，所谓中心势力，例如东汉的外戚与宦官、唐代的藩镇、明代的宦官。中心势力若在外戚宦官，必将导致亡国；若在藩镇，则必形成割据。唯有高级知识分子成为中心势力，方能导国步于正途。他所向往的政治，乃是一种文人或知识分子政治。但是，作为一位文人，他又深知文人知识分子之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文人相轻，故如西汉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开元，北宋太宗末年至神宗朝，明代宣德、弘治两朝，清代的同光中兴等，文人能获用世，固皆能开一文治之局，然皆不旋踵而渐启门户之争。知识分子可能因意见不同，逐渐发展成政策之争、权势之争，党同伐异，而逐渐酿为意气之争，驯致国本动摇，对于这种争斗，他悼焉伤怀，屡于其著述中言之。

据他的了解，明代东林与阉党的斗争，原是以地域分的派系发展开来的，后亦仍归于地域派系的对立，形成南北之争。此争不只把明朝争亡了，入清以后仍在争。丁酉科场案，即北派得八旗之助，痛击南派的结果。接着是“奏销案”、“哭庙案”，南士饱受打击。直到辛酉政变时，南派始获大胜。戊戌政变，则是南北之争。两败俱伤，清朝也完蛋了。这个观点，才是他写作的主脑所在。倘或不能通过讲史而彰明这类意义，那么讲李娃、讲妲己，便只是爱情小说，讲荆轲、讲风尘三侠，也仅是传奇侠义，都不能视为讲史。

这种以通过对历史的讲述而使人获得历史的意义的活动，在当代思潮中受到三方面的冲击：一是史学界，逐渐走向客观实证史学，讲究史料的外部考订与内部训诂解析，想追究历史的原貌，强调历史认知时应该客观，也相信史料及研究方法是客观的，以至于历史主义发生了变化，反而极力反对从历史中探求意义，以及解释者与历史的互动。二是哲学界，现象学以后的思潮，如福柯、德里达等人，或欲扭转历史学为考古学，或宣称哲学须挑战历史，要埋葬意义世界，历史主义自然也被弃若敝屣^[20]。三则是文学界，受到“新批评”的冲击，反对把作品和其历史关联起来说，视作品为独立的有机体，论文者就作品分析其肌理及文字构成即可，历史批评遂成已陈之刍狗。这种悲惨的命运，自然也导致了讲史（或所谓历史小说）在文学及史学批评界都不获青睐。

不料风水轮流转，新历史主义又悄悄崛起，这些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不是过去的事件，而是“被叙述的文本”。它在反对历史进程有一因果连续的规律方面，与讲史甚为不同。但它强调历史只是叙述的文本，故历史和文学其实属于同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述方式与文学使用的方法甚为相似，则正好可以用来说明讲史的另一个特点^[21]。

讲史，不就是在瓦舍书会中叙述的文本吗？在当代史学向叙述史学回归之际，我们发现讲史符合了历史叙述的四项要求：（1）它是依时间而构成的叙述，这个时间，基本上是编年的。（2）它并非单纯的编年史式叙述，而是“有含意的叙述”。是对有意义的事予以叙述，且从这件事乃至历史的整体意义上来展开叙述。（3）它对意义的掌握，不自史料来，而来自叙述者对历史的想象。这包括了他叙述的语言、分类与编排的概念、生命气质、历史观等等。（4）它也具有对历史规律的探求。因此，它是一种真正合格的历史叙述，同时也是文学性文本。

它与小说的差别，则是小说虽亦能与其他非文学性文本相互流通往来，但却无法构成一种完整的历史叙述。其方法与目的，都与讲史不同。

值今史学界不甚重视讲史、文学研究界又重小说而轻讲史的时代，对于讲史，我们应有更多探讨及理解才是。

注释：

【注释】

[1]　孟瑶，《中国小说史》第三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第304—343页。

[2]　叶朗，《中国小说美学》第四章，里仁书局，1987。

[3]　叶朗，《中国小说美学》第四章，里仁书局，1987。(www.xing528.com)

[4]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十七章・关于讲史》，丹青出版社，1983。

[5]　分见龚鹏程《传统与反传统》，收入《近代思想史散论》，东大图书公司，1991；《论清代的侠义小说》，收入《侠与中国社会》，学生书局，1993。

[6]　说话人的家数，究竟应如何认定，各人解读文献颇不相同，详见胡士莹书第四章。但不论如何认定，说话四家中有小说、说经、讲史三家，是大多一致同意的。

[7]　胡士莹虽承认宋代说话中讲史与小说是两个不同的家数，但他不明白两者究竟有何实际的不同，其病与王国维类似。

[8]　龚鹏程，《关于元杂剧本事考》，收入《读诗隅记》,华正书局。

[9]　因此讲史本身也构成了另一种完整的编年国史体系。冯梦龙《新列国志》可观道人序中说“自罗贯中《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者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与正史分签并架”，便指出了这正史以外分签并架之另一种史述系统。这一系统甚为庞大，包括《盘古至唐虞传》，钟惺编；《有夏志传》，钟惺编；《有商志传》，钟惺编；《开辟衍绎通俗志传》，周游撰；《封神演义》，许仲琳编；《列国志传》，余邵鱼撰；《全汉志传》，熊大木撰；《西汉通俗演义》，甄伟撰；《东汉十二帝通俗演义》，谢诏撰；《三国演义》，罗贯中撰；《续编三国志后传》，无名氏撰；《后三国石珠演义》，无名氏撰；《东西晋演义》，无名氏撰；《南北史演义》、《南史》、《北史》，杜纲撰；《隋唐演义》，诸人获撰；《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熊大木撰；《残唐五代史演传》，罗贯中编；《飞龙全传》，吴璇删定；《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熊大木撰；《皇明英列传》，郭勋撰；《铁冠图全传》，无名氏撰；《洪秀全演义》，董小配撰；《二十四史通俗演义》，吕抚撰；《万国演义》，张茂炯等编……形成廿五史以外另一套史述。正史以纪传体为主，而此讲史则以编年讲述为主。

[10]　龚鹏程，《文学散步・文学与历史》，汉光，1985，第164—172页。

[11]　认为《陈从善梅岭夫妻》是宋人作品，可见严敦易《古今小说四十篇的撰述时代》一文。但周妙中《和严敦易先生商榷古今小说四十篇的撰述时代问题》谓此篇时代仍待考。

[12]　福柯曾说历史学将时间空间化了，考古学则是将空间时间化。他企图以考古学替代历史学，建立新的不连续、断裂、空间性的新史观。在讲史中，把空间时间化的现象却十分明显。

[13]　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张家哲等译，华夏出版社，1990。

[14]　见注[9]所引书，第二三章第三节。

[15]　鲁迅说，见《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二篇。

[16]　以“冲突”来解释社会变动和历史进程者，在当代以战争说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最为重要，而其理论均有可与讲史互参之处。

[17]　李荣添，《历史之理性：黑格尔历史哲学导论述析》第二节，学生书局，1993。

[18]　同注[13]第九节。

[19]　这些批评《三国演义》的言论和论点分析，叶朗《中国小说美学》第四章第四节均可找到。一般的小说论者认为讲史（或所谓历史小说）缺乏想象力，指的其实只是对事件情节的想象，而未注意到讲史所需要的不是这种想象力，乃是历史的想象。一般史家讥嘲讲史中尚有不少虚构的情节物事，则是囿于“史记实事”的偏见，未能洞达历史叙述中应具有历史想象力的事实，亦未能理解“叙述”具有本质性的虚构。且因受近代实证史学影响太深，对历史哲学问题心生厌嫌，也不能理解，故于讲史颇致轻藐。实则以蠡测海者，辄谓海浅，其实非海水浅，乃蠡浅耳。

[20]　叶秀山，《叶秀山哲学论文集》，仰哲出版社，1994，第23—72、97—136页。

[21]　详见张京媛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特别是其中的《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