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释和编年史编撰学的区分

六、历史的解释

但是，在托波尔斯基的理论中，他仍将编年史著作和历史编撰学进行了区分。他觉得，编年史家是依时间顺序，记叙了他觉得有意义的事，然而编年史亦仅止于此，它对未来之事并不处理；反之，历史编撰学的作者，却是依他对于整个历史整体的了解来写历史的。因此，编年史的作者，是选择性地记叙了一些事情，历史编撰家则能说明这些事在历史中的意义，能够从整体上透视时间。而其所以能够如此，则是来自他的识见、性情、博学所构成的历史想象力。用中国史学术语来说，他讲的就是章学诚所谓“史著”和“史识”的问题，编年史并不认为即是“史著”，因为作者欠缺洞观历史全局的识见，以及对历史整体的掌握^[14]。

这个论断，在讲史中恰好是说不通的。讲史必须在两个方面显示出说话人的历史识见：一是他所讲述的历史，乃是一种有定向的历史，大江东去，历史亦向“东”去，这个“东”，岂不显示了历史的目的与意义？二是讲史虽讲一段史事，但此段史事仅为整体历史长流中之一波澜而已，讲史者正好是基于他对历史的整体了解，来讲述这其中一段史事的。

感到时间只朝一个方向流动，是人的基本感觉之一，也是史学上常见的态度。若时间流动有定向，则历史的进程便具有不可逆性，可是这种进程（亦即时间之流动）究竟是如何构成的呢？历史之动力为何？又，如果时间之流有一定的方向，那么其方向为何？谁决定这个方向？

这都是历史哲学上的大问题。讲史，不是只在茶余饭后说一段古讲一段史罢了。它要向一群早已远离历史事件现场的人去讲说一堆陈年往事，它是要向他们表明：所讲者仅是一堆胡乱堆积到一起的事件和人物，互不相干，毫无章法，还是要向听众显示这些事件与历程可以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且它有意义、可理解，理解其意义更有助于让我们获得一些智能（包括我们对历史进展的原因、动力、目的更有认识，对人在历史中的处境更有体会，对人生更有觉察等）？史学家说史著必须“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以上这些，不正是旨在通贯古今，说明其变与所以变，穷究人与历史整体动向的关系吗？但史官可以仅只职司记录，不再追问或穷究这些历史哲学的大问题，讲史可不行。它若不谈这些，谁愿听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与我们又没什么相干的事呢？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讲史有比一般正史更多的历史解释：它把杂乱零散的事件，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认为其中存在一些内在的联系；而其发展，又可以找到一种规律；只有通过对此规律的认识与体会，许多史事才能被理解。

这是历史动向与意义的总体解释。讲史中常见的因果论和天命论等都属于这种解释。

如《新编五代史平话・梁史平话》把历史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一是黄帝杀炎帝、捉蚩尤“做着个厮杀的头脑，教天下后世习用干戈”；其次是“汤伐桀，武王伐纣，皆是以臣弒君，篡夺了夏殷的天下；汤武不合做了这个样子，后来周室衰微，诸侯强大，春秋之世二百四十年之间，臣弒其君的也有，子弒其父的也有”；第三是“只有汉高祖姓刘字季，他取秦始皇天下不用篡弒之谋”。杀戮的历史，本来至此应可有一转折，不幸刘邦“只因疑忌功臣，如韩王信、彭越、陈豨之徒，皆不免族灭诛夷。这三个功臣抱屈衔冤，祷于天帝。天帝可怜，见三个功臣无辜被戮，命他们三个托生做三个豪杰出来；韩信去曹家托生做个曹操、彭越去孙家托生做着个孙权、陈豨去那宗室家托生做着个刘备”，以至于“这三个分了他的天下。……三国各有史，道是《三国志》是也。”

鲁迅论此，但谓其“立论颇奇，而亦杂以诞妄之因果说”。呜呼！此诚不能知何谓讲史也^[15]。这里，是对历史进行整体意义的说明：历史是在杀伐中发展的，战争、弒逆与仇恨、报复，总之，是冲突造成了历史的变动^[16]。冲突有许多类型，三国这一段历史，则是属于因仇恨报复之因果所构成的。而且，由三国之分立，更须借三位功臣之报复才能解释为同一个统一的历史、统一的天下分裂了。天下三分，三国又各有史。但分立分裂的历史，透过这个因果论的解释，却仍可以统合成一个整体，仍然表现为“一个”历史的进程。

这种冲突史观，以及附属于其中的因果论，不是正统儒家的观点，也不是佛家的观点，乃是真正的历史观点。三国分汉，却要从汉朝的源头上说因果，可见它是从历史的整体来掌握它所要叙述的那一段史事的。《全相三国志平话》采用此一解说（只是把陈豨换掉，说是英布转生为孙权、彭越转生为刘备），并不偶然。

《三国演义》对三国的理解，甚至对整个历史的解释，则与《五代史平话》、《全相三国志平话》迥异。

它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开端。天下如此分分合合，就是历史的动态。但历史为何会如此？“推其致乱之由”，应该在于秉国者失德。所以汉之所以分裂，“殆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根据这个观点，合理的推理，当然就是唯有有德者才能使历史复归于统一了。(www.xing528.com)

《三国演义》尊刘抑曹，反复形容刘备宽仁爱民而曹操奸邪权诈，便是基于这个观点。书中周仓面告鲁肃“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亦是此意。第六十回刘备自道：“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整部书，虽讲三国，其实重点即在曹魏与蜀汉两方，孙吴只是陪衬，所以借曹操之口，同刘备说：“天下英雄，唯吾与使君耳。”而此二方之对比，则如刘备所说，是正邪之对比。

读过《史记》的人都不难联想起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那段感叹。历史的发展，往往使人质疑我们所相信的历史规律。“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或“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只成为人类一厢情愿的希冀，历史的发展似乎另有逻辑。什么逻辑呢？司马迁和罗贯中都不约而同地称此为“天命”或“天数”。《三国演义》一百二十回结尾有诗云：

……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书中显现的是正与邪的冲突，整个三国历史则显示了主观愿望与历史客观存有的冲突。所谓天数，即是这种客观的、历史本身及其进展的理则。若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殆即“理性”：

理性在主宰着世界，以至于说世界历史是个理性的发展过程。……理性就是本体，它是无限的力量，它自己就是所有自然生活及精神生活之无限内容它是无限的形式，它是这些内容的激活者。

历史自有理性在其中，理性是本体，所以一切都不能脱离它，它也有无限的力量去创生一切事物，不必再靠什么外在的力量（例如上帝）来激活这历史理性的实现过程。所以理性本身就有无限的内容，它所要实现的东西就在它自身里面，不是由外面再找内容。一切事物或历史发展的终极目的，也即是理性的实现。此所谓天数有定、天数不可逃。历史，只有从这里看，才能看到它不只有一些具体的事物，更有其内在目的性，有比自然生灭兴亡更深一层的必然方向在^[17]。

由这个角度看，“在面对德性、伦理、宗教虔诚在历史上所遭逢的命运时，我们千万不要沉溺在喋喋不休的悲叹中。美好及有益的事物常遭到不测，丑恶及卑劣之事反倒平步青云”，因为：

我们可以把历史当做一个无情的祭台。在这个祭台上，民族的幸福、国家的智能，以及个人的德行都要横遭宰割。但吾人的思想必须同时去追问：到底这些骇人的牺牲是为谁而设？是为了什么终极目的而生？……那不过是吾人所称为实体性的规定，要实现其绝对之终极目的所需之手段而已。或者说，亦仅是世界历史之真正结果而已^[18]。

用《三国演义》的话来讲就是：“孔明六出祁山前，愿以只手将天补。何期历数到此终，长星半夜落山坞。姜维独凭气力高，九伐中原空劬劳。”固然令“后人凭吊空牢骚”，但这些正是用以说明及完成历史的终极目的，显现历史的理性：“天数茫茫不可逃”。

明清朝迄今许多小说评论者，斤斤计较《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在史事层面的真妄，或指摘《演义》多虚构故不如正史，或批评其受限于史实而不能如小说那样恣其想象，都是不懂什么是历史的胡扯^[19]。从“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史学终极精神来说，从它由一时一地的史事叙述中逼显出历史的动向与意义、洞达历史的理性诡谲、具有历史哲学探索的意蕴等各方面说，《三国志》怎能望《三国演义》的项背？

然此不独《五代史评话》、《全相三国志平话》、《三国演义》诸书才能如此，对历史进行其意义与动向的总体解释，乃是讲史的基本性质，如《东周列国志》叙述周秦变局，结论是：“卜世虽然八百年，半由人事半由天”；《封神演义》讲武王伐纣，仿佛是因纣王宠信妲己，无道而失天下，其实乃是：“岂是纣王求妲己，应知天意属西周”、“上天垂象皆如此，徒令英雄叹不平”；《三遂平妖传》云：“汉家天下分为三国，唐家天下变做梁朝，这也是两家国运将终，天使其然……诗曰：饮啄由来总是天，顺将行素学前贤”……无不是就着天人之际的问题发言。其言深浅纯漓不一，然此一叙述倾向，允为讲史的特色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