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因素在中国小说史论中的作用与挪移

五、时间的因素

小说与讲史的基本区分，即是如此。在此一区分中，我们可以发现，讲史旨在讲史，小说意在说事。讲史必以一历史事件为题材，小说则未必，可说古事，可说时事，也可以说杜撰虚构之事。而纵使演说古事，以历史事件为题材，它的目的也与讲史不同。它可能基于讲说一桩奇闻佚事的兴趣；可能主要在于叙述一种人格发展的过程，所谓发迹变泰；可能重点是要解释爱情，讲谈烟粉；亦可能表现推理，演述公案。讲史的作用却非如是，它是以描述历史、说明历史为何如此为宗旨的，提供读者与听者历史知识，让他们获得历史感，得到历史知识的满足。

我在《文学散步・文学与历史》中曾经说：文学与历史最主要的不同，在于它们的时空观念不一：

一切历史，无论其建构如何运用想象，历史形象都必须建立在时间空间的个时空，是一个公共的、自然的时空，而且，也是唯一的，不可代。文学作品中的事实，则被安排在一个特殊的人造时空——作在这个时空里，时间与空间是独立自存的，与作品以外任何时空无公共的时空那样绵延无尽。所以，它其中的事件，可以自为因果、自为起始与结束，历史则必须追问“灰姑娘嫁给王子以后”。不但如此，文学作品的时间，来自作者的设计，因此它可以逆转、可以切割、可以倒退，也可以不定，长者可变短、小者可变大，历史却不能这样胡搞。历史家与文学家之间的冲突，也多半显示在此。……文学作品本来就可以不吻合实际自然的年代、地理及在该时空条件下发生的事件。除非这种不吻合也跟作品本身所架构的时空关系发生了矛盾或抵触，否则，并不会造成什么审美的伤害。……而且，因为文学的时空不必与实际公共时空吻合，所以，文学又可以写并未发生、可能发生的事^[10]。

讲史的时空观，是历史性的。小说的时空观则属于文学性，是说话人自我创构的私有时空。这种私有时空，正所谓“袖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可对自然公共时空予以压缩、扩大，也可以自我幻设，构筑一个时空，让事件在其中生长成形。它有时也会借用一段公共时空，作为小说的历史场景。但这些时间空间是借用来的，本身并无生命，也就是说，其时其地与其所叙之事并无逻辑的、必然的有机关系。

如《喻世明言》中《陈从善梅岭失浑家》一篇。有人认为应是宋人作品，它开头就云“话说大宋徽宗宣和三年上春，黄榜招贤，大开选场”，故陈从善应试得授广东南雄巡检，以致偕妻赴任时在梅岭碰到猴精，把老婆丢失了。年代地点都言之凿凿。但实际上它是翻用唐无名氏《补江总白猿传》，把嘲欧阳询的故事改编成陈从善梅岭夫妻。可见这篇小说中的时地人名均只有符号意义，无实指功能，仿佛数学中的X，可以随意指代^[11]。正如《醒世恒言》卷三三《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即本着宋人《错斩崔宁》。但《错斩崔宁》把时间系在“我朝元丰年间”，《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却只说“却说故宋朝中”。卷十四《闹樊楼多情周胜仙》，本着宋洪迈《夷坚志》卷三一《邓州南市女》事。但洪氏所述为南宋乾道年间事，此则云“且说那大宋徽宗朝年，东京金明池边”。在这些小说中，人名、地名与时间都是可以挪移借用的。只是用来构造一个仿拟的历史情境而已，小说本身不是要讲那个时空，而是要讲可在此时空亦可在彼时空中发生的事，时空条件，对小说的故事情节发展，没有约束力。

当时的小说，之所以习惯于借用一个公共时空来作为小说的历史场景，其实只是由于小说本出于稗史，故虽从历史中分化出来，仍保留了相当程度的仿拟历史的叙述风格。用人名地名年代，来形塑出一种“似真”的气氛。而从小说本身来说，这些人名、地名、年代名，其实都是可以替换甚或可以根本不用的。

讲史没有这种自由。它必须为那公共的、自然的时空服务，不能让张飞大战岳飞，也不能使赤壁之战发生在黄河。它在讲史中也有虚构，但公共自然时空却是它不能改变的叙述框架，因此它的时空不是作者个人私有的创造性时空。

公共的时间，不像小说的特殊人造时空那样，可以独立自存，在其中事件自为因果，自为起始与结束。公共时间是绵延无尽的。因此讲史虽不可避免地常只能讲一段时间中的历史，如讲三国或五代，然历史并不因其所讲史事结束而终止。讲史虽只讲一段落之史，其时间却永远是绵延不尽的，厥故在此。讲史所常表现出的大河意象，流水逝波，滚滚而去，即显现了历史的绵延意义。试看《东周列国志》开卷词曰：(www.xing528.com)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

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讲述的虽是东周一代之事，叙述者的时间观却显然是整个历史，所谓“青史”，包含的即是三皇五帝夏周商周以来，乃至东周以后之“后人”的历史。东周之龙争虎斗，只是这历史长流中一个小浪花，虽然可观，毕竟顷刻即过，历史之流，仍将继续奔腾而去。《儒林外史》第一回开端词不也说了吗？“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讲史之讲兴亡，正是在江水滚滚的基础上说的。

讲史，是“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说兴废，乃讲史的重点。兴亡也只有放在历史长流中才能得见。所以说：绵延不尽的时间，是讲史的叙事基础。

但是，把历史模拟于江水，岂不是将空间时间化了吗？讲史对空间向来缺乏应有的关注。中国的讲史，不曾考虑到历史也可以用一种“共时性”的空间布列来展开、来说明，反而惯用一种以时间瓦解空间布列的方法来说明历史^[12]。例如讲史最主要的，就是讲三分、五代、东周七雄等在空间上分裂对峙相抗衡的时代，这些在空间上分庭抗礼、布列棋分的局面，在时间中被推倒，然后历史之流再朝前滚滚流去。分立的空间，束成一条时间线。“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三国演义》第一回），便仿佛如一条线，如顺着线往下看，我们会看到这条线在某些地方丝缕松开了、分散了，但散开的丝缕不久后又合拢起来，线仍是一线。空间上的分散，到了讲史中就成了这么一种时间化的状况。

这时，其时间自然是一种线性的、连续的时间。依此时间观，讲史者事实上进行着与正统史学家完全一样的历史叙述工作。波兰史学家耶日・托波尔斯基在《历史学方法论》中曾对历史叙述做了这样的界定：

单是描述和依据某一理论，还不能构成历史记录。什么才是充分满足于把某一记叙看成历史记叙的条件呢？这个要素就是时间，它也是历史记叙的必要条件。……它把每一件历史的记叙都置于时间标度的适当位置上，并标明了这一记叙所遵循的时间流向。……时间流向赋予了上述记叙以定向性。（第二十三章《历史叙述的性质和手段》第二节）^[13]

所谓时间流向，即意味着这种时间也是连续的、线性的，依这种时间进行的历史叙述，最基本的便是年表或编年史之类形式。讲史，比以纪传体为主要叙述形式的正史，更严格地采用了编年叙述的方法，乃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某些以人物为中心的“类讲史小说”，如《薛仁贵平西演传》、《杨家通俗演义》、《五虎平西》前后传、《海公大红袍全传》、《万花楼杨包狄演义》等，也都是依公众时间为编年叙述，而不是以主角人物的个人时间为轴线展开叙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