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讲史的性质
讲史小说既然“各有门庭”,则其门庭究竟为何?
据《梦粱录》云,小说“谈讲古今,如水之流”;讲史书“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则小说虽可说今,亦可道古。“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显然两者话本也颇类似,讲史未必多符史实,小说也未必就作意好奇、特多幻构。既然如此,说话人怎能区分得开彼此的门庭?
这其实也并不太困难。
小说家谈讲古今,可以说今,也可道古;讲史家却只能演述古事。这便是两者家数上的重要区分,依此区分,我们更可发现两者在道古时也自有不同的立场。
小说是讲烟粉灵怪传奇公案之事。此类事例,可能是古代某人某时某地之事,但小说的叙述主体,是这桩烟粉灵怪公案传奇之事,其他时地等等不过属于该事发生时的历史场景。虽然每件事总有个历史场景,但叙述的重点并不在那个场景,而在于事件本身。讲史反是:重点倒是在史,是要以讲述这段历史中发生了什么事来说明这段历史,因此小说家虽亦道古,此古不过如舞台上的背景布幕,有之,诚然足以为戏剧生色,却不见得非有什么样的背景布幕不可。许多小说只有一个模糊的古,或只说“很久很久以前”即可,原因在此。小说可以道古,也可以说今,原因亦在此。
这也就是说:历史对小说没有限制性。可是讲史却是以此限制作为其叙述甚础的。它必须是讲一古代之事。这个古,也不能模糊,不能违背公众客观的历史认知架构。例如讲史者纵然再同情蜀汉,也无法把历史讲成是蜀汉统一了中国,说是蜀汉将吴魏灭掉了。社会公众,其实已集体继承了过去的历史负载。故在社会中存在一种基本的历史进程,为社会中人所共同认知。讲史者的一切谈说,均建立在这个认知基础上。
所谓社会公众性的客观历史,并不是说社会中人对历史中诸人物与事件均有一致的判断,而是说这个社会中人,对其群体的历史过程有一基本认识。都知道中国史即是从黄帝以下,历经尧舜禹汤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直至民国。所有事件,都必须镶入这个历史的框架中,并通过历史而得以了解。(https://www.xing528.com)
依时间序列来建立史与事的联结,并由此认识历史,是一种“编年史”的态度;认为所有事件或事物都应由其历史而理解之,则是“历史主义”的态度。讲史在这两方面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梦粱录》曾说讲史是“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通鉴》正是编年史巨著,它编成在宋神宗年间,没几个人读完过,可是民间讲史却据以讲说之,为什么?因为民间说书人也并不是依据这本书讲;而是他们的讲说,与《通鉴》有着一样的编年叙述形态,均是顺着时间的序列来讲谈史事。如《新编五代史平话》,孟元老所谓“说五代史”者,其内容大概即近于此:
龙争虎战几春秋,五代梁唐晋汉周。兴废风灯明灭里,易君变国若传邮。粤自鸿荒既判,风气始开,伏羲画八卦而文籍生,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遂杀死灾帝,活捉蚩尤,万国平定。……汤伐桀、武王伐纣。……后来周室衰微,诸侯强大。……刘季杀了项羽,立着国号曰“汉”。……[9]
如此一直讲到梁唐晋汉周。所述为王朝之兴废,而其实就是一段段时间的连缀,在每段时间中,讲的则是一种统包的历史。是以说王朝兴亡、国君易位,来讲那个时代公众的处境与命运。因此,小说通常有单体个别性的主角。因为它只讲说一件烟粉灵怪传奇故事,讲其中牵涉到的几个人物,事件自然要以这几位主角为主线展开叙述。讲史则角色丛猬,难以凿指谁是主角,如《三国演义》那样。讲述大半,诸葛亮才登场;诸葛亮卒后,史事仍然继续发展。历史不是某一两位英雄的传记,或某一传奇事迹的本末。历史如长河,英雄与事迹只是发生于历史中,如长河大江激起的浪花、形成的回澜,引人注目,然皆仅为历史中的一部分而已。讲史所要讲的,就是这历史本身,而不是替历史某一波澜作传。讲史所惯常表现出一种大江东去的意象,正显现了这种特性,如《三国演义》开卷《临江仙》词所谓: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阕词,也被用在杨慎《历代史略词话・第三段・说秦汉》。英雄成败、古今事迹,都在春风秋月的岁序流转之中变成了可讲述之“古”。由此春秋变易的观点去看,真是“兴废风灯明灭里,易君变国若传邮”“浪花淘尽英雄”。讲史所要讲的就是这样的正史,属于整体的、统包的、我们所有人都不能脱离的历史命运,而不是个体的历史或单一事件史。即使讲史不是讲一整体时代,而只讲一人一事,其所叙述的仍然不是个体的对象,而仍是整体的历史命运,即由一人一事见整体。只有整个历史的动向,才是讲史的叙说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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