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讲史非小说
宋人说话四大家数中，有所谓“讲史”一类者，见《梦粱录》卷二十。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谓此为“讲史书”，其他三种则是小说、说经、说参请。
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说话人有以下几类：小说、合生、说诨话、说三分五代史。吴自牧《梦粱录》二十则云说话四家数为：小说、谈经、讲史书、说参请。谈经中包括说参请、说诨经。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说诨经，或许与说诨话类似。盖其谈经，乃是说佛经。唐人讲经时已有媟亵谑戏者，故诨话之类，或即由此衍出。另外，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说这四家是：演史、说经诨话、小说、说诨话。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也说说话有四家：小说、说经说参、说史、合生。他们对于当时说话人的家数分类不尽相同，但小说、讲史各为一家数，是十分清楚的[6]。
这类说史书的艺人，至迟在唐代便有了，李商隐《骄儿》诗中曾提到的“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即是。宋朝尤盛，《东京梦华录》卷五所载京师瓦舍伎人，有霍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等；《事物纪原》卷九云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梦粱录》亦谓南渡后有敷演中兴名将传者。凡此皆属于讲史。把这些讲史人归为一类，与谈经、说合生、说诨话等区分开来，或许只是一种事实上的分类，可是为什么又把讲史者和小说分开来呢？把讲史称为说话人的一种“家数”，将它和讲烟粉、灵怪、公案、铁骑、传奇、朴刀、杆棒、发迹变泰等事之小说分列，难道没有特殊的意义吗？
依据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宋小说杂戏》中的考证，他认为：（1）宋代小说，不以著述为事，而以讲演为事，与秦汉六朝乃至唐人小说均不相同。（2）演史与小说，应属于同一类。因为《都城纪胜》、《梦粱录》都说小说人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故凡说话无关于史事者，即谓之小说，其说讲体例当与演史大略相同。今所传《五代平话》即演史之遗；《宣和遗事》恐怕就是小说之遗。（3）演史与小说，发源于宋。（4）此类话说，以叙事为主，虽不同于滑稽戏，但后世戏剧的题目多取诸此，结构也常模仿小说。
以上云云，除第四点外，几乎全错。古代小说，来历及体例不可知，而从《魏略》所言“临淄侯值，诵俳优小说数千言”来看，汉魏小说，未必全然以著述为事。唐代的白居易等人听讲“一枝花话”，当然也已以演讲说话为之，其起源亦必在宋初之前。且段成式《酉阳杂俎》有云：“余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唐时已有说话人、已有小说，是非常明确的事，至于演史与小说，显然也是不同的。(www.xing528.com)
说话四家数，都是“说”：说经、说史、说参请、说合生、说诨话，以及小说。小说，究竟包含哪些东西？《梦粱录》说“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迹变泰之事”、《都城纪胜》则分成三类“一者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拳、提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其范围、题材均甚明晰，其中称为银字儿者，更有特殊的乐器或者音乐配合，特征非常明显。
这些烟粉传奇等事，当然也必缘附于古史或时事故实，据之敷演讲说。所以《梦粱录》等书说这些小说人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但此只是以故事为材料，谈烟粉、说灵怪、叙传奇、道公案、言发迹变泰，并非旨在讲史。其与讲史之不同，实甚显然。如果我们把小说和讲史视为同一桩事，像王国维那样，事实上便模糊了两者的区分，也不能了解宋人为何要把它们分列成为两种家数了[7]。
王国维的错误，其实根源于他的小说观。依中国古代传统的小说观念，小说本出于稗官野史，因此小说原本就属于史籍之一类，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钱基博“小说家约为采访民间琐闻杂话之类史官”等，均从来源上说明历史记叙与小说同类。而从目录学上看，古人亦将《汉武故事》、《西京杂记》、《搜神记》、《续齐谐记》等纳入史部起居注及杂传类中。唐人传奇《吴保安》、《谢小娥传》等也都被采入唐史。由这个脉络来理解宋人说话，便不免仍将演史与小说视为一类，忽略了把它们分成两种家数的意义。
这种分立，其意义，应该模拟于“文学”从文章博学的含义与传统中独立出来，或史学从经学之春秋学中分立出来，都是同源而分流的发展，意义至为重大。小说的性质与内容，获得了新的确认，不再是史部之一；说史也自有它独特的内涵，与一般说烟粉灵怪公案传奇者不同。
唯有如此理解，方能明了宋人说话家数之分类，在文学史上的重大意义与作用。但，只如此说，仍是不通透的。读者恐不免还要追问，说史讲史演史，若果有其独特之内涵，与说烟粉灵怪等等不同，那么其分类的依据究竟何在？凭什么可以把演史和小说分开？演史的独特内涵，其自为一类的类型特征又是什么？宋人若真是将讲史与小说分立，其分类是否具有正当性？分类的原理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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