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史论：历史小说背后的纯粹与流行

一、尴尬的讲史

在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中，“历史小说”的讨论或许是较尴尬也较寂寥的。所谓“历史小说”，其价值颇遭贬抑；它与一般所谓“小说”者，其分类界限何在，也甚为模糊。

其中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即是把“历史小说”视为较不纯粹的小说，或通俗小说。不但现代的小说写作者不把南宫搏、高阳、章君谷等“历史小说”写作者视为同道；现代小说选本、史纂中不把这类作家列为讨论对象；对于古代小说史中的各种所谓历史小说，评价也都很低。以孟瑶《中国小说史》为例，它认为元代刊行的《三国志平话》“在文学上的成就几乎谈不上”，又说《三国演义》“以文学的观点来讨论它，那么有许多人认为这本书不足以跻身于第一流文学作品之林”。理由当然它举了许多，但总括来说，便是“全书风格给人一种通俗甚至庸俗之感”，“未将此书从通俗读物提升到文学的领域中去”^[1]。

《三国演义》是孟瑶认为中国历史小说中最出类拔萃的一部，其评价尚且如此，其他的就更不堪了。为何“历史小说”难以写得好，不能成为好小说呢？

孟瑶说：“历史小说的写作，不是一件易事，因诚如周氏在《史略》中所说‘依史则死，背史则谬’，所以写作时实在有左右为难之感。根据史实，则无法发挥创作过程中的想象；跳出史实的约束，所写出来的又不是所谓历史小说了。《三国演义》历来遭受到许多批评，就因为许多人站在文学创作立场看它，觉得它太受史实约束；站在历史事实立场看它，又觉得它处处与史实不合。”

叶朗则认为：历史小说仍是小说，故不必追求历史真实性，可以容许虚构，所以章学诚的批评不合理。因为章氏觉得《三国演义》的缺点在于它还包含有三分虚构，没贯彻“实则概从其实”的原则。而鲁迅认为《三国演义》的缺点却是由于它太拘泥于小说上的实事，虚构成分太多，“惟其实多虚少，所以人们或不免并信虚者为真”。比较起来，叶朗认定鲁迅的看法更正确，他又引胡适的意见，说《三国演义》“全书的大部分都是严守传说的历史，最多不过能在穿插琐事上表现一点小聪明，不敢尽量想象创造，所以只成一部通俗历史，而没有文学的价值。《水浒传》全是想象，故能出奇出色；《三国演义》大部分是演述与穿插，故无法能出奇出色”。同时他还认为“《三国演义》最不会剪裁，他的本领在于搜罗一切竹头木屑，破烂铜铁，不肯遗漏一点。因为不肯剪裁，故此书不成为文学的作品”，据此，毛宗岗替《三国演义》喝彩、辩护的言论，也一并受到他讥议了^[2]。

换言之，依孟瑶之见，历史小说只是一种通俗乃至庸俗的文学。叶朗则进一步从本质上说明了历史小说不可能写得好的原因，因为历史小说仍是小说，小说就须仰赖想象力和创造力，可是历史小说受限于史实，不便驰骋，故他引了郑振铎的见解，谓：“郑振铎认为‘据史而写’给作家带来了困难。在这一点上，他的看法和毛宗岗、谢鸿申等人似乎是相同的。但是毛宗岗、谢鸿申认为有了这种困难就更能见出作家的匠心，使得作品的价值更高，而郑振铎则认为这种困难限制了作家的想象和创造，因此就不可能产生上乘的作品。”^[3]

把小说和差一点的小说（所谓历史小说）这种同质而分层的关系，改用历史关系来描述的，则可以胡士莹的《话本小说概论》为例。(www.xing528.com)

胡士莹说：自宋代说话起，即有“讲史”和“小说”两家分庭抗礼，但两者在内容上并无绝对的界限，其后在历史发展中，二者又渐渐合流。先是讲史吸收了讲金鼓士马的“铁骑儿”，再则因元朝严禁说唱词话，故讲说时事新闻的“小说”逐渐并入讲史中，于是出现了保存小说的特点又是讲史规模的长篇章回小说。依此，胡氏把《三国演义》界定为讲史的代表作，然此只是在说话基础上创作成的作品，《水浒传》则是小说、铁骑儿、讲史合流的第一个成果，其后如《金瓶梅》等更是脱离讲唱技艺的文学作品了^[4]。

这个讲法，仍是把《三国演义》等讲史之作，视为较差、较粗糙，较原始的东西，不是好文学。与孟瑶惋惜该书“挣不脱说话传统”“是使这本书不能成为文学作品的最大原因”，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曾一再指出：“‘五四’新文学运动，表面上推倒了文的传统，白话取得了全面优势，但实际上这个话乃是文中之话，故所建立的不是个语的传统，而仍是文，是对文另一种形态的强化与巩固。以小说为例，‘五四’以后的小说论者，所欣赏的都是文人小说家而非民间说话传统，所偏爱的小说也仍以文采可观者为主。至于小说的写作，亦复如此。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即曾指出：现代小说不是比古典小说更大众化，而是更文人化；作家主体意识的强化、小说形式感的加强及小说人物的心理化倾向，全部指向文人文学传统而非民间传统；小说书面化的倾向，也转变了古典小说的叙事模式。”“‘五四’以后的小说评论者，虽然在理念上宣扬民间通俗文学，以打倒贵族山林文学；但他们作为一高级文化人，在文学品位上却很难认同平民文学。所以这其中事实上存在着一种矛盾。……至今为止，那些职业编书人，如罗贯中、熊大木、冯梦龙、天花藏主人等，不但年龄爵履仍然不太弄得清楚，其小说史的地位更是远不及吴承恩、董说、夏敬渠、吴敬梓、李汝珍和曹雪芹这些文人小说家。对于明清小说，我们的批评家们所喜爱的，乃是脱离民间说唱传统，成为作者个人表达属于一文人或知识分子情操、趣味及理念的作品。这些作品，文字当然远较民间说话传统‘文’，趋近书写传统而远离说与唱的表演；其内容也当然远较民间文学传统‘雅’，不那么粗俗，较接近文人的世界观。所以它们比较容易博得称赏。”^[5]

也就是说，推崇纯文学、贬抑通俗文学，推崇文学、贬低说唱的艺术位阶，正是近代论小说者的通病，在有关历史小说的评价问题上，显然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毛病。

其次，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叶朗、孟瑶或胡士莹，都是把历史小说（讲史）视为小说的一类，或者设法去解释讲史如何与小说合流，然后再以小说的标准去衡量历史小说，说历史小说不如小说。这种批评若有效力，那么倒过来讲，也是一样可以成立的。我们可以说：历史小说与小说本为一类或渐成一类，但小说不如历史小说那样能够显示人在历史中的处境，“此小说之所以绝难有上乘的创作的原因也”。这样讲话，有何意义？

近70年来，小说研究中，对于讲史或所谓历史小说，认识不清、义界不明、评价乖谬，都是由于上述这些魔障在作祟。要廓清迷雾，让小说研究和讲史的研究有些进展，势必对于所谓历史小说或讲史有些新的解说，重新理解到讲史不是小说，讲史自有其性质与叙述特点。

为了说明这些，且让我们回到宋人说话时对小说和讲史的分类关系上去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