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残游记》：探寻内在精神

看《老残游记》的内在精神

一

《红楼梦》、《儒林外史》以及其他许多清代小说，与元明小说最大的不同点之一，可能是清朝小说中往往有当代人物的影子在。晚清小说尤其如此。但《老残游记》有着更多的影射，借着寓言、象征或暗示等形态，做极深刻而又极真实的表达。

第十一章，老残借黄龙子之口说：“《西游记》是部传道的书，满纸寓言！”这可说是刘鹗对小说这种文学形式一贯而且唯一的认识。游记是一生屐齿踪迹与心路历程的记录，但刘鹗既将人生视同冥杳的梦幻，又以此梦比诸于庄子的寓言，则他所撰写的游记又焉得不为寓言？《老残游记续集・自序》：“夫此如梦五十年间可惊、可喜、可歌、可泣之事，既不能忘；而此五十年间之梦，亦未尝不有可惊、可喜、可歌、可泣之事，亦同此而不忘也。”兼记其痕与其梦，颇得庄子吊诡之意。而续集一书，更是第十一章论《西游》那句话的延伸与再衍。

透过这种认识我们应可察觉：无论在《老残游记》正集或续集里，寓言常使它们形成一些有意的“暧昧性”。刘鹗大抵是利用比喻或象征，与世事相比贯，然后透过非实指的表示来传达其意蕴。即使是实指直陈的铺说，刘鹗也常运用情节与人物的穿插予以展现。就清末民初的小说界来说，这已经是相当成功的作品了。也正因它掺杂了想象与寓言，它才能跻身小说之列，而非仅仅是一篇类似日记的实录。

或许我们可以和胡适一样，认为刘鹗在这本游记里所极欲凸显的，是治河的主张与清官之可怕^[1]，是一本做官教科书（见胡适《老残游记考据》一文）。但是，在第一回蓬莱阁上眺望天风海水时，忽然看见的那艘在洪波巨浪里挣扎的帆船，却终不免替我们带来一些消息，并引出了第十一回的“三元甲子”与“北拳南革”的论调来。在这其中，包含着一个士人、知识分子，在风雨飘摇之际，面对着自己所生处的古老帝国所做的一种反省和瞻望。但很不幸，这种彻悟后的醒觉，却只令他感到无限深沉的怅惘和索漠。于是，他不得不把一切变局的兴衍，诿诸“势力尊者”（十一回）的力用。

“势力尊者”的大力，是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势力尊者势力之所至，虽上帝亦不能违拗他。……上帝同阿修罗，都是势力尊者的化身。”但刘鹗在此却表现得极为无奈：他承认非变不足以救亡，却又深恐“若揽入他的党里去，将来也是跟着溃烂，送了性命的”（十一回）。他直觉地把这些变动，归入魔鬼阿修罗的作用。虽然不杀无以成天地之大化，但一切发动变局的人，不论北拳南革，虽“并都是聪明出众的人才”，却都不过是魔鬼的部下，是“瞎捣乱”的“恶人”。这是极强烈的反讽，因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是发动变局的人，刘鹗是新党呢！这个反讽的形成，来自他对自然运行观察的体认，是直接模拟的结果，而并非对南革北拳在基本意识上有什么严重分歧的厌恶或反对。所以他一方面觉得不论南北都非正人，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承认时局要变，而且也非有这北拳南革之变不可。第十章又说：“坏即是好，好即是坏，非坏不好，非好不坏！”这是另一层吊诡了。在这种自我理性判断的矛盾里，他看到了大清帝国日薄崦嵫的命运，也为它付出了无限的哀感。

第一章，老残与文章伯、德慧生两人，原是受了杜甫“日出海拋球”的感动，要到蓬莱阁观赏日出的奇景，看看东方已明，红日即将跃出海面，忽然刮起一阵怪风，云气迭起，将日光压住。日既已不能看见，这种象征便开始迅速地转移。于是那艘摇晃于洪波巨浪中的帆船就在望远镜里出现了。——四个转舵的是军机大臣，六枝旧桅是旧有的六部，两枝新桅是新设的两部。而船长二十三四丈就是二十三四个行省和藩属，东边那三丈是东三省^[2]。——一个在暴风雨中胡乱航行、受苦受难的中国。这种象征的意义，与汪荣宝所说“横流失楫难为济”（《赠郭春榆宗伯》）如出一辙。刘鹗透过望远镜来呈现这艘即将沉没大舶的险状，也正有他深刻的用意：末日的危机，被那些眼光广远的人们真切地望见了。

这种横流失楫、险遭吞噬的景象，是在大清帝国光焰完全消戢之后才自然出现的。日光被愈挤愈紧、“情状甚为诡谲”的云气所障蔽而消失，与那寒日虞渊所指陈的意义是完全相同的。请看张之洞最著名的一首《读宋史》诗：

南人不相宋家传，自翔津桥警杜鹃。

辛苦李虞文陆辈，追随寒日到虞渊。

相传虞渊（又作羽渊，据王孝廉氏云即舜殛鲧之地，未知然否）是太阳藏没的地方。《淮南子・天文篇》：“日至予虞渊，是谓黄昏。”——津桥是指洛阳天津桥，赵宋兴国，不用南方人为宰辅；等到王安石以临川人入相时，邵雍在天津桥忽然听见杜鹃啾鸣，乃叹宋之气数已销。是以宋室南渡后，末年几位宰相都是南方人。所谓李虞文陆，李纲闽人，虞允文蜀人，文天祥吉水人，陆秀夫楚州人。——张之洞这首诗写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入京以后，宣统幼帝岌岌可危之际，也是他奉命入军机拜相后晚年极少数的作品之一，很明显地运用比兴，以讽时局^[3]。清朝统治中国二百多年，好不容易才撇祛汉满的界域，将朝政起死回生的重担交到张氏肩上。但是这个千疮百孔、即将陨灭的古老帝国，一步步走向死亡的命运，却总令他忧心忡忡，而又清晰地展现在眼前。张氏已经老迈了，盱衡时局，除了像文天祥、陆秀夫那样，追随寒日到虞渊之外，还能怎么样呢？这首咏史诗，透着如此沉重的苍凉与无奈^[4]。寒日！寒日！鸦片战争以来，一连串的挫败，像一大片无法穿透的浓云，压得中国喘不过气来。旧日的光彩，渐次敛去；有的，只是维新的痛苦呼号。康有为自编年谱（成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有两段触目忧心的记载：

△（光绪十四年戊子）：久旅京师，日熟朝局，知其待亡而已。决然舍归，专意著述，无复人间意也。既审中国之亡，救之不得，坐视不忍，大发浮海居夷之叹，欲行教于美，又欲经营殖民地于巴西，以为新中国。

△（光绪二十五年甲午）：在京师，有贵人问曰：“国朝可百年乎？”余答之以：“祸在眉睫，何言百年？数年之后，四夷逼于外，乱民起于内，安能待我十年教训乎？恐无及也！”

从魏源的《海国图志》、《圣武记》，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康有为的《大同书》，改革的呼吁越唱越剧。等到戊戌失败以后，整个中国便像泄了气的皮球，丧失了所有的活力与新生的机能，静待着革命运动的兴起。这就是《老残游记》所说“南拳起于戊戌”的由来！这种命运，有远见的知识分子，谁都能体察得出来。虞渊落日的哀感，也就很自然地成了一份共同的感情和象征。钱萼孙在《海日楼诗注》序里形容民国六年（1916）复辟之役是“鲁阳回戈，虞渊仍坠”^[5]！而汪荣宝《秋草和味云四首》，也以秋草衰零，描写旧王朝沦灭的景象，他所谓冲雪王孙、平芜落日与那金台夕照、寒日陈根等等，都不脱此意；《次韵曹ꁳ蘅〈移居〉》诗又说：“故国遥看落日中”。情感的脉络，不难按索而得^[6]。

在这里，我们不难看见刘鹗处身的彷徨。清室的命运，固已如寒日坠渊；中国，却终还须要生存下去。第一章：

文章伯气得两脚直跳，骂道：“好好一船人，无穷性命，无缘无故，断送在几个驾驶人手里，岂不冤枉？”沉思了一回，又说道：“好在我们山脚下，有的是渔船，何不驾驶一只去，将那几个驾驶的人打死，换上几个。岂不救了一船人的性命？何等功德！何等痛快！”

革命的意图，他何尝没有？只是他又思忖：“他们船上驾驶的不下两百多人，我们三个人要去杀他，恐怕只会送死，不会成功。”这正是他看出革命之可行与必行，却终只赞成“送他一个罗盘，他有了方向，就会走了”这种维新途径的缘故。一旦当他被船上嘈杂言乱的人们，用断桩破板将老残的渔船打得粉碎后，老残便“只好闭着眼睛，听他怎样”（第二回）！这是彻底绝望后的听天由命与无可奈何！刘鹗在光绪丙午（1906）写的《老残游记・自叙》曾说：“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7]此即刘鹗之所以化名老残的缘故。面对着一个顽旧的社会，他维新的企图，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充军新疆）；换来的，却是无限的疲惫与灰心。无可奈何，坐而哭泣之余，除了一些甲骨印ꀦ，还有什么能慰熨这位老人的心灵呢？

二

面对着这样一个动荡而畸笏的社会与时代，《老残游记》在叙述时，便不能如《红楼梦》的作者，始终注意到神话的造景，作为贯串联系全书的脉络因素。但刘鹗却仍能将中国社会变迁的时序，纳入一个神话或梦幻的开展中进行。

在《老残游记》里，故事的展开，兴起自一个梦幻。梦的兴灭，倏然来去，在故事进行的过程中，仿佛不含具任何波澜与联系。但这种托诸梦寐以带起全篇的结构，正如同《老残游记续集》里运用寓言的表用，来彰显其内在意蕴。其实，在《老残游记》第一回里，刘鹗已兼用了寓言与梦幻的表达方式：前半段治黄大户浑身溃烂，是黄河治水的寓言；后半段蓬莱阁观日才是梦境。《老残游记》全书，总不脱这两个指喻与象征之意义的形象说明。这仿佛是《水浒传》洪太尉误走妖魔与《红楼梦》贾宝玉梦游太虚的结合手法了。

据弗洛伊德的观察，梦的根本，在于潜藏意愿的要求实现；而常以扭曲的变态型貌呈现着（这点关系着下意识的作用）。但是，在文学作品中，梦的形成与表述，其实是作者意识的直接构成物。换言之，即有意的创造，以表达或象征某一事实与意义。所以它的作用，与文学作品中的神话颇为相似。神话总是非理性的与直觉的。它的意义，恰如沃伦和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所说：

神话是一个社会给其后生幼民的一种解释。是有关人类本性和命运之教育性的意象（p. 287）。

当做家利用神话的暗示或比象来展现这些思想与情感时，这种象征的呈演是可依据主题而安排的。我们对照一下《红楼梦》青埂峰下的神话结构与《老残游记》中蓬莱阁观日的象征，必可了解其中的玄秘与关联。

这种神话的成创，不但架构在目前的现实世界之上，也包含着对未来命运的说明及拟想（在此并无所谓“原型”产生，因为那种初民意识或行为模式的具体表征、具有永恒的和普遍的人性，在此并不存在）。依准着沃伦与韦勒克所界定的意义，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见“一个社会给其后生幼民的一种人类命运之解释”的象征意义，在第十二章里得到了完整的诠释：那就是北拳南革与三元甲子的议论。

《老残游记》第二回开始时叙述：(www.xing528.com)

话说老残在渔船上，被众人打得沉下海去，自知万无生理，只好闭起眼睛，听他怎样。觉得如落叶一般，将身飘飘荡荡，顷刻工夫，沉到海底了。只听得耳边有人叫道：“先生起来吧！天已黑了，饭厅上饭已摆好多时了。”老残慌忙睁开眼睛，愣了一愣道：“呀！原来是一梦！”

这是从梦幻导入人间实境的过渡，从第八章“桃花山月下遇虎，柏树峪雪中访贤”开始，《老残游记》的叙述就又跳开了人世现实的纠葛与牵扯，从柏树峪屿姑、黄龙子等人的谈话中，作者铺陈了一个奇幻的世界与经验；透露了一些奇特的思想和见解。刘鹗在这儿，耗去了三章的篇幅（加上第八回的进入柏树峪，则共为四章，为全书五分之一），来安排这个场景，仿佛是件颇令人诧异的事。因为它只是申子平寻访刘仁甫途中所经历的一桩插曲，与老残“游记”无关，而两人的出现也仅止于此。换言之，柏树峪的故事情节，与全书前前后后毫无关联；其推动此一情节的人物，也与前后文的发展一无联系。这是个很奇特的结构。且慢，面对这突兀耸异的情节，我们若能细心玩索，倒也不难发现它的根源：第一回所提出的一切，随着梦境的打断而消释。倘若没有这四章顶上，岂不是入手便造成一团迷梦，永不得解答了吗？胡适之能发现《老残游记》第一回是刘鹗的自叙，却误信了钱玄同的议论，以为桃花山夜遇屿姑一段，掺杂了大量的“迷信”，是刘鹗头脑不清的见解，未免察及秋毫而不见与薪了。

胡适又说：“《老残游记》里最可笑的是北拳南革的预言！”依我看来，这个预言悬揣一点也不可笑；它的意义，至为沉重而深刻。也许他的推论预算不尽准确，但预言之所以兴起，岂会毫无原因？预言既已形成，又如何能不代表任何意义？

梁启超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发表了《新中国未来记》小说一篇，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及对中国未来前途的展望，运用小说及寓言的体裁予以说明。其性质与《老残游记》中论北拳南革与三元甲子完全相同。民国元年梁氏莅报会演讲词中追忆此事时曾说：

壬寅秋间，复办一新小说报。犹记曾作一小说，名曰《新中国未来记》，连登于该报者十余回。其理想的国号曰大中华民主国，其理想的开国纪元即在今年（指民国元年），其理想的第一代大总统名曰罗在田，第二代大总统名曰黄克强。罗在田者，藏清德宗之名，言其逊位也。黄克强者，取黄帝子孙能自强立之意。今事实竟多相应，乃至与革命伟人姓字暗合，若符谶然，岂不异哉？

梁氏预推十年以后事，固然如他所自认是：竟与今之事实相应，若符谶然。但他也说：“编中预言颇费覃思，不敢草草。但此不过臆见所偶及，一人之私言耳。国家人群，皆为有机体之物，其现象日日变化，虽有管葛，亦不能以今年料明年之事，况如数十年后乎？”（《新中国未来记绪言》，《新小说》第一号第51页）刘鹗与梁启超作同样的预测，稍有不验是必然的，也是应该的。他们是心怀热血的知识分子，不是巫师，只能洞观局势，察觉世事变化的必然与应然，没有理由要求他们成为卜龟。今日气象报告运用精密的仪器，以今日测明日，尚多舛误，何况一个国家社会的变化？然而，即令如此，他们对中国未来大势的掌握却仍是极其敏锐、准确而惊人的。

第十一章：

同治三年甲子，是上元甲子第一年。……同治十三年甲戌，为第一变；光绪十年甲申，为第二变；甲午为第三变；甲辰为第四变；甲寅为第五变。五变以后，诸事俱定。……甲寅（民国三年）以后，为文明华敷之世，虽灿烂可观，尚不足与他国齐趋并驾。直至甲子（民国十三年），为文明结实之世，可以自立矣。然后由欧洲新文明，进而复我三皇五帝旧文明，骎骎进于大同之世矣。然此事尚远，非三五十年事也。

从同治三年甲子（1864）到民国十三年甲子（1923）之中，刘鹗估计中国将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北拳南革以后，中国才有了自立的基础与吸收欧美文明、重建中国旧文明的进程（此处所谓文明，含义略似史怀哲所论，与文化一词，在哲学与历史上并无太大差别^[8]）。身处在五千年专制政体下的文人，能有这种眼光和见识，能不令人感到惊诧吗？此书成于丙午（光绪三十二年，1906），是以北拳之变已为实录而非预估。但他预测革命将成于庚戌（宣统二年，1910），竟比实际上还早了一年。换言之，他对清廷即将覆灭的形势，已觉得是“不旋踵”的事了。这种观念直接导源于第一章横流失楫与寒日无辉的意象展示，而身处满人淫威尚存之世，自我理想与推断的铺陈，也必须假借类似神话的形式予以宣诉。钱玄同讥嘲它“神秘里夹杂着不少旧迷信”，未免不懂得神话与象征结构在文学中运用的情形。至于刘鹗推料革命成功以后，直到甲寅，即是“文明大著，中外之猜疑，满汉之疑嫌尽皆消灭”的时代，恰与革命后国父不排满的主张相合，也不能不说是他的卓识。胡适一笔抹杀，斥为猜测错误，直是妄说，不足信据。

在此我们须注意：刘鹗虽以为北拳南革都是“瞎捣乱”，但他也说：“此二乱党，皆所以酿劫运，亦皆所以开文明也。”国父曾说过，革命是破坏后的建设。就其破坏言，岂可谓为非劫运？就其建设言，又宁非开文明？刘氏此说并无错误。在刘氏本人，只是害怕搅入革命党要送掉性命；中国非革命不可的情况，他却是看得极清楚的。第一回不赞成革命，是以为以寡击众，藐无胜算。但维新的企图既已失败，中国自然只有转而趋于革命一途而已。所以他说南革是“起于戊戌”。胡适以为刘鹗“根本不赞成革命”，不知何所见而云然。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刘鹗的态度，一直是坚定而明显的。

三

“而翁中酒仰天时，数说崩离世未知！四百兆人原祸始，泪看成海梦成丝。”光绪廿八年（1902），陈散原题夏伏雏《燕北纪难图册》时，写下了这则哀伤的感慨与预言。大清帝国广厦将圯，日坠虞渊的景况，既已具体呈现在眼前（一般世人仍是懵然不觉的，散原第二句感慨极深）。紧随着这个哀伤而来的，是清亡以后中国未来所历处的方向和命运。处在一个“税重桑田少，民愚学术微。登陴揽千室，鹅鸭弄斜晖”（康有为《游三水城》）场景中的才人志士，他所面对的，是另一个朝曦灿烂的明天。中国（清）必亡，而中国也必兴。在此，展观去躅，瞻望前程，类似《老残游记》的预言还会少么？

虽然如此，刘鹗仍有他独到之处，文学的展示，本即有其曲折与深邃的特质。时事和世局的推论，运用神话予以表现，也自有着窅幻的神采。何以桃花山屿姑黄龙子一段是刘鹗布置的神话景观？第八章申子平山中遇虎后巧逢屿姑住处，屿姑说：‘家父前日退值回来，告诉我们说：“今天有位远客来此，路上受了点虚惊，吩咐我们迟点睡，预备些酒饭，以便款待。……”子平听了，惊讶之至，暗道：荒山中又无衙署，有什么值日退值？何以前天就会知道呢？”文后又明言屿姑等人为“诸仙”，屿姑之父为碧霞宫值日功曹。足见刘鹗是先构建一神话世界，再将自我思想见解添补为其材料。而这个神话形就的意义，又直接来自蓬莱阁观日一梦的象征。俄国哲学家贝得耶夫（Nicolas Berdyaev，1874—1948）曾指出文化的成就在其“象征性”而非“实质性”（symbolic rather than realistic），因一切文化的表现一旦落入现实化，则创造力必将随之呆滞而缓怠^[9]。事实上，文学（尤其是小说）本身即非实指性的呈现，想象的运用，常使它们具有强烈的创造性与暗示作用。对文学作品中所含蕴的象征世界来说，它并未排斥任何实物实事的仿真和宣述，然而它又可在一虚幻的假设条件下构成秩序，表达作者的意念。它虽具有一个非理性的外壳，超越一般思想范畴及经验概念之外，但它确实具备着一个可理解的意义。透过这种假象的表达，作者的心灵世界往往可以循是索观。刘鹗的象征世界其实尚不十分纯粹，因为在讨论到三元甲子时，作者已直接站出来说话了；柏树峪的夜谈，中间也影射有太谷学派的人物。但是他毕竟是将这整个意义的表达，纳入了一个神话的结构中进行着。这个神话与发端的梦境遥遥相应，扣住了全书。这，也许正是《老残游记》过人之处吧！

（原载《幼狮月刊》四八卷五期）

注释：

【注释】

[1]　胡适之说：“游记写官吏的罪恶，始终认定一个中心主张，就是要指出所谓清官之可怕。”案：《游记》十四回：“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刘鹗所记，官吏有贤有恶，并非全归诸“可怕”二字。其中心思想亦在指出不通世故之君子，每能误国；清官不过仅是君子中一类，胡适之说未碻。又案：刘鹗此说，为晚清公论，亦非独创之见，赵凤昌（竹君）《庚子拳祸东南互保纪实》一文，斥李秉衡为“误国之忠臣”可与此比观。黄秋岳《花随人圣盦摭忆》也说：“国事至此，正坐有无限若干之误国忠臣也。”（第394页）。

[2]　此依胡适《老残游记考据》所述。胡适讥蔡元培论《红楼》为索隐猜谜，其实在此胡适亦不能避免用此方法。因旧日小说影射成分极大，索隐法亦自有其价值，此是一例。

[3]　案：汪荣宝所撰《金薤琳琅斋集》中《思玄堂诗》第一集，有《希马出示先德文慎公诗集因题》云“十载长安看弈棋，津桥两听去鹃悲。上尊赐酒余酣在，已是虞渊日尽时”，即用张之洞诗意。去鹃指戊戌四月翁同龢罢相及丁未五月汪文慎去位事。二氏均南方人。又《过杨叔峤故居》云：“谁记津桥夜雨痕，秋风来吊楚鹃魂！”杨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或许前诗所谓去鹃悲，也与此事有关吧！晚清民国间诗人诗中，杜鹃除了常用以拟譬逊清帝子之外，还每有这种意象运用的现象，却是今人所不曾察识到的。

[4]　晚清诗人每利用咏史、咏物、宫体、游仙等方式来状显讽喻的特色，详拙撰《晚清诗人讽寓的传统》（《学粹杂志》廿卷一二期合刊本）。张之洞另有《读白乐天乐府句绝笔诗》：“诚感人心心乃归，君臣末世自乖离！岂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谕诗！”感痛激切，可与此诗相比观。

[5]　曾广钧《环天室续刊诗》，有《纥乾山歌》，咏张勋复辟事亦云：“自矜白日可回中”（广钧诗无笺，此释详《花随人圣盦摭忆》）。又陈曾寿《落花》十首之一：“天回地转愁漂泊，唯傍残阳片影红。”亦咏复辟事，而残阳意象的运用，亦与钱萼孙同。

[6]　《秋草》之二：“江南风物转凄凄，一望平芜落日低。”之三：“极目金台夕照苍，青青千里尽经霜。上山非复蘼芜路，通阙空残薜荔墙。余烬已怜萤火尽，寸心仍托卷葹长。闲阶徙倚寻啼碧，不为离人自断肠。”之四：“共向疾风标劲节，终回寒日照陈根。”此数诗也与陈苍虬《灵璧道中》诗：“苇败烟空釜底村，残阳留梦浸余痕。春风一样秾桃李，静倚门中半菽魂。”颇为相似。

[7]　杜甫诗：“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以棋弈喻国事，自古已然，钱牧斋有前后《观棋》绝句若干首，皆隐喻时事可证。陈宝琛《感春》诗，咏甲午战争事也说：“轮却玉尘三万斛，天公不语对枯棋。”

[8]　A. Schweitzer，The Philosophy of Civilization，Chap.3，p.46.

[9]　P. A. Sorokin：Social philosophies of an Age of Crisis，p.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