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智慧：用才量用，扬长避短

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曾国藩语录】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用人也应用其长。

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个人的能力再全面，也会有其所不能，一个人无论多么平庸，也总会有其特长。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只有借助人力为我所用才能成功。对于人才，无论其性情如何，只要有利于事情的顺利完成，就要为我用，不论其出身，不论其所从事职业，甚至其品德也可以不考虑。因为人才是多方面的，瞎子的听力好，哑巴的手势打得逼真，这是常理。人有这面的缺点就有另一方面的特长。

曾国藩对人才任用的成功得益于他对人才的分类观察：

一是节清之家。节清之人德行厚重，仪容端庄，未被使用就已引人注目，他的道顺畅而有救化，因此在未显达之时，众人乐意举荐他。显达之后，上下之人都尊敬他。功足具激浊扬清，德足以师表风范。这种人对社会没有祸害又能长久显达，因此为世人所尊重。他们处理各种事物井井有条，政绩与德行齐飞，声名和形象一色，让其他人肃然起敬。

二是法家。法家之才，以制度为本，待成功之后才显出效果，这种方法先苦后甜。严厉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在未显达时，众人猜忌，政令施行之后，上下之人又畏惧他。功绩在于能建立法制，安邦定国。

三是术家。术家之才，出于聪明多思，等到计谋成功才显现出他的本领。一般在开始时深藏不露，然后方逐渐显现才华，达到精深玄妙的地步。在未显扬本领之前，许多人发现不到他的才能。他的才能，会得到明主的珍视。功业足可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通古今之变。而当其引退时，隐藏在不为人知的地方。作为一种人才，神奇而不经常被用，因而有时会沉没无闻而不显扬。

四是国家栋梁之才。国家栋梁之才往往德、法、术之才兼备。其德足以整肃社会风气，法制足以匡正天下，权术足以制定国策，可谓国家栋梁一类的人才。三才兼具者才能德行足以代替君王掌管国家。他们道德清扬，可谓一国表率；能依法治国，整肃法纪，又不会失之严酷；他们足智多谋，果敢善断，而且文能诗文，武可行兵打仗，竭尽忠诚，为国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上古的伊尹、吕尚可谓代表，三国时的诸葛亮也可以算在此内。

五是大臣或地方官之才。兼有三才，但是三才都不够纯备。德行可以做一地一域的表率，法足以治理一地一乡，权术足以权衡处理一般事宜，这是出任大臣、地方官的人才。

六是智识之士。智慧明识的事业，本于推原测度。其治理之道顺遂而不违逆。所以当其未发达时，被一般人所容纳，已成功时，为宠爱者所推许。其功业足以佐助明主，深于思虑。而其弊处在于只知直趋，不知退隐，或者违背正常以保身自全。作为一种事业，才智足备但难以维持正义，因此有时先得利而后招致祸害。方略谋划一事，对军事、行政、教化工作能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这种人才在才智上也许不逊于谋略家，但在勇气和行动上不如谋略家强劲，往往是知而能争，争而不得。无力坚持正确的东西，要么屈从，要么逃避，因此声名功绩终不如谋略家显达。

七是臧否之才。褒贬善恶的事业，根本在于是非。其治理之道清廉而且规范。当其未成功时，能够被一般人所认识，一经显达，又为一般人所称道，其功业足以辨别善恶，观察是非。其弊害在于为毁谤者所怨恨。其作为一种事业，严厉而不宽容，因此有时先为人赞赏，而后被人疏远。

八是伎俩之才。讲求技能的事业，根本在于事功能。其治理之道辨慧而且神速。当未显达时，为一般人所惊异，已成功时，被政府委以职任。其功业足以清理繁冗，纠正邪谬。其弊端在于使普通人劳顿而使地位低下者疲惫。作为一种事业，细致却不安泰，因此是治理之道的末等。

九是文儒之才。这是三种人才的合称，包括：文章写得好的人，可传道授业的教育人，才和德都好的舌辩之士。文章之才可以著书立说，文章千古，如司马迁之著《史记》；能传授圣人经典，激扬文理，却不能干预施政的人才是儒学教育之才；论事未必有道理，但应对自如，能自圆其说，或洒脱，或放浪形骸，或偏激，或正统，这类人属于口辩之才。(www.xing528.com)

十是骁雄之才。骁雄之才一般胆力卓绝，才略过人，但是对于治国的才能和人际的心机考虑不够。他们属于政治上幼稚、容易被小人陷害的人。刘邦手下的韩信和宋朝的岳飞都属此类。

在利用上述人才时，曾国藩特别强调了要小心谨慎，尽可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量才录用，扬长避短。曾国藩认为：雄韬大略之人有其不足，鸡鸣狗盗之徒也有其优势。所以他就上述人才分类中的八类主要人才，进一步论述了他们各自在应用中的优势与不足。

一、“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治小则迂”：王化之政，也就是以德行教化为主的政治。提倡以德为主的人，属于节清家一流的人才，他们适合做全面的统辖工作，而“以之治小则迂”。

二、“器能之政宜于治烦，以之治易则无易”：精明强干，德、术、法都倡导，但主张与力度都不够强的人才，是独挡一面的器能之才。他们有精力和智慧去开创局面，治繁理乱。比如在民智尚未开化的地方，由于野蛮，缺少正常社会秩序，不用强力手段去征服，只用一味的文明说教，多半会越治越乱，器能之人可能会以暴抗暴，先把恶势力和恶霸除掉，使当地人得到实惠，自然慢慢接受到文明教化，地方就日渐平安、富裕了。

三、“策术之政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这种人多策善划，胸中有奇谋，最适合于乱世中生存发迹，如遇奇主，一拍即合，会策划出惊天动地的大手笔来。在战乱时期他们是一代奇士。但在和平安定、无所纷争的环境下，他们却难以找到发挥其智慧的用武之地，而平淡一生。乱世用奇，治世用正，就指的是这一类奇才。

四、“法家之政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法家之才用法制推动一切，富国强兵，用强硬手段整治腐败和歪风邪气，会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如果用同样严厉的方法来治理贫困地区，因手段残酷，反而搞得人心惶惶，民不堪命。

五、“智意之才宜于治”：智意之才宜于治理新局面，他善于周旋调停，权智有余而公正不足，因此宜于开创新局面，在太平的形势下却做不出什么实绩来，有虚名而无实功。

六、“苛刻之政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众”：这类人才公正无私，苛刻少恩，不讲情面，六亲不认，适于追奸查污，清理腐败和邪恶势力。如果去治理边疆或经济发达地区，则会因为苛刻而失民心，不是安民，而是扰民。

七、“威猛之政宜于过乱，以之治善则暴”：叛扰混杂的地方，一般是民智不十分开化、经济也不发达的地区，这地方的人心更直，也易被人欺骗和煽动。这种地方必须派威猛有力的人去管理，而不宜用软弱书生。豪杰之才威猛刚强，处理问题大胆果断，敢于冒险，不怕困难和压力，适于征乱讨伐，如果来管理善良百姓，则太刚暴。治理人民百姓不同于治理军队，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且必须令其禁止，不得违抗军令，这是特殊使命和职责的缘故，平民百姓则不样。

八、“伎俩之人宜于治富，以之治贫用劳而下困”：这类人才奇漏诡巧，急功近利，去治理富饶之地，由于智谋多变，能应付当地复杂多变的局面。富饶之地，民众由于有钱，生活不成问题了，就会把心思用到其它方面，社会就生出了许多问题。他们不仅自己生事，还想方设法打通关节，贿赂官员。治理这样的地方，如果智谋不够，反应不快，没有一定的处世方法，只以单纯的直来直去处理问题，不仅关系难处，而且会把自己弄得很被动，既不利于开展工作，更不利于治理政事。因此这类地方对伎俩之才是最为适合的。

总之，曾国藩主张用人如器，即用他的长处，同时避开他的短处。以恶止恶，以暴止暴。鸡鸣狗盗之徒对付雄韬大略之人难应付的事，有时是最得心应手的。

惟才是用，是用人的根本。世界事物有万种，做事之人也有万种。不论是贤才还是三教九流之徒，只要能为我所用，对号入座，就能派上用场。“天生我才必有用”，任何一个人再怎么无能也必有一点可取之处，集众人之长，采众人之优，则无所不能，百战百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