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标准：曾国藩的智慧与选将之道

人才的标准是什么

【曾国藩语录】

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

曾国藩深知人性的优点与弱点，也深知清政府败腐的原因，在选用人才方面，自有一套标准。这些标准或许大悖于一般所谓“惟才是举”的说法，不过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很有益处的。

曾国藩的选将标准除廉明、智略才识之类标准之外，还另有特色。一是选用“忠义血性”之人。

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要求湘军将领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根本的封建统治秩序，具有誓死与起义农民顽抗到底的意志，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冲锋陷阵，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体赢弱者，过劳则疾；精神匮之，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选用具有“忠义血性”者为将领，可以为整个军队起到表率作用，这样便可以带动全军效忠朝延，从而能够使这支新兴的军队一湘军，不但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功能，同时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

二是注意选用那些“简默朴实”之人。

曾国藩对于绿营兵官气深重，投机取巧，迎合钻营的腐败风气有着很深的认识，他说：“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以窍太多，漓朴散淳，其意蔼然。”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规定，不用入营已久的绿营兵和守备以上军官，选将必须注重“纯朴之人”，即脚踏实地、无官气、不浮夸伪饰之人。这种将纯朴之人委以重任的做法，对提高湘军的战斗力极为重要。

三是选用能“坚忍耐劳”之人。

“坚忍”亦就是打仗时能冲锋陷阵，身先士卒。曾国藩虽为一介儒生，最初对于治军没有多少经验，但他清楚，行军作战倍加艰辛，只有“立坚忍不拔之志，卒能练成劲旅……数年坎坷艰辛，当成败绝断之处，持孤注以争命。当危震撼之际，每百折而回。”他提倡在艰苦环境中具有矢志不移的勇气。

曾国藩在其一整套的选将标准中，一反中国古代兵家论将、选将的方法，而将“忠义血性”，意即对封建政权的忠心放在了第一位。为此，他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书生为将。在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人占百分之五十八。

在曾国藩看来，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出身卑微，迫切希望改变所处的社会地位。按惯例应通过读书做官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然而，清朝末年的状况却使他们无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据统计，清末全国绅土人数约有145万，政府官职及头衔仅能容纳15万，闲居乡里的绅士至少有130余万，两者之间差距悬殊。当社会统治秩序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他们本能地站出来，以封建的卫道精神同农民军进行对抗，捍卫封建的统治秩序，加之无官可做只好投笔从戎，一显身手。

按照这些标准选将练兵，处理将士关系，虽未必能达到他的“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人心”的目的，但确实使曾国藩得到了一支非比寻常的军队，从而使他博得了皇帝对他的重用和将士僚属对他的拥护。

除这些明文规定的标准之外，曾国藩还有一套只实行不公开的选将方法，其内容如下。(www.xing528.com)

一是表现欲过强的人，不可久用。

大家在一起交往，如果一个人老是自以为是，以自己为中心，处处争强逞能，不给别人以表现和施展的机会，那么别人很快就会对他产生反感，将来一起合作共事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二是慎用有大才而性格偏激之人。

前后出入曾国藩幕府的人不下三四百，走出曾国藩幕府而任高官者也不下百余人。曾国藩与这些人的关系大体是很融洽的。只有少数几个人很不买曾国藩的账，左宗棠就是其中之一。对于左的天才可用，曾国藩多次向清廷密保、密荐，但对左在自己手下工作，曾国藩却十分慎重。

左宗棠于1859年12月结束了在湖南巡抚手下的幕客生涯，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采纳了王柏心的建议，沿江东下投奔曾国藩。1860年4月20日，清政府命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但曾国藩却在是否任用左宗棠襄办军务的问题上顾虑重重，犹豫不决。他承认，长期以来左宗棠在湘抚张亮基、骆秉章幕府，大力支持他筹建湘军，湘军“出征”后，为湘军募勇、集饷，厥功甚大。1854年3月，曾国藩兵败靖港，投水自尽，湖南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准备参劫曾国藩，“罢遣湘军”。

就在他兵败自尽的当天，左宗棠却从长沙赶往铜官渚，安慰、鼓励他整军再战，雪中送炭，盛情可感。但曾国藩又认为自己与左宗棠的思想基础不同，左宗棠言大志高，个性刚强，难以驾驭，虽说谋略甚深，却又缺乏实战经验。

再者，曾国藩与王闽运发生矛盾时，左宗棠是王而非曾。所以，清政府虽然于4月20日命左宗棠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曾国藩却迟迟没有上奏表态。6月3日，胡林翼致书曾国藩说：“左季高，谋人忠，用情挚而专一，其性情偏激处，如朝有争臣，室有烈妇，平时当小拂意，临危难，乃知其可靠，且依仗季公，其功或成。”对此，曾国藩不能不慎重考虑胡林翼的推荐。

就他与胡林翼的关系，与左宗棠的交情，以及他统率的湘军的处境而论，权衡利害得失，他不能接受从胡林翼的请托。如果他把左宗棠拒之千里之外，不仅开罪胡林翼，并将受到湖南官绅舆论的指责。经过反复“格物穷理”后，1860年6月16日，曾国藩上奏请留左宗棠襄办军务，这时左宗棠已经在湖南筹建新军了。

三是有三种人不可举荐升官。

跟随曾国藩从军打仗的人，尤其是出谋划策的幕僚和下属，他们都希望得到曾国藩这位“盟主”的举荐而飞黄腾达。曾国藩对下属和幕僚确也不吝举荐，但他举荐人是有条件的，有三种人曾国藩不愿保奏，一是才高德薄名声不佳者，一是才德平平迁升太快者，一是个人不愿出仕者。

第一种人如周腾虎、金安清等，往往一经保举，即遭弹劾，心欲爱之，实却害之。例如，周腾虎刚受到奏保，即连遭弹劾，遂致抑郁而死，使曾国藩大为伤感。曾国藩从此接受教训，其后屡遭弹劾、名声极坏的金安清在幕中为他出力效命之时，他力排众议，坚持只用其策，不用其人。

第二种人如恽世临、郭嵩焘等，皆经曾国藩直接间接地奏保，于两年之内连升三级，由道员超擢巡抚，复因名声不佳，升迁太快而被降调。曾国藩亦从此接受教训，待1865年10月清政府欲令李宗羲署理漕运总督、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而征询曾国藩的意见时，曾国藩即直抒己见，并提出自己的理由，认为他们资格太浅，物望未孚，洋人变诈多端，非勋名素著大臣，不足以戢其诡谋而慑苦难骄气，该员实难胜此重任。总之是不同意这种安排，以杜升迁太骤之弊。结果，清政府接受了曾国藩的意见，随即撤消此议。

至于第三种人，本人不愿出仕或不愿受人恩德，受保之后本人不以为因，反成仇隙，说来颇令曾国藩伤心。虽未知其姓名，却可断定确有其事。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谈到奏保之难时说：“近世保人亦有多少为难之处。有保之而旁人不以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为德反成仇隙者。余阅世已深，即荐贤亦多顾忌，非昔厚而今薄也。”这可以说是曾国藩的阅历之得，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