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智慧：修身修心养身之道

修身还要修心

【曾国藩语录】

养身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减少思虑，排除烦恼，二者用来清心，就是说‘君逸’。常常行步走动，筋骨常动弹，‘臣劳’说的是这个。

曾国藩精于养身。其调理元气、护养心性的方法是：血气刚强，要用安静加以柔和；思虑深沉，要用坦诚忠直作为要求；勇敢坚毅但过于凶暴，要用经常的训导加以辅助，使其不越正轨；行为急躁，要加以节制；气量狭隘，要设法使其胸怀宽阔；品行卑下，贪图小利，要用远大的志向进行激发；才能低下，学识平庸，要用良师益友进行辅导；举止轻浮，生活懒散，自暴自弃，要使之明白由此引起的祸患；单纯朴实，诚恳忠厚，则要使这种品行符合礼乐，并引导其学会思考问题。

曾国藩的养心法是典型的身心兼治，因为一个人一生以老、庄的养心说为法，可能会失去进取心，也很难有所成就，更不用说能成大事了。本来，成大事与老庄的养心说是矛盾的。如何化解这个矛盾?曾国藩主张磨难波折时要把心放得下，不能因为身处困境而郁郁寡欢，那样永远不会有东山再起之日。基于这种看法，他对苏东坡最为赞成，认为苏是中国少有的榜样。曾国藩说，在官场中混最不易，最易丧失威权与荣耀，其中也有一些“规矩”，这些规矩要独运于心，在幕后遵守：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知己悦人；即保持一团和气最重要；三是要提防好人捣乱。他最后说，苏东坡犯了三大忌，几次被贬，但可贵的是志向操守不改，能顺应环境的变化而生存。

在苏轼看来，人之所以要对人间万事超然旷达、随遇而安，是因为人生太渺小、太短促了。苏轼虽然意识到人生短暂，却并没有由此走到《列子》鼓吹的享乐主义、纵欲主义的道路亡去，也没有像魏晋名士们那样，沉浸于性命无常、人生如梦、欢乐苦短、忧愁苦多的伤感中不能自拔。苏轼以清醒的理性精神对待人生，认为人们应该“循物之理”，按照客观事理和人的生命规律生活，随遇而安，“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只有遵循客观事理和人的生命规律，才能尽人事，终天年，做到死而无憾。

怎样才能尽人事，终天年，死而无憾呢?苏轼认为关键在于淡化功名利禄、物质欲望，进退出处、显达富贵、福祸穷通一任于天。在苏轼看来，一个人精神生活的快适，可以弥补物质生活的贫乏，战胜外在险恶环境的煎迫，所以，在极端困厄的情况下，他仍“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正是这种超迈旷达、怡然自得的乐观情怀，帮助苏轼战胜了人生道路上的重重险阻，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

曾国藩对韩愈、苏轼的诗词十分喜爱，认为字字句句皆如其人，他还把苏东坡所做的能与自己心境相沟通的篇章单独辑成，经常吟诵。

曾国藩举《易经》乾坤两卦比喻养心与事业的关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福。

要想有健全的精神，应当先有健康的身体。要有健康的身体，就需要对养身之道十分留意。曾国藩认为：“养身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减少思虑，排除烦恼，二者用来清心，就是说‘君逸’。常常行步走动，筋骨常动弹，‘臣劳’说的是这个。”

养身的方法，不但应当多多从事活动，以达到增进身体的健康，更应当减少烦闷，以保持精神的健康。

曾国藩主张身心交养。他给李希庵的信说：“我认为治身应当以‘不药’二字为药，治心应当以‘广大’二字为药。”这是曾国藩恪守他的祖父星冈公“不信医药”的训导。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

服药的事，我经历很多。不仅是外表有病服用治标的药剂最容易出错，属利弊各半，就是根本之病，服用人参、鹿茸之类也少有实际效用。像胡林翼、李希庵，把参茸燕菜当作家常使饭一样，也终于不能补救身体。我现在的调养方法，米饭一定要精，蔬菜用肉汤来煮，鸡鸭鱼羊猪，都要炖得极烂，又多用酱菜、腌菜之类。我认为这是天下最好的饮食，大补身体的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孟子》以及《礼记》所记载敬礼老者、事奉双亲的方法都是如此。难道说古代圣贤都是愚蠢的，一定要像后代那样喜好服食人参、鹿茸、燕窝、鱼翅、海参才算是明智吗?星冈公的家法，后人所应该遵守的有很多，而他的不相信巫师、医生、地仙、和尚这一条，我兄弟尤其应该竭力遵守。

不会养心，是自讨没趣；善于养心，你能不被外人所欺，不为外物蒙骗。曾国藩是养心大师，且听他一席话：

首先要心安定，然后气才安定；气要安定，然后精神才安定；精神安定以后，身体才会安定。治理身心的最好办法，就是以自己的力量来战胜它，一是以顽强的意志指挥气，一是以静制动。凡人疲惫不堪、精神不振的时候，都是由于气弱。气弱则精神颓废。然而，意志坚强的人，气也会随意志而改变。比如贪早睡，如果立志早起，就必然能够早起。如百无聊赖之时，是气疲乏四散。如果端坐而固气，气也必会振作，这就是以志帅气。久病则气虚胆怯，时时怕死，困扰于心，就是做梦，也难以安静。必须将生前的名誉，死后的一切事情，以及各种杂念，都全部忘掉。这样，自然心中生出一种恬淡的意味来，寂静之极，真阳自生，这就是以静制动的方法。(www.xing528.com)

曾国藩论述养心的方法，虽然说法不完全一样，但大体不外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个字。他的《日记》上曾说：“养生家的方法，没有比‘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个字更重要的了。”

“惩忿窒欲”，在于求得精神的健康，可以叫作“心理的修养”。曾国藩对“惩忿窒欲”的说法阐述得很详细，如给他的儿子纪泽的信说：“我对于所有的事，都遵守‘都在我这里，听凭自然’的这两句话，即使养生之道，也是这样。身体强壮的如果是富人，因为戒除奢侈而更加富有；体弱的如果是贫穷的人，因为节约而能够自己保全。节俭不仅仅是饮食男女之事，即便读书用心，也应当俭约，不便于太过。我在《八本》篇中说过‘养生以少恼怒为根本’，又曾教你胸中不应当太苦，须要活泼快乐地修养一段生机，放弃掉所有的恼怒。既戒恼怒，又知节俭，养生之道，已‘都在我的掌握中’了。此外，寿命的长短，有没有病，一概‘听其自然’，不必产生很多幻想去计较它。凡是多吃药，祈求神仙，都是妄想。”

将“惩忿”解释为“少恼怒”，将“窒欲”解释为“知节俭”，可知曾国藩并不是厌世悲观的人，把人的一切欲望绝对禁止，不过是在纵欲当中略存节制的意思而已。曾国藩的人生观，既不是乐天观，也不是厌世观，而是淑世观。

无论“以意志统帅志气”，还是“以静制动”，大体上都重视精神修养，以保持心理的健康。曾国藩回复胡林翼的信中，有“寡思”的说法，也是重视心理健康。其中说道：“古人说‘少说话来养气，少看东西来养神，少想事情来养精神。’你那里好朋友很多，难以少说；书信如麻，难以少看；或许用少想来稍稍休息一下吧?”

清心就可以寡欲，饱食却足能伤体。曾国藩对于养生的道理，曾说应当从睡觉吃饭两件事上来细心体会。他的《日记》上说：“养生的道理，应当从睡觉吃饭两个字细心体会。吃平日饭菜，只要吃得香，就胜过珍贵药物。睡觉不在于多睡，只是实际上睡得香，即使片刻也是养生了。”

在另一封信中说：“纪泽身体也弱，我教他专门从眠食二字上用功。睡眠可以滋阴，饮食可以养阳。养眠也贵有一定时刻，要戒除多思多虑。养食也贵在一定时间，要戒除过饱。”

“少食多动”，在于求得身体的健康，可以叫“生理的修养”。曾国藩重视“少食”。至于注重“多动”，从他所说“养生五事”可以知道。他给弟弟曾国潢的信中说：“养生之法，约有五件事：一是睡觉吃饭有定规；二是制止忿怒；三是节制欲望；四是每夜临睡洗脚；五是每日两顿饭后，各走三千步。”

他所说的“每日两顿饭后，各走三千步”，就是多从事运动的明证。至于“每夜临睡洗脚”，在于保持身体的清洁，促进血液的循环，增加足部的运动，也和“多动”有关，是生理卫生中的重要项目。

曾国藩对于养生的项目，还注意射箭，也可作为养生应重视运动的证明。他在寄给曾国潢、曾国葆两位弟弟的信中说：“我看家里后辈身体都虚弱……曾经用养生六件事勖勉儿辈：一是饭后千步，二是将睡洗脚，三是胸中无恼怒，四是经常定时静坐，五是经常定时练习射箭（射箭足以练习威仪，增强筋骨，子弟应当多练习），六是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这些都是从老人那里听来的，多次试验毫无流弊。”

曾国藩对于养生的方法，虽也讲多动少食，但强调以静养为主，他在《日记》上曾说：“养生的方法，‘视、息、眠、食’四个字最重要。息必‘归海’；视必‘垂帘’；食必‘淡节’；眠必‘虚恬’。‘归海’，是说藏气息于丹田气海；‘垂帘’，说的是半睁眼，不全睁，不太用眼力；‘虚’是说心虑而不思虑，肚子虚而不滞留食物。就这四个字，虽然没有医药秘方，但完全可以去病了。”

对于曾国藩节制恼怒的情况，我们从他的“八本”篇中可以知道其梗概。曾国藩写给沈葆桢的信曾说：“世上多事故，珍重有用的身体，以承担艰难重任，千万不要郁闷损耗，损伤天然之气。我也郁闷闭塞多年，胸襟过于偏狭，我要以自我针砭来共针砭。”

在回复毛寄云的信中又说：“近年来家中骨肉至亲接连死去，我的精力衰退，也只好强自排解，一下子像托付于庄子、刘伶等人那里了。”

曾国藩所说将自己的精神托付给庄子、刘伶，是讲自我排解，自我解脱的功夫。

曾国藩养生喜欢在眠食二字上下功夫，除接受祖父教训以外，也有自己的经验。曾国藩的《日记》上说：“我少年读书时，看见父亲在日落之后，上灯以前，小睡片刻，夜里则精神百倍。我近日也想效法。日落后，在竹床上小睡，上灯以后处理事务，果然觉得清爽。我对于起居饮食，按时按点，各有常度，一一都是效法我祖父、父亲所做的，希望不败坏家风。”一个人只有身体与心理都健康，干大事才有足够的资本。起居饮食，既有规律，又有定时，这是现代的卫生学非常强调的。至于爱好运动与节制少怒，则是健身与养心的根本。所以，身心兼治，确实是一种达到人生最佳境界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