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才篇-曾国藩的智慧

第五章　衡才篇

【曾国藩语录】

君子有远大独立的志向，而不会让世人轻易地看出。有藐视帝王，退却三军的勇气，却从不轻易显示。

如何衡量人才，实际上就是一个人才评价的问题，在此，诸葛亮不仅重视选拔人才、评价人才，而且还不拘一格地任用人才。

刘禅十七岁时，在成都继承了皇位，改年号为建兴元年，加封诸葛亮为武乡侯。从此，蜀汉政治上的一切大小事情，都由诸葛亮决断。为了把蜀汉治理好，诸葛亮不仅重视选拔人才，而且还不拘一格地任用人才。他曾经把一个国家比作房子，把人才比作支撑房梁的柱子。他说：柱子如果细小脆弱，房子寿命就不会长，顶梁柱要选用好木材，政府官吏也要选拔正直的有才能的人。粗大结实的木材，要经过挑选才能得到，正直有用的人才，也应该经过选拔才能够得到。诸葛亮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联吴抗魏，本是诸葛亮的重要战略决策。可惜猇亭一战，蜀、吴联盟遭到破坏。诸葛亮担心孙权乘刘备刚刚死去的机会，发动突然袭击，正考虑派人去和东吴修好，可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第二天，邓芝来见诸葛亮，说：“目前主上年幼，初登皇位，民心未安。如果要完成统一大业，就应该抛弃旧怨，和东吴联好。没有东顾之忧，咱们才能北上进取中原。不知道丞相是怎样考虑的?”诸葛亮一听邓芝的话，十分高兴，觉得邓芝很有见解，而且邓芝正是完成这一使命的理想人选。他笑着对邓芝说：“我对这件事已经考虑了很久，可惜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来担当联合东吴的使命。今天我可找到这个人了。”邓芝赶忙问这个人是谁?诸葛亮答道：“你既然明白联吴的好处，那一定能够很好地完成这个使命。”他马上决定任命邓芝为出使东吴的使臣。

邓芝到了东吴，求见孙权。由于魏国也派使者到东吴，要孙权联魏攻蜀。孙权正犹豫不决，因此不肯接见邓芝。邓芝写信给孙权说：“我这次来，不光是为了蜀国，也是为了吴国的利益呢。”孙权这才接见了邓芝。邓芝给孙权分析当时的形势，说：“吴国有长江做天险，蜀国有山川为屏障。两国和好，互为唇齿，力量就大了。进，可以兼并天下；退，可以鼎足而立。如果东吴要和魏国联盟，就必然要向魏国屈服称臣；要是不听他的话，魏国就要借口讨伐东吴。那时候，蜀国也可以顺流而下，江南的广大地区，就不会再是大王所有的了。”孙权听邓芝说得有理，回答说：“我是愿意跟蜀国和好的，只恐怕蜀主年轻懦弱，在魏国的压力下中途变卦，不能始终如一。既然先生这样说，我就放心了。”

从此，吴国和蜀汉又结成了抗拒曹魏的联盟，并且多次派遣使者互相访问，不断发展友好联盟关系，从而使得三国鼎立的局面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邓芝在离开东吴的时候，遵照诸葛亮的意见，要求孙权送回张裔。这张裔本是成都人，很有学问，办事果断，善于治理政事。在刘璋统治四川的时候，他就做司马的官了。刘备攻进四川以后，任命张裔为巴郡太守。不久，益州豪强雍闿与孙权勾结，把张裔绑架到东吴。诸葛亮爱惜张裔的才能，让邓芝向孙权交涉，要回张裔。张裔临走的时候，孙权和他谈了一次话，发现张裔很有才干。事后，孙权很懊悔把张裔放走，赶紧派人去追赶。但是张裔日夜兼程地赶路，早已到了蜀汉境内，没有让东吴人追上。

张裔到了成都，诸葛亮并没有因为他原来是刘璋的部下而另眼相待，而是根据张裔的学识才干让他做参军、从事。后来，诸葛亮带兵北上进攻曹魏，还让张裔和蒋琬一起做丞相府的长史，代自己掌管蜀汉政事。由于人才选用得当，诸葛亮虽然常年在外征战，蜀汉内部仍然治理得很好。

提起蒋琬，也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蒋琬在跟刘备入蜀以前，只是一个州衙门里缮写文书的小吏。入蜀以后，蒋琬做了广都县令。有一次，刘备因事到广都，看蒋琬什么事都不管，既不欢迎他，又喝醉了酒。刘备非常生气，要判蒋琬死罪。诸葛亮很了解蒋琬，知道他很有才干，办事公正，勤勤恳恳，就对刘备说：蒋琬有治理国家的才能，这一次是偶然的过失。他以安定百姓的生活为根本，踏踏实实地为百姓办事，不能因为这件事判他死罪。刘备很尊重诸葛亮的意见，就免了蒋琬的死罪，但是仍然罢免了他的官职。

蒋琬虽然被刘备免官，诸葛亮却依然认定蒋琬是个人才，决定提拔重用。他任命蒋琬做了尚书郎和东曹掾，后来又提拔他和张裔一起代理丞相的职务。诸葛亮几次北伐，由于有蒋琬负责军队的给养，才没有后顾之忧。诸葛亮还写信给蜀后主刘禅，建议在自己死后，让蒋琬来接替他的职务。后来，蒋琬逐渐成为蜀汉政权中出色的人物。

诸葛亮十分重视发挥部下的智慧和才能，他常说：个人的见识是有限的，只有“集众思，广忠益”，才能把事情办好。“集思广益”这个成语，就是这样来的。诸葛亮喜欢敢于直言的官吏，他特别赞扬徐庶、董和两个人，给部下树立榜样。他说：“人们难得把自己心里的话都说出来，只有徐庶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董和与我共事七年，我办事有不周到的地方，他就反复提出来，要求重新考虑。如果大家能够学到徐庶的十分之一，又能像董和那样忠直勤恳，那么我的过失就可以大大减少。”

由于诸葛亮能够听取不同的意见，重视选拔人才，敢于不拘一格用人才，使得蜀汉政治呈现一派新的气象。

曾国藩一生用人极多，评价人物也极多，而他以志趣高低作为评价人物高下的准绳，可谓抓住了人物评价的关键。曾国藩在上文说：“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直接把一个人能否立志、志向高低作为衡量人才高下的标准，这个观点是极有见地的。因为，在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庸庸碌碌、胸无大志的人最后能成就大事的。

古往今来要做成大事业的人，没有不是从立志开始的。“有志者事竟成”的苏秦横心成才，闭门读书，昼夜不息，困倦了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终于成就了大业。

战国时七雄并列，其中秦国虽然位处中原之外，却也正好免得像其它六国一样，经常互相攻打，战争不息，得以内修国政，休养生息。所以，到了战国时代后期，秦商鞅变法以来，国力强盛，与当初偏处西隅的时候相比，是另一番气象。

当时，洛阳有一个人，名叫苏秦，字季子。他年轻时外出求学，曾拜在鬼谷子名下，与张仪、孙膑、庞涓都是鬼谷子先生的学生，只不过孙、庞学的是军事，他与张仪学的却是纵横之术。他学成之后，拜别老师回到洛阳家中。到家之后，一家人分别数年，相见之欢自不必多说。过了几天，苏秦想外出去周游各国，游说国君，也好不负平时所学。家里人却都反对，他只好就近去求见周天子。这时的天子是周显王，显王把他安排在馆舍住下，可显王的左右却不肯帮他说话——因为苏秦是平民出身，他们看不起他。

苏秦见在周不能施展抱负，就变卖了自己的一份家产，去周游各国，一路考察各国山川地理，风土人情，一面寻找机会去游说国君。他听说秦国日渐强盛，就西赴咸阳，求见国君。当时秦国君是文王，文王因办商鞅之事，对游说的人心存厌恶，推辞说：“等以后我国力量强大了，那时再请你来吧。”

苏秦不被秦王接受，虽想继续到列国去，但是身上的盘缠已用完，没有办法，一路上卖车马、卖奴仆，换几个钱维持着，最后只好徒步回家。

苏秦到了家里，父母见了他的狼狈相，气得大骂了他一顿。他一路又饥又渴，想向嫂子要碗汤喝，然而嫂子说：“家里没柴，拿什么给你做汤?”他回到自己房中，妻子正在织布，见他进来理也不理，照旧织布。

面对如此冷遇，苏秦横下心来，闭门读书，昼夜不息，困倦了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一年之后，他感到大有心得，就想再去秦国——因为天下秦国最强，可以有机会大显身手。但他又一想：“上次秦王就不肯留我，我再去又和上回一样，怎么还有脸再回家乡?”正在左右为难，突然心生一念，想道：“何不使列国同心协力，共抵秦国?如此才有我施展的机会。”当下想好行动计划，便动身去游说列国。

苏秦先到赵国，又到燕国，见了燕君文公。燕文公说：“听说先生曾去秦国上十万言书于秦君，我很想看一下。如今先生你就在这里，让我们谈一谈吧。”

苏秦说：“大王知道燕国为什么一直没有战争的原因吗?”燕文公说：“我不知道。”

苏秦说：“燕所以能一向没被战事烦扰，是因为有赵国在燕国之南作为屏障，大王如果不知道与赵国交好，反而要割地与远方的秦结交，不是做糊涂事吗?”

燕文公说：“那又怎么办呢?”(www.xing528.com)

苏秦答道：“依我浅薄的见识，不如与赵国搞好关系，进而联系列国，大家齐心协力来抵制秦国，才是万全之策。”

燕文公说：“办法虽好，可是谁来实行呢?”

苏秦说：“我来办这事吧。”

燕文公大喜，给苏秦备好车马，带好路费，派武士一路保护他，让他去赵国实施“合作”计划。

苏秦代表燕文公先后去了赵、韩、魏、齐、楚等国，用“合纵”游说各国国君，得到了他们的赞同。于是，苏秦准备再回到赵国去确定结盟的事情。当他路过洛阳时各诸侯都派了使者送行，他的车队竞排出了二十里之外，只见车队旌旗招展，护送的武士前遮后拥，好不威风，连周显王听说苏秦来到都派人到郊外迎接。苏秦衣锦还乡，真是今非昔比了。

苏秦到了赵国，赵国国君封他为武安君，并派使节约会齐、楚、韩、魏、燕五国国君，都到洹水（今河南北部）之上相会，拜告天地，歃血结盟，约定共抗强秦，一国被攻，五国去救；谁若背叛盟约，五国共同攻击它。会上，六国国君共同封苏秦为“纵约长”，兼任六国国相之职，总辖六国军马，时值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三三三年）。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立志。从小他就立志要德业惊人、出人头地。曾国藩长至八岁，满身鳞癣之疾，愈加厉害，还是小事，最奇怪的是，两手掌上并无一条纹路。非但曾氏全家个个莫名其妙，就是一班相家都也不能举出什么例子，只有混而沌之说是大贵之相罢了。这年曾国藩已在村中私塾念书，有天放学回家，把他一张小嘴嘟得老高。江氏爱子情切，未免一吓，忙问这般样儿，为什么事。

曾国藩方始忿然答道：“今天先生的一个朋友硬说孩儿手上没有纹路，不是读书种子。孩儿和他辩驳几句，他又挖苦孩儿，说是要么只有前去只手擎天，若要三考出身，万万莫想。”

江氏听毕，一把将曾国藩抱入怀内，笑着抚摩他的脑袋说道：“这是我儿的一个预兆，将来果有这天，我儿还得好好地谢他。”

曾国藩听了母亲的教训，以后真的万分用功。哪知一读十年，学业虽然有进步，可惜每试不中。直至二十三岁，道光十三年的那一年，有位岳镇南学使按临到来，他方才进了一名秀才，后在乡试中，又中了三十六名的新科举人。

曾国藩中了举人，他家自从国初到今，乡榜之上并未有过一个名字。曾国藩年仅二十四岁，已经入了贤书，星冈等人岂有还不笑逐开颜之理?于是今天忙竖旗杆，明天忙上匾额，还要祭祖先，宴亲戚，谢先生，拜同年等等之事。

道光十八年，又值三年大比。星冈、竹亭几个，一等大事办毕，因为湘省距京太远，主张年内起程，方才不致局促，曾国藩也以为然。但曾国藩家中为了上次的进京会试和偿还易家借款，此时已无余款可供再度进京的旅费。幸得亲戚族人帮忙，借来三十三吊钱，曾国藩才得以成行。就在十月底边，他坐了轿子先到湘潭，再由湘潭雇了民船，前往汉口，再由汉口起早入都，沿途并未耽搁，到京已在年下。到北京后，已只剩下三吊。倘若这一科再不中，少不得又要举债回家了。那时像这样苦的考生真是不多。及至会试期届，曾国藩便随各省举子进场。不料三场文字，虽然篇篇锦绣，字字珠玑，可惜不合考官眼光，一位饱学之士，竟至名落孙山。好在曾国藩为人很有涵养功夫，此次不中，再待下科。

回家之后，星冈、骥云都来劝慰，只有竹亭一个稍现不乐之色。曾国藩一概不问，仍用他的死功。

转瞬三年，二次重复上京，亏他有志竟成，便于道光十八年的戊戍科，中式第三十八贡士，赐同进士出身，二十年授了检讨。那时曾国藩的年纪还只二十八岁，接着复试、殿试、朝考成绩都很优异。引见皇帝之后，年仅二十八岁的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当年即受座师穆彰阿尚书的知遇，派充顺天乡试磨勘，第二年又得国史馆的协修官。科举时代的翰林前途最是远大，内则大学士、尚书、侍郎，外则总督、巡抚，绝大多数都出身翰林院。曾国藩后来在京十余年勤读史书，最终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曾国藩的倔强精神，于此可见。德业之进，全靠有恒；铢积寸累，自然成功。

道光二十九年的正月，即奉明诏，授为礼部右侍郎之职。曾国藩因见越了四级飞升，反而有些栗栗危惧起来。在他意思，还想奏请收回成命，又是穆彰阿以及肃顺、倭仁等人，都来相阻，曾国藩始行谢恩到部办事；到了八月，又奉旨兼署兵部右侍郎，兼充宗室举人复试阅卷大臣；九月里又充顺天试复试阅卷大臣；十月里又充顺天武乡试校射大臣；咸丰元年，曾国藩又兼署刑部左侍郎；第二年的六月，放了江西省的正考官。他就率了全眷同行，预备考毕请假回籍省亲，及至走到安徽太湖县地方，忽接他那生母江太夫人仙逝的讣音，赶忙奏请丁忧，匍匐奔丧。他八月中旬方才抵家，号哭进内，抚棺大恸。那时他的老父竹亭已经六十开外了，即同他的叔婶都去劝他节哀办理大事。曾国藩只好遵命，此后就在家守孝。

一八五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正在家里操办母亲的丧事，接到咸丰帝的寄谕，命他帮同办理湖南省的团练乡民、搜查土匪等事务。原来咸丰皇帝起先看见两广总督和广西巡抚的奏章，说有土匪作乱，也不把这等小事放在心上，单命军机处拟旨申斥，责成该督抚负责剿灭了事；及见湖南抚臣的奏章，始知该股土匪不是等闲，方始有些着急起来，于是肃顺暗中保举丁忧在籍的曾国藩曾侍郎；又因曾国藩在京的名望甚好，而且老诚持重，又为湖南全省绅士之冠，所以咸丰帝命他帮同办理湖南省的团练事务。曾国藩经过一番思索后，毅然接受了这一任命。但是，帮办团练大臣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职务，它不统属于省的三台——抚台、藩台、臬台之内，但究竟是朝廷的命官，不属地方绅士。这种“不官不绅”的特殊地位，给帮办团练大臣带来许多方便，即在募勇、练兵及其它举措方面存在灵活性，少受各种陋习的制约。但同时也带来许多难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地方官的支持与否。地方官若紧密配合，则事半而功倍，否则寸步难行。然而不久的永顺兵事件就让曾国藩大丢面子，当时他极想立即将永顺兵闹署事件上告朝廷，拼个究竟；但他经过对利弊的权衡，终于忍耐了下来，而冠冕堂皇地对人说：“为臣子者，不能为国家弭大乱，反以琐事上渎君父之听，方寸窃窃不安。”

在这种左右交相煎熬的情况下，曾国藩只有一个办法：走!这年六月问，他与鲍起豹等人的矛盾初起时，就曾私下对友人郭昆焘表示：“久虱此地，以在戚而攘臂从政，以绅士而侵职代庖，终觉非是。何日江右解围，楚省弛防，脱然还山，寸心少安耳。”他准备以终制为名，摆脱这是非之地；并且饬令张润农所带之兵“全数驻水”，王璞山所带之勇则“驻郴”，均不回省城，为自己的退避之路作准备。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打算解甲归乡，而是想着自己几个月来“弹压匪徒”的名声大振，不可半途而废。于是，他在永顺兵闹署事件后的第七天，即给朝廷上了个《移驻衡州折》，第二天就匆匆返乡。在乡间沉思了几天，他于八月二十七日愤走衡阳。在奏折中，他声称“衡、永、郴、桂尤为匪徒聚集之薮，拟驻扎衡州，就近搜捕，曾于二月十二日在案”，现移驻衡州，正是实现原有的“查办土匪”的计划。要在衡州镇压农民暴动，这确是曾国藩当时的实情，但曾国藩却把自己移驻衡州的近因和内心活动向咸丰帝隐瞒了。

曾国藩愤走衡阳之后，摆脱了许多应酬、牵制与无谓的烦恼，故得以放手发展和训练乡勇，终于形成了一支颇具规模、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那时正是咸丰二年六月，离开清朝入关的时候既久，一班人民对于吴三桂引狼入室的事情已非亲目所睹，既成事过境迁，大家都认清室是主，凡是稍有一些才能的人们，试问谁不望着干点显亲扬名之事。曾国藩因祸得福，愤走衡阳成为他后半生成就事业的真正起点。他陆续任用了塔齐布、罗泽南、杨载福等组成了湘军基本阵容。塔齐布本是驻防旗人；罗、杨两个，又是平日服膺曾国藩的。当下一听曾国藩为了兴办团练，前去相遣，当然不约而同一齐到来。相见之下，曾国藩即将奉旨办理团练、拟请他们帮忙之事告知他们，三人听说，略谦虚几句，欣然允诺。

张抚台又派候补参将曾大成，亲送照会前来。曾国藩因见曾大成的身体魁梧，精神饱满，还算一位将材，便也把他留下，以借差遣。曾国藩瞧得大致业已楚楚，便将招募人民充当团勇的告示贴出，不到几天，已满预定的五千人数。曾国藩复与罗、杨、塔三个商议一下，把那五千团勇分为东、南、西、北、中五队，自己兼统了中队；又命罗、杨、塔三个，分统东、南、西的三队，尚余北队。

正在物色相当人才的当口，谁知他那几个兄弟都在家中和他父亲吵个不休。大家说是大哥三考出身，做到侍郎，这是他肯用功所致，我们没有话说；现在朝廷既是派了大哥督办团练，这是保卫桑梓之事，凡有血气的人们都是应该做的。父亲快快寄信，我们拿了好去局中自效。那位竹亭封翁竟被他的几位贤郎吵得无法对付，后来还是写信先去问了曾国藩，究竟怎样办?

接到回信说是：曾国藩业已受了朝廷的恩典，自然只好以身报国，但是因此久疏定省，已觉子职有亏；若是再令几个兄弟一齐来局办事，舍家顾国，也非为子之道。既是几个兄弟如此在说，曾国藩一定阻止，又非为兄之道。只有取一个调和办法，可令国葆兄弟一人来局，其余三个兄弟应该在家，一面用心读书，一面侍奉父亲以及两位叔婶。至于家中用度，曾国藩自会按月寄回，不必几个兄弟操心。一个人只要有了学问、名望，便好垂名万世，不必一定做官，方才算得显扬的。

竹亭封翁得了此信，方才算有解围之法，就把此信给四个儿子去看。大家看毕，都觉他们大哥信中的言语，于国于家，于公于私，没有一处不顾周全，没有一处有点漏洞，实在无法反对，方才偃旗息鼓，只让国葆一人去局中。国葆到了局中，见过他的大哥，曾国藩问过家中情形，又以古今大义细细地讲给国葆听了一番，然后方命国葆统带北队。国葆又因兄弟两个，同在一局办事，反而有些不便，即将“国葆”二字改为“贞干”二字。曾国藩倒也为然。

那座团练局中，五位统带既已齐全，曾国藩曾任兵部侍郎，自然晓畅军机，不必说他；就是罗、杨、塔三个，也是大将之材；只有这位北队的曾贞干统带，稍觉年轻一些，军事之学也差一些。好在事事有他老兄做主，所以把那东、南、西、北、中的五队团勇，真是训练得人人有勇，个个能战，胜过那时的绿营十倍。后来他对幕僚谈起往事时，感叹地说：“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命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因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其时亦好胜而已，不意遂至今日!”对于自己后来成为一代风流人物，位至侯爵，曾国藩确是始料不及的。

且说曾国藩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一八五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起，统率全队水陆并进，浩浩荡荡，进驻长沙。军容之盛，使在这里的绿营相形见绌。这是曾国藩自咸丰三年八月愤走衡阳之后五个月中“打掉牙齿和血吞”，坚韧自励的结果。

曾国藩曾说：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人如果能立志，则圣贤豪杰做的事都可以做，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不倦，只是钻研孔、孟之学，谁又能阻挡我呢?若是自己不立志，就是每天与尧、舜、禹这些圣人住在一起，亦还是他是他，我是我，一点儿也不管用的!由此立志，正是曾国藩的过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