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皇帝郡县制度与儒学社会的兴起
皇帝郡县制度为儒学社会的兴起奠定了政治基础。
所谓汉承秦制，秦制的最大创新或特色乃在于秦始皇所创造的皇帝郡县制度。儒学社会的政治制度之所以选择皇帝郡县制度，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首先，从个体的理性选择和集体的理性选择的角度看，儒学社会的政治制度之所以采取皇帝郡县制度乃在于，形成一统天下的皇权制度的政治局面是历经五百多年混乱的春秋战国之后的普遍的社会意识选择的结果，它既体现为诸侯各国的政治追求，也被下层民众所普遍接受，更是当世思想家的一种“意识形态共谋”。其次，从历史的实际发展过程角度来看，郡县制度比“封建邦国制”更多地或更有效地促进了儒学社会的社会团结。皇帝郡县制度一旦被创制出来，便成为儒学社会的主导的政治制度。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做了影响未来儒学社会政治体制的两件大事：一是秦始皇为“称成功，传后世”起见，乃议帝号，结果是天子的命曰制、令曰昭、自称曰朕、号曰皇帝。二是与周王实行的“封建邦国”的政治管理方式或统治方式不同，即在前儒学社会向儒学社会演进的过程中实现了政治体制上的重大转变即实行“郡县制”的管理方式或统治方式。
秦吞灭六国，丞相王绾等向秦始皇建议分封诸子，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无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19)。秦始皇让群臣讨论，大多数人赞成，廷尉李斯反对。李斯认为周初分封子弟同姓很多，但后来却疏远了，互相攻击讨伐如仇敌，周天子也无法禁止。现在海内已经都是郡县，诸子功臣可以赋税厚加赏赐，较易控制，这才是天下安宁之术。秦始皇听从了他的意见，改西周的分封制为郡县制。于是分天下为36郡，至此一个有别于“封建邦国”的政治体制的、新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最终形成。郡县制即是由皇帝自己或中央政权直接挑选和任命地方官吏，并定期予以考核、升降或更换的制度。郡县制就意味着在两个方面与封建制相对立：第一是打破分裂割据而实现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权力；第二是打破权力、财富、名位的世袭制而建立一种人员流动的官僚体制，从而在体制上真正实现了孔子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有道之世”。
秦始皇接受廷尉李斯“废封建、行郡县”的建议时说：“天下共苦战斗不息，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20)郡县制的施行正如西周“封建邦国”的封建制的施行一样，也是不得不为的事情。儒学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证明郡县制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正是秦始皇所确立的郡县制度为儒学社会提供了最为有利的政治制度的支持。但是这并不是说郡县制从此之后在儒学社会就是盛行无阻的，相反其发展却经历了许多波动和曲折。郡县制代替“封建邦国制”大约经历以下几个阶段：(www.xing528.com)
一是郡县制的酝酿阶段。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封建制，但据研究郡、县的制度则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产生了。吕思勉说：“故谓秦人行郡县，不如谓秦人之废封建之为得当也。”(21)有些学者认为县起源于春秋时代，甚至西周就开始有县了，如春秋时楚、晋、秦三国都设立有县。但杨宽指出，春秋的县和战国秦、汉的县性质不同。(22)春秋时楚、晋、秦三国的县具有国君直属的边地军事重镇的性质，国君任命的县的长官是可以世袭的，如楚的申县，晋的原县，继位者都是原县长官的儿子。另外，开始郡的地位要比县的地位要低，所以赵简子在作战时宣誓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23)县之设，多由于吞并他国，而郡之设，则多由于开拓荒地。郡面积比县要大，但地广人稀。后来随着人口繁殖，就在郡下设若干县，产生了郡、县两级、县统于郡的制度。
二是制度上、法理上的郡县制度的最终确立。如上所述，秦吞灭六国，为求天下安宁之术，秦始皇听从了廷尉李斯的意见，分天下为36郡。后来博士淳于越又建议分封，理由是如果仅皇帝一人有海内，而其子弟为匹夫，若有权臣，则难以相救，需师古以治，方能长久。此议又被李斯驳回，并引起焚书。
三是秦“行郡县”之后，历史上出现过几次封建的反动，但是郡县制对历史进步的促进作用之势不可阻挡。历史上出现过几次封建的反动或者说封建制与郡县制的并存；但是秦以后的封建比之于西周的封建，只能说是一点历史的惰性。第一次是秦楚之际项羽尊楚怀王为义帝后的分封。第二次是汉初刘邦封七个异姓王和九个同姓王，异姓之王除长沙王外都旋踵而亡，同姓王则酿成后来的七国之乱；后汉武帝又用主父偃之议，令诸侯将其邑推恩分子弟，实现了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策，诸侯名存实亡。第三次是有鉴于魏对宗室少恩而寡助，西晋又想众建亲戚，以为屏藩，结果导致八王之乱，兄弟自相残杀。第四次是明朱元璋定天下，封诸子39人，使设官属，傅相，置卫兵，但诸王不得干预政事。第五次是清初之封三藩，只能算是权宜之计。至于历代其他时候的封建子弟，则大都只不过是以爵名受廪禄而已。
总体上说，汉承秦制之后儒学社会是朝更加完善的郡县制发展的。虽然基于崇敬经典，或仰慕古风、或不满现状、或激于世变，而主张恢复封建古制的文人、士人时而有之，但是历史上赞成恢复封建的人确属少数，并且往往是“有激而然”。儒学社会的历史变迁证明郡县制度比分封制度更多、更有效地促进了儒学社会的社会团结。章太炎对历史上的封建论与郡县论之争曾有所总结：“即如封建之制，秦、汉而还，久已废除，亦无人议兴复者，惟三国时曹元首作《六代论》，主众建诸侯，以毗辅王室；及清，王船山、王琨绳、李刚主等，亦颇以封建为是，此皆有激而然。曹愤魏世之薄于骨肉，致政归司马；王、李辈则因明社覆亡，无强藩以延一线，故激为是论，若平世则未有主封建者矣。余如陆机《五等论》，精采不属，盖苟炫辞辩，而志不在焉，则不足数已。其次世卿之制，自《公羊》讥议以后，后世无有以为是者。唯晋世贵族用事，盖数九品中正定人材，其弊至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自然趋入世卿一途，然非有人蓄意主张之也。二千年来，从无以世卿为善而竭力主张之者，有之，惟唐之李德裕。德裕非进士出身，嫉进士入骨，以为进士起自草茅，行多浮薄，宜用仕宦子弟以代之，此则一人之私念，固未有和之者也。……余意王、李辈本以反清为鹄，其所云云，或思借以致乱，造成驱满之机耳。以故满清一代，痛恶主张封建、井田之人。总计三千年来，主张封建、世卿、肉刑、井田者，曹元首、王船山、王琨绳、李刚主、李德裕、钟繇、陈群、王莽、张子厚九人而已。”(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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