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社会通论：封建社会的概念与意义

一、封建社会的概念及其意义

概念是认识事物的工具。儒学社会的概念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它是一个有助于认识传统中国社会的属性、特征及其历史演进的概念工具。

在讨论“儒学社会”之前，探讨一下“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传统社会”等概念的历史及其意义，是必要的。

自从西风东渐、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的大革命时期以来，有关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就成为中国社会思想界争论的最主要问题之一。1949年以后，“封建社会”的概念则几乎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最主要范式，而与之相关的论争就是“资本主义萌芽”。

（一）中国封建社会的概念由来

“封建”概念主要有三个含义。一指，中国古代的如西周“封建亲戚，以蕃屏周”之封建。二指，中国社会科学中有关古代社会性质的“封建社会”之封建。三指，欧洲中世纪的一种社会制度，它是中国社会科学中有关古代“封建社会”的参照原型。

“封”字的历史可追溯到商代的甲骨文，“建”字亦早见于金文。“封”字开始是与“丰”同字，在甲骨、金文中状如“植树于土堆”的样子，而植树在此是为了划界，“封”即表示“起土界”、“疆界”或者说“田界”的意思。许慎《说文·土部》所训：“封，爵诸侯之土也。”“封”字“从之，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封建”一词的使用，据王国维、顾颉刚的考证，第一次是在《诗经·商颂》的“殷武”篇。关于“封建”一事，在《诗经》、《尚书》、《左传》、《荀子》及《史记》中都有文字记述。《左传·桓公二年》记载晋国大夫师服说：“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又，《左传·隐公八年》记载鲁国大夫众仲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

“封建邦国”在夏、商、周时期是国家的一件重要政治活动或者说是国家最为重要的政治生活形式，它确定了“天子”与天下万邦之间的政治关系。⁽¹⁾顾颉刚认为，在商的后期，已经有了很完备的封建制度。⁽²⁾至少在武丁之世已有了许多封国的事实。武丁把有功的武将封出去，封在什么地方的叫做“侯×”，像封在雀这个地方的就叫“侯雀”；封出去的儿子则叫“子×”，如封在郑的叫“子郑”，封在宋的叫“子宋”，那时还有分封出去的夫人，也都相应地依所封地叫“妇庞”、“妇邢”等；对一些承认商朝的宗主权的邻国，武丁也依照它们原有的国名给一个封号，如周国就受封为“周侯”，还有“井伯”、“虎侯”等。“侯”、“伯”是他所颁的爵位，“妇”、“子”本是他的家庭关系，也就当作了爵位。周王朝的“天子”与“万邦”之间的关系也是“封建制”。西周政治性的天子封建诸侯一事，主要发生在西周自武王至成、康这一段时间里。《史记·齐太公世家》说：“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又《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武王……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等。钱穆把周人的封建分为两期：第一期是武王克殷之后的分封，第二期是周公东征平定武庚、三监之乱后的分封。⁽³⁾

分封的内容主要包括土地、人民以及各种诰辞。《左传·定公四年》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分赐给鲁公、康叔、唐叔的不仅有地域、礼器、宝物、法典，还有可供服役的部族：分给鲁侯伯禽的是六族殷民；分给卫侯叔的是另外七族殷民；分给晋国叔虞的是怀姓九宗。赐姓、“胙土”、“命氏”被称为封建过程中的三要素。其中“赐姓”是赐服属的人民，实际是分封民姓、族属；“胙土”是分配居住的地区；“命氏”，包括给予国号（如“鲁”、如“宜”）、告诫的文辞（如“康诰”）以及受封的象征（如各种服饰礼器）等。周初时候的中国，周人面对的是一片广阔蛮荒的土地，那里不仅野兽出没，还生活着并不一定友善的当地土著或者仍怀亡国之痛的殷商旧族。所以当时的封国授土大概只是划定一个大致的范围，首先在这个范围内建立都城以及一些重要的据点，然后再慢慢地连点成片，最后蔚为大观。当时各国的疆域都不甚相接。顾栋高有《春秋列国不守关塞论》，俞正燮有《越国鄙远论》，都说明周时地广人稀，殆至春秋，列国之间仍有不少荒野鄙地。由于疆域不太固定，旷地尚多，所以徙封也是经常发生的一种现象。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曾列了20个曾经迁徙的国家。陈槃则进一步找出顾表未说迁而实迁，且有曾经数迁而距离也甚辽远者，又有71国之多。几乎有名的周初姬姜诸国如鲁、卫、燕、吴、申、纪等都曾迁过国，迁徙的距离动辄数百里，有时甚至千里以上。

就封建的目的来说，或者从其对于扶助周室的意义、或者从周王个人的心理、或者从势之所趋、或者从制度建制等等角度出发，历来有几种观点。从扶助周室的角度看待西周封建邦国的事实，如《尚书》、《诗经》、《左传》等经典都说到“以蕃屏周”、“为周室辅”。也就是认为封建邦国的目的乃在于扶助周室、屏护周朝。从成王个人内心的不安去解释封建成因，如《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解释“以蕃屏周”一语是：“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于难，则振救之。”崔述解释这段话的意思是：“文王始受命，而未得及身为天子。武王始克商，而未得及身见四方之靖。至成王，然后安享之，以为祖、父之德而吾独享之，于心不自安，故分其禄而与诸父兄弟共之。”⁽⁴⁾从当时历史的情势角度看，认为“分封”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如柳宗元说：“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循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⁵⁾也就是说为情势所逼，周以前的许多“诸侯”不能废，周有可能做的只是改变封号，重新笼络到自己麾下而已。周人的创制虽然是伟大的，但其原由却往往是客观形势逼迫下的应对。周人由西陲一个原先政治文化不甚发达的部族而要取代历史悠久和文化繁荣的殷商，又面对殷人的叛乱和内部的分裂，不能不牢结亲族纽带而一致对外，对其他部族能笼络之就笼络之，能威服之就威服之。从制度角度解释分封如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认为，封建的思路大致是顺着“嫡庶制─→宗法制─→封建制”这样一种递进的关系而发生的。封建制可确立天子的尊严，君臣的名分，天子既是诸侯之长又是诸侯之君，把“尊尊”与“亲亲”结合起来了。天子、诸侯都是世袭，这是为了能使天下稳定，周室国运长久；卿大夫、士则不世袭，这是为了“贤贤”。在王国维看来，周代新制度的目的就在于“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团体”。

秦“行郡县”之后，历史上出现过几次封建的反动⁽⁶⁾，或者说出现过封建制与郡县制的并存局面，但是秦以后的封建比之于西周的封建，只能说是一些历史的惰性。第一次是秦楚之际项羽尊楚怀王为义帝后的分封。第二次是汉初刘邦封七个异姓王和九个同姓王，异姓之王除长沙王外都旋踵而亡，同姓王则酿成后来的七国之乱。第三次是有鉴于魏对宗室少恩而寡助，西晋又想众建亲戚，以为屏藩，结果导致八王之乱，兄弟自相残杀。第四次是明朱元璋初定天下，封诸子39人，使设官属，傅相，置卫兵，但诸王不得干预政事。第五次是清初之封三藩，只能算是权宜之计。至于历代其他时候的封建子弟，则大都只不过是以爵名受廪禄而已。秦“行郡县”之后，“封建制”基本上被郡县制代替、成为历史主流。另一方面或者由于崇敬经典、仰慕古风，或者由于不满现状，或者由于激于世变，而主张恢复封建古制的文人、士人时而有之，构成了历史上的封建与郡县之争。

“封建社会”这一社会科学术语则表达了另一重有关“封建”的新的含义，和“封建邦国”术语中的“封建”概念内涵完全不同。封建社会的概念在中国社会科学的概念丛中落下脚跟，大概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⁷⁾：

辛亥革命前的资本主义改良派提出所谓“封建时代”的概念，是为第一阶段。主要以梁启超和严复为代表。在比较中西的历史发展异同时，1899年梁启超提出“封建时代”概念。梁启超认为中国和西欧社会都经历了家族时代、酋长时代和封建时代，但中国社会的封建时代后却经历了一个近两千年的“统一时代”或“无阶级时代”。受此影响，严复认为社会进化历经图腾社会或蛮夷社会、宗法社会、封建时代及欧洲的军国社会或国家社会；而考之于中国社会，严复认为从唐虞直到西周两千年皆为封建时代、宗法也于此时最备，秦属于从宗法社会向军国社会转变的时期，秦后的两千年政治、风俗及思想文化仍未脱宗法；这样中国有四千年处在宗法社会，秦以前是封建时代，秦后则是一个向军国社会转变、却仍未脱离宗法社会的时代。

经五四运动洗礼后的知识界展开了一场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其中出现了“封建社会”的概念，是为第二阶段。由于大革命的需要，1929年知识界掀起中国社会史的大讨论，执其旗者首为陶希圣、郭沫若等。陶希圣从经济上定义“封建制度”和“封建社会”，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早已崩溃，并把战国以后的中国社会称为“前或先资本主义社会”。郭沫若则断言，不是在西周而是在周室东迁后，中国社会才由奴隶社会渐转入“真正的封建制”，秦始皇是封建制的元勋。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给出了比较完整的“封建社会”的定义，他说：“现代的封建社会是由奴隶社会脱化出来的阶段。生产者已经不再是奴隶而是被解放了的农工。重要生产工具，以农业而言，便是土地已经分割，归为私有，而有剥削者的地主阶层出现，在工商方面则是脱离了管家的豢养，而成立了行帮企业。建立在这上面的国家是靠着地主和工商业者所献纳的税收所维持着的。这是我们现代所说的封建社会。”⁽⁸⁾以《读书》杂志为中心，1931年到1933年，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中又展开了一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1939年，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对“封建社会”⁽⁹⁾作了系统说明，并提出“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¹⁰⁾的论断。毛泽东的论述采纳了当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如邓拓、翦伯赞、吕振羽、李达、华刚等）以及许多爱国学者的共同看法。毛泽东认为，中国自从脱离了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来，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就长期陷在迟缓状态，封建制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其主要特征有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统治阶级地主贵族皇帝拥有土地而农民很少有或完全没有、封建国家建立在农民的无偿劳役上、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而农民起义或战争是其社会的发展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界围绕古史分期及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等问题而展开讨论，是为第三阶段。“封建社会”这个概念代表着1949年后中国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一种最新尝试，甚至可以说，它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社会史及其相关学科的认识规范。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划分或起始主要有：西周说（从社会生产的主体——农民或农奴并不完全被地主所占有来立论，如范文澜等）、战国说（从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地主阶级的是否确立来立论，如郭沫若等）、两汉说（从国家是否通过法典确认封建制来判定封建社会是否最后完形，如侯外庐等）和魏晋说（关注从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的转变，劳动者由自由民和奴隶两极向依附民、农奴的转化，如何兹全等）。详见表0—1。

表0-1　　　　　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论主要观点

资料来源

王正数：《世界体系论与中国》，36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注释

①表格作了适当调整。断代时间遵循原表。

（二）中国资本主义（社会）萌芽的论争

“资本主义萌芽”的论争是和“封建社会”概念的讨论相辅相成的。

20世纪30年代陶希圣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早已崩溃，而把战国以后的中国社会称为“前或先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于1939年提出“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论点。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时间的判定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次讨论高潮中，大致有“宋元说”和“明清说”两种，到20世纪80年代的第二次讨论高潮中，却出现了“战国”、“西汉”、“唐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等多种说法。

与“资本主义萌芽说”相反的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机制就其自身来说，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产生是由于外部的力量的介入。梁漱溟认为：“伦理社会这块土地，不适于资本主义之滋生茁长，这是没有疑问的。”⁽¹¹⁾中国社会之所以没有走上资本主义这条道路，是在于中国社会是个伦理本位的社会。金观涛认为，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的障碍有二：一是强控制和郡县制度；二是缺乏中介（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和王权的结合、新经济因素在意识形态结构中找不到自己的代言人），因此出现的是王朝崩溃前的“假资本主义”现象——原始积累的中断。⁽¹²⁾

伴随着国内有关中国史的概念论争，西方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冲击—反应模式论”和“近代早期中国论”两种理论倾向。冲击—反应论（费正清为主导的哈佛学派），主要关注中国传统制度与意识形态、强调人口对停滞的经济的压力，并且认为中国社会本质上无变化，推动其质变的力量只能来自外部，于是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被理所当然地描述为“西方的冲击”和“中国的反应”。近代早期中国论类似于国内的“资本主义萌芽论”，认为在受到西方影响的前数百年的时期被称为“近代早期”。⁽¹³⁾

（三）相关概念争论的意义

有关中国社会科学中形成的“封建社会”的认知范式的意义，有许多学者论及。钱穆曾把近代中国的史学分为传统派（记诵派）、革新派（宣传派）和科学派（考订派）三类，并且不同意中国自周秦以来的社会是“封建社会”。钱穆说：“以政制而言，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之局，其下郡、县相递辖，更无世袭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以学术言，自先秦儒、墨唱始，学术流于民间，既不为贵族世家所独擅，又不为宗教宗庙所专有。平民社会传播学术之机会，既易且广，而学业既为从政之阶梯，白衣卿相，自秦以来即尔。既无特殊之贵族阶级，是亦不足以言‘封建’。若就经济情况而论，中国虽称以农立国，然工商业之发展，战国、秦、汉以来，已有可观。惟在上者不断加以节制，不使有甚贫，甚富之判。……则佃户之卖田纳租与田主，亦一种经济契约之关系，不得目田主为贵族、为封君，目佃户为农奴、为私属。土地既非采邑，即难以‘封建’相拟。然谓中国乃资本主义之社会，则又未是。”“然则中国以往政制，尽可有君主，无立宪，而非专制。中国以往社会，尽可非封建，非工商，而自成一格。何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方学者此等分类之外。”⁽¹⁴⁾大概中国封建社会论在钱穆那里属于革新派或宣传派了。

另一种观点把中国社会科学中形成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认知范式的原因，归结社会科学中西方中心主义的结果。黄宗智认为国内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均出自马克思对西欧、尤其是对英国的分析；资本主义萌芽则是特殊的中国模式——如果中国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是单纯的封建社会，那么就必须肯定西方帝国主义为中国带来了近代化，但这是任何爱国的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公式解决了这一问题：在西方到来之前，中国已经开始了自身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西方帝国主义打断了这一进程，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主义的社会。“资本主义萌芽”论协调了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和基于民族立场的反帝情绪。

还有一种观点把“资本主义萌芽”的认识归结为中国知识界的一个情结。李伯重探讨了资本主义萌芽情结的感情基础和认识基础。⁽¹⁵⁾情结，本是一心理学术语，指的是一种深藏于无意识状态之中、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的愿望。首先，它是一种特定时期的特殊民族心态的表现，即中国人民近百年来争取民族平等的强烈愿望的表现（即“别人有，我们也有”）；其次，“资本主义萌芽”情结是一种单元直线进化史观的产物。单元直线进化观起于欧洲，将欧洲经验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道路，黑格尔是这种观点的最重要代表（黑格尔认为，世界精神的发展经历了东方王国、希腊王国、罗马王国和日耳曼王国四个阶段）。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史观中合理的部分，依据欧洲经验科学地确立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马克思并未把这种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共同规律视为僵死的教条，并没有认为无论哪个民族的发展都必将经历一条完全相同的历史发展道路）。然而到了斯大林，却将这种共同规律绝对化了。(www.xing528.com)

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范畴，近年来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何怀宏认为，在秦汉建立起的封建制到近代的工业化的“漫长的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很难说它仅仅是一个过渡期的社会，或者笼统地以舶来的‘封建社会’称呼它，这未免太受西方文化类型的影响，单纯从西方社会的划分来观察中国社会”。“所谓‘长期停滞’，所谓‘不见社会变革’、‘不见社会进步’等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西方观点，或者说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观点’的影响。”⁽¹⁶⁾

在有关中国研究的认识规范上，海外著名一些学者也相继提出了许多有见识的观点。研究中国社会史的海外专家黄仁宇认为：“称中国尚未与西方大规模接触前之体制为‘封建’，即与事实不符。”⁽¹⁷⁾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黄仁宇感慨发问：世界上竟有何种名花异卉，会萌芽达三四百年，还不曾开花结果？在考察中国社会未能产生资本主义的诸多原因后，黄仁宇总结道：“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¹⁸⁾通过“过密型的商品化”概念研究，黄宗智对马克思和亚当·斯密的共同理论认知即“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的命题提出了质疑。黄宗智认为围绕“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于封建社会”和“中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而展开的国内国际学术争论，有一个共同的、不言自明的假设规范信念即“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而研究表明，虽然明清时期蓬勃的商品化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如在1350—1850年的五个世纪中，几乎所有的中国农民都改穿棉布（这反映了商品化的一个最大组成部分：棉花经济的发展，伴随而来的是地区内部和地区间的贸易），但商品化的同时，小农生产却停留在糊口水平上。由此，黄宗智提出“过密型的商品化”概念，认为“田场面积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即以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投入的增加”⁽¹⁹⁾。过密化企图解释传统中国社会中没有发展的增长。“由人口压力推动的过密型商品化，必须区分于推动近代发展的质变性的商品化。”⁽²⁰⁾由此，黄宗智认为有关“中国研究”发生了规范危机，这个危机表现为“封建社会”概念和“资本主义萌芽”观的基本假设即“商品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或“近代化”的信念的动摇。

当然，也有一些西方理论家根本就不在封建社会概念下讨论古代中国性质的问题。韦伯把中国先秦称为“封建社会”，称秦统一后至清朝的中国社会为“家产官僚制社会”；魏特夫则把中国社会一概称之为“水利社会”或“专制社会”；费正清认为，封建这个词用于中国，其价值很少，中国社会并没有组成任何可以称之为封建制度的体制；巴林顿·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起源》拒绝称进入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为“封建社会”，而称之为官僚社会；布迪认为只有两个时期即周代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属于“封建的”或“准封建的”社会；等等。

总之，从“封建时代”到“封建社会”概念的提出及其深入地讨论，究其原因则是中国社会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所致。鸦片战争打破了天朝帝国的迷梦，西方各种思潮涌进思想领域；当时的中国面临着现代化或近代化的现实问题，而近代化涉及对中国历史阶段的认识。梁启超和严复提出“封建时代”概念时，中国社会正处于风气裂变西学东渐之时，它是中国学人对中国的世界历史地位的一种学术自觉。陶希圣和郭沫若提出“封建社会”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大革命时期，革命要求人们认识当代社会的性质，正如毛泽东所言：“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²¹⁾在有关封建社会的概念论争中，即使如郭沫若的观点“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封建社会’观点较远”⁽²²⁾、或“最具‘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²³⁾，但它仍然强烈地受到时代的制约，是革命时代的产物，是革命时代的学术。正如李伯重所言，这种“争气”的心态事实上默认了过去西方帝国主义者所宣扬的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僵化发展观，即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这个民族的优劣彼此相关，以及“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不可改变。当然，民族自尊心，不应影响到学术对于自己过去历史的不尊重。

需要说明的是“封建社会”的概念以及与此相关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论争曾经左右过中国社会科学的论坛，是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经典范式，也曾经是一个具有国际比较意义的学术概念。本文的“儒学社会”的概念并不是想去详尽批驳这样一个有关中国传统社会的认知概念，而是企图展现中国传统社会（乃至东亚社会）的儒学化的特色。儒学社会作为一个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概念，它只是一个分析的理想类型，是一个概念工具。它将界定我们分析的时空限制。如果说“封建社会”的概念极具政治革命的意义，那么“儒学社会”则可能更具文化人类学的意义。

【注释】

(1)参见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2～14页，北京，三联书店，1996。

(2)参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2册，329～3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3)参见钱穆：《国史大纲》，38～4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4)崔述：《崔东壁遗书》，34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5)柳宗元：《封建论》，载《全唐文》，第6册，58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6)参见吕思勉：《中国制度史》，435～442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7)参见何怀宏：《封建社会概念的由来》，载《二十一世纪》，1995（6）。

(8)《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2卷，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9)《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23～6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同上书，626页。

(1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97页，香港，三联书店，1987。

(12)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13)参见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14)钱穆：《国史大纲》，22～23页。

(15)参见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载《读书》，1996（8）。

(16)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68页。

(17)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16页，北京，三联书店，2006。

(18)同上书，26页。

(19)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16页。

(20)同上书，17页。

(21)《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33页。

(22)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54页。

(23)同上书，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