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层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力

八、科层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阐释资本主义精神，这是马克斯·韦伯整个思想体系的落脚点。正像伟大的卡尔·马克思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在它产生不到100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财富是整个人类以前创造财富的总和。马克斯·韦伯对此也深信不移，并且指出，西方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关键在于有一种难以言状的资本主义精神在起作用，而背后支撑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因素可以概括为两大支柱:一是制度性的科层制及其理性法律规则;二是新教伦理这一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宗教崇拜情怀。

(一)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的社会法学思想当中，是一个具有理想类型意义的概念。虽然韦伯承认很难用简洁的语言来定义资本主义精神，但他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第2章明确指出，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下述道德箴言是资本主义精神最好的体现:

“切记，时间就是金钱。假如一个人凭自己的劳动一天能挣十先令，那么，如果他这天外出或闲坐半天，即使这其间只花了六便士，也不能认为这就是他全部的耗费;他其实花掉了、或应说是白扔了另外五个先令。”“谁若每天虚掷了可值四便士的时间，实际上就是每天虚掷了使用一百英镑的权益。”“谁若白白失了可值五先令的时间，实际上就是白白失掉五先令，这就如同故意将五先令扔进大海。”

“切记，信用就是金钱。如果有人把钱借给我，到期之后又不取回，那么，他就是把利息给了我，或者说是把我在这段时间里可用这笔钱获得的利息给了我。假如一个人信用好，借贷得多并善于利用这些钱，那么他就会由此得来相当数目的钱。”“影响信用的事，哪怕十分琐屑也得注意。如果债权人清早五点或晚上八点听到你的锤声，这会使他半年之内感到安心;反之，假如他看见你在该干活的时候玩台球，或在酒馆里，他第二天就会派人前来讨还债务，而且急于一次全部收清。”“行为谨慎还能表明你一直把欠人的东西记在心上;这样会使你在众人心目中成为一个认真可靠的人，这就又增加了你的信用。”

“切记，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金钱可生金钱，孳生的金钱又可再生，如此生生不已。五先令经周转变成六先令，再周转变成七先令三便士，如此周转下去变到一百英镑。金钱越多，每次周转再生的钱也就越多，这样，收益也就增长得越来越快。谁若把一口下崽的母猪杀了，实际上就是毁了它一千代。谁若是糟蹋了一个五先令的硬币，实际上就是毁了所有它本可生出的钱，很可能是几十英镑。”“假如你是个公认的节俭、诚实的人，你一年虽只有六英镑的收入，却可以使用一百英镑。”“一个人若一天乱花四便士，一年就乱花了六个多英镑。这，实际上是以不能使用一百英镑为代价的。”“谁若丢失了五先令，实际上丢失的便不只是这五先令，而是丢失了这五先令在周转中会带来的所有收益，这收益到一个年轻人老了的时候会积成一大笔钱。”

“切记下面的格言: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谁若被公认是一贯准时付钱的人，他便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聚集起他的朋友们所用不着的所有的钱。这一点时常大有裨益。除了勤奋和节俭，在与他人的往来中守时并奉行公正原则对年轻人立身处世最为有益;因此，借人的钱到该还的时候一小时也不要多留，否则一次失信，你的朋友的钱袋则会永远向你关闭。”“要当心，不要把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视为己有，生活中要量入为出。”

这些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教导我们的话。费迪南德·古恩伯格(FerdinandKurnberger)在其《美国文化览胜》(Picture of AmericanCulture)一书中认为，这些话是美国佬的一份自白。毫无疑问，这些话所表现的正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

由上面韦伯对富兰克林道德箴言的推崇，可以看出，韦伯所指资本主义精神至少包括这样两方面的含义:

1.“尽可能多的挣钱”。这是资本主义合理性对效率的重视和对可计算性推崇的最直接、最简明的概括。韦伯特别指出，产生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大障碍是传统主义。传统主义是前资本主义时代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它使人们固执地维持习惯性的需要，而不愿作出努力来换取生活方式的改变。例如一个人按每英亩1马克的价钱收割了2.5英亩地，从而挣得2.5马克的价钱。现在工钱提高到每收割1英亩得1.25马克，本来，这个人可以轻易地收割3英亩，得到3.75马克。但他并不这么做，他只愿收割2英亩，这样仍然可以得到他已经习惯得到的2.5马克。于是，“他并不问自己，如果我尽力去工作，我可以得到多少钱?他实际上在问:我要做多少活，才能挣到以前挣的2.5马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非常缺乏资本主义精神的。

2.资本主义精神与金钱欲之间存在着鲜明的界限。资本主义精神鼓励挣钱，这只是出于恪守天职，与金钱欲不能直接划等号。韦伯的名言是:“贪得无厌绝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97]事实上，金钱欲的历史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但是，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区别，并不在赚钱欲望的发达程度上，中国清朝的官员、古罗马的贵族、现代的农民、那不勒斯的马车夫、南欧或亚洲的手艺人，他们的贪欲一点也不亚于任何人，但这种贪欲要成为资本主义精神，起码要接受两个限制:其一，金钱欲的满足必须是符合道德的;其二，这种有道德的金钱欲必须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成为一种真正的社会性伦理。也就是说，并不是任何社会、任何条件下的挣钱欲都体现出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是需要一定的条件支撑的，最起码制度规则基础上的科层制和观念价值上的新教伦理是两个必不可少的要件。

(二)科层制

科层制是韦伯对19世纪以后西方各国资本主义官僚制的概括。在韦伯看来，科层制是资本主义精神最有力的制度保障，从统治类型的角度看，科层制可以被看作是法理型统治的最纯粹的类型。

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科层制是迄今为止最有效、最系统和最好的社会组织制度。科层制的基本单位是职务或职位，这些职务或职位按照规则、功能、文件以及各种强制手段组织成层级的形式，分科执掌，分层负责。科层制的建立，使得在组织管理领域能够和整个经济领域一样，实行专业化和分工，各负其责，各司其职，从而，科层制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法律、乃至国家组织领域，都是最有利于理性资本主义发展的。

具体说，科层制有如下一些基本特点:其一，它是由法律规则制约的行政的持续性组织。其二，每一个职务都有特定的职权范围。包括:　(1)这个特定的职务担负着一整套行使各自功能的职责;(2)严格确立执行职务所必需的权威;(3)明确规定必要的强制手段和使用这些强制手段的条件限制。其三，各种职务组成一个层级体系，而且这种等级制中每一较低结构受其较高结构的监督和控制。其四，由于职务具有不同的技术资格，它要求职务参与者必须获得相应的训练。其五，各个层级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应当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彻底分开。其六，绝对不允许存在转让职务。最后，所有管理方面的政策、决议、规章必须通过文本的形式来表述并记录在案。

总之，科层制的特点决定了它具有非人格倾向。由于权力来源不是出自血统的或世袭的因素，而是源于建立在实践理性基础上的形式法学理论和形式法律规定的制度，科层制运作的主要指标是可操作性与效率，个人的性格和意志在这里难以有所作为，人身依附关系因为科层内部流动的物化标准与程序化而弱化乃至消失了。个人和国家或组织财产的实际分离以及个人权力资源与管理手段的分离导致个性化权威的虚化。所有这些都表明，科层制主要取决于制度所规定的行动的程序化、客观化。用纯粹理性主义的观点看，个人的服从对象不再是拥有特定职务的个人，而是个人拥有的特定职务，换句话说，在科层制中，任何人都在为客观的非个人的组织和组织目标服务。

正是科层制的特点所决定，科层制在现代或者说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和法治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韦伯极力宣扬科层制的优越性。他指出，从纯粹技术的观点来看，科层制可以获得最高程度的效益，而且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在整个人类行使权威的已知的手段中是形式上最理性的。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的严明性和可靠性上，它都优于其他任何形式。因此，科层制最有利于人们对行动的后果予以特别精确的计算，这将导致无论在效率方面，还是在其运作的范围上，科层制都是无与伦比的。不仅如此，科层制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意义，更在于其权威的非人格化，就是说，在科层制的系统范围内，彻底排除了人的因素——私人感情和私人关系，它优先考虑的是效率和整个组织的需要，这种科层制必然地同法律规则和法治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层制、法治、效率等都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某一侧面的不同文字表达。(www.xing528.com)

当然，在韦伯看来，科层制也存在着其固有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科层制可能导致过分的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另一方面，科层制的过度发展可能导致对人性的漠视和对个人自由的抹杀。在这一点上，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存在某种“点”上的交集。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异化带来社会的全面异化批判了资本主义，而韦伯则通过合理性范畴同样针砭了资本主义。不过必须指出的是，韦伯关注的重心与马克思关注的焦点是不同的，韦伯科层制理论的学理追踪虽然最终也指向了对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拷问，表现在他指出，资本主义历史演进中可能会发生价值扭曲及造成现实运作中人性的泯灭，但是，韦伯对科层制工具合理性的论证和赞赏，以及其对资本主义精神和资本主义法治贡献的意义的推崇，显然是第一位的。

(三)新教伦理

韦伯认为，支撑资本主义精神的除了形式合理性的科层制和法律规则以外，最重要的是伴随着欧洲宗教改革运动而出现的新教伦理。正是新教伦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合理化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首先，韦伯将世界范围内各大宗教体系进行了分类。他认为，按照宗教对待世界的方式，可以把宗教分为入世的和出世的两种形式;按照宗教行为的特点又可以把宗教划分为禁欲的和神秘的两种形式，在此基础上，韦伯把所有宗教的表现形式作了进一步的划分，建立了以下几种理想类型:(1)入世禁欲主义。这种宗教把在尘世的劳动看作是人的天职，努力而勤勉的工作被视为赎罪和获救的手段，甚至被看作是荣耀上帝的行为。新教便是这一类型宗教的典型代表。(2)出世禁欲主义。这种宗教完全拒绝外部尘世，抗拒任何世俗的诱惑，把一切世俗生活都看作是不具有道德意义上善的性质。天主教是这种宗教的典型形式。(3)入世神秘主义。这种宗教遵从某种圣统，信奉千年不变的传统权威，要求顺应世俗，但带有悲观论和宿命论的色彩。儒教是这种类型宗教的明证。(4)出世神秘主义。这种宗教突出的表现是弃世厌俗，沉于冥想。看破红尘的印度教是这种宗教的典型形式。

其次，韦伯指出，在上述各种宗教类型当中，只有新教最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的发展，其他宗教都不具有或不明显具有这一功效。

1.儒教为什么不能促进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指出:“在各国角逐政治权力的时代，在世袭制国家里普遍存在的以政治为前提的诸侯御用赞助人和供应商的资本主义，在中国似乎也同全世界一样，在同样的条件下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干过一番带来高利润率的大业。”^[98]但是，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不是根本没有，就是面目皆非”。^[99]“在中国，至少在这方面特别敏感的产业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道路上，行政和司法没有发挥出可以计算的理性功能来。”^[100]换言之，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直到清朝末年并没有得到青睐和推崇，那么，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韦伯认为，最关键的是中国的宗教——主要是儒教不利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为此，韦伯专门研究了中国的宗教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问题，并有专著出版，目前韦伯的专著《儒教与道教》中文译本有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两个版本。

本书作者不想对韦伯关于儒教与道教的分析进行全面展开，这里只想引用美国学者莱因哈特·本迪克斯对韦伯关于儒教和新教特点的归纳，来说明韦伯为什么提出儒教不能促进资本主义精神。

莱因哈特·本迪克斯对韦伯关于儒教和新教特点的归纳^[101]

从儒教和新教的特点可以看出，儒教和新教代表了两种博大精深的、但又相互排斥的理性主义精神。虽然儒教和新教都力图追求合理性，但儒教和新教却导致了中国社会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合理性的“吊诡”。在中国，实质合理性的物质福利是高于一切的生活目标，儒教和经济学说所精心探求的便是如何增进人民的幸福，但是，由于缺少相应的经济形态，特别是儒教自身的伦理精神及特点所决定，中国在近代无法成功实现向资本主义的转化。同样，由于新教的特点所决定，新教虽然反对将追求财富作为目标，但却在无意中促成了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和一种有条理的形式合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造成中国与西方社会合理性吊诡的原因或许在于:儒教信仰的目标是谋取和维护“有文化的身份地位”，其手段是适应现实，接受教育和自我完善，举止文雅有礼，享用而不是积聚财富，提高审美修养而不是精于一技，尤其是把家庭伦理作为官场中的行为模式。而对于新教及其教徒来说，理性主义和积聚财富则有另一种意义，有计划地控制人的本性和对日常生活的道德检查是信奉上帝的手段，这种手段最终导致对世界的驾驭。新教徒作为“上帝的工具”，将禁欲行为与强烈的信仰和行动的热情结合起来，这与儒家的审美价值大相径庭。正是这种儒教与新教导致的人们心态上的差异，促进了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巨大发展和在中国的相反情况。

2.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众所周知，公元14～16世纪，是西方中世纪神学法律思想向近代理性法律思想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两个大的运动，这就是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这两场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和冲击，同时，它也必然地反映到了法律思想领域。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由精神贵族发起的贵族革命的话，那么，宗教改革运动则是一场涉及到每个人心灵的纯粹的平民革命。因为，宗教改革的目的是按照新兴的资产阶级的要求改造教会和宗教教义。通过宗教改革运动，不仅使教会成为各民族国家内部的组织，使宗教开始退出现实的政治舞台而成为人们私人领域的信仰，更重要的是，宗教改革运动倡导的自由、平等、竞争、发财等观念，恰恰契合了近代社会发展的观念意识。对于宗教改革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恩格斯曾经予以高度评价，指出:“宗教改革——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这是包括农民战争这一危急事件在内的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102]

那么，宗教改革产生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底是如何具体发生关联的呢?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给予了明确的解析。在韦伯看来，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是资本主义精神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天职这一概念的形成和深入人心恰恰是宗教改革以后形成的新教伦理直接作用的产物。

首先，天职一词，来自于宗教改革领袖之一的路德对《圣经》的翻译和再发挥。本来，无论是德语“Beruf”还是英语“Calling”，都暗含着某种由上帝安排任务的意思，即天职的观念。然而，这一词语经过路德的翻译和解释，除了保留原有部分含义之外，路德还加进了大量新教伦理的内容，至少包括:(1)天职概念赋予所有新教教派以核心教义，它使人们相信，上帝所能够接受的唯一的生存方式，不是让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们完成其在尘世所处位置赋予他的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2)由于事业的成功成了履行天职的体现，这使得拼命挣钱的行为有了某种神圣性，换言之，它不可避免地使人们日常行为具有了宗教意义。在韦伯看来，路德对天职一词的这一解释和发挥，至少在客观上为证明世俗生活具有道德意义起了作用，从而为人们在现实中以拼命挣钱和克欲为主要内容的资本主义精神，找到了道德和宗教依据。

其次，韦伯重点分析了加尔文教的天职观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关系。路德教和加尔文教作为新教的两大教派，他们在促进资本主义精神产生总的方面是一致的，但也有不同，表现在:韦伯认为，尽管路德在宗教改革中进一步发挥了天职概念，但是，他并没有从根本上破除传统主义，真正促成宗教观念在近代进行资本主义变革的是加尔文教。由于加尔文教坚守“预定论”的教义，将一个人的灵魂是否得救，视为上帝在人们出生以前便已确定的事情，因此，它摈弃了包括圣礼、忏悔、教会等在内的一切宗教仪式，否认经由这些途径获得个人救赎的可能性。表面看来，这种充满宿命论的预定论在鼓励人的奋斗上消极色彩浓厚，人是否获得救赎是上帝先定的，与个人的努力无关。但事实上，正是这种内在固有的消极宿命论倾向孕育了加尔文教积极的入世禁欲主义伦理。因为在知道获得救赎为上帝先定了以后，教徒们便开始面临如何在世俗生活中证明自己是被上帝挑选的选民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担心自己在为上帝服务的事业中功亏一篑，担心自己成为上帝的弃民。因此，在加尔文教彻底堵上了人们通过道德努力就能够通往天堂的可能性之后，每个人只能以世俗职业上的成就来确定上帝对自己的恩宠，只能在世俗的工作中加倍努力、拼命挣钱，才能回报上帝对自己的圣选。这样，加尔文教就从预定论推演出了天职观，又从天职观孕育出了入世禁欲主义，而这两点，恰恰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所在，韦伯在这里，至少证明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存在着某种亲和性。

总之，在韦伯看来，至少从16世纪开始，新教就用其自身的伦理逐渐切入信徒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它使教徒逐渐相信，为世俗生产和生活而辛苦劳作不是为了世俗的享受，或是刻意追求某种行动的条理化，而是教徒们普遍感到自己有义务履行为了上帝的荣誉而尽的责任。这种天职驱使他们深深投入日常生活，个人必须通过那些平常的、有时近乎琐细的行动方能检验自身，并获取自我救赎。新教运动通过求助于作为一种得到认可的天职的劳动来具体验证这些天职的内容。按照新教徒的理解，无休止的、不间断的和有组织的劳动本身变成了世俗生活的首要目的，变成了来世得到超度的禁欲主义手段，变成了复活和虔信最可靠的标志。这种以伦理和宗教信仰为世俗生活的精神取向的合理化运动，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出现作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新教运动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恰恰也是在这一运动的实质合理性消解之后，逐步表现出它形式上的实证价值的。也就是说，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们通过禁欲寻找天国的强烈愿望逐渐迷失了，代之以反映了形式合理性的功利主义、技术主义和实证主义，对于伦理价值的热情，让位于缺乏人性的冷冰冰的整理、归纳、演绎、推理、计算和论证之中，为了追求效率，人们日益把价值、信仰、理想弃之不顾，而几乎在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都努力用被认为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的机制——现代科层制组织起来。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在庞大而且全能的科层制面前，他们已被彻底地物化了。韦伯认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历史的和现实的悖论，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它既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独特成就的主要根源，又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局限性的主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