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的生平与著作：世界著名法学家评传

一、孟德斯鸠的生平与著作

孟德斯鸠，全名为夏尔·路易·色贡达·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su)，1689年1月18日生于法国南部吉伦特省波尔多市离城约10英里的拉布莱德城堡中。

孟德斯鸠虽属世袭贵族，但其祖上的发迹之处并不在此，而是拉布莱德南面的孟德斯鸠村。孟德斯鸠的曾祖父叫雅各布·色贡达，是二等佩剑贵族让·德·色贡达的第六个儿子，他作为纳瓦拉王国皇后的内伺，提供了十分出色的服务，皇后高兴地赏赐给他1000利弗尔。随后，他用这笔钱与皇后交换了阿让以西10英里、加龙河以南2英里处的一块领地，这块领地就叫“孟德斯鸠”——这块领地并不是什么土肥水美的灵光宝地，“孟德斯鸠”来自拉丁语和法兰克语，原意是一座贫瘠的荒山。站在如今的孟德斯鸠村，还能望见一座荒凉的小山顶上一座古堡的残迹。^[1]

1606年，雅各布·德·色贡达荣获亨利四世赐予的侯爵称号，“孟德斯鸠”同时晋升为男爵领地。孟德斯鸠的祖父、雅各布的长子叫让·巴普蒂斯特·加斯东。加斯东曾经任波尔多高等法院的庭长并经营一家律师事务所。孟德斯鸠的父亲雅克是加斯东的第三个儿子。据孟德斯鸠描述，他“相貌非凡，才华横溢，通情达理，但一贫如洗”。其主要原因是封建社会的“长子继承权”之规，使他无法得到爵位和领地。父亲的庭长职位和家族的领地则顺理成章地由一位兄长继承，尽管这些后来都属于了他的儿子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排行老二，他有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弟弟约瑟夫后来也是颇有名气的律师。孟德斯鸠的母亲非常有才干，也有着不俗的眼光。丈夫称赞她“关心大事，对日常琐事不感兴趣”。^[2]她爱自己的孩子，但是爱而不宠，对孩子进行严格的教育和近乎苛刻的要求。为了让儿子牢牢地记住他对劳苦人应当负有的义务，她选择了乞丐做孩子的教父(也许是当地有这种习俗)。她还把小夏尔·路易送到拉布莱德的一个磨坊去哺养了三年，在那里，夏尔·路易穿粗布衣衫，吃粗茶淡饭，讲土腔土调(孟德斯鸠终身都未改掉这种土腔土调)，完全和当地的平民孩子一样。

从军队回来经营土地和葡萄酒生意的父亲雅克当然也是不保守的，他很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在11岁之前，孟德斯鸠一直是由拉布莱德村一个叫苏韦尔维的老师传授知识。在1700年，他11岁时被父亲送进了朱伊公学，接受了当时法国最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教育。

朱伊公学座落在巴黎附近，当时闻名遐迩。距城堡约370英里，相对于3000多年前的交通工具而言，已经足可以说求学路之难了。

朱伊公学的教学用语是法语，但拉丁语也是重要的必修课程，再次还有希腊文。其他课程有:数学、历史、地理、音乐、绘画、马术、击剑、舞蹈等，多姿多彩，充实而有用，这在17～18世纪的法国是很难得的，它所培养的不是专攻经典的学究，而是全面发展的人才。

朱伊公学的教学安排是十分紧张的，时间表排得非常充实。正因为如此，朱伊公学吸引了大量的来自边远地区的学生，尽管交通不便，旅费昂贵，但这样的学校在当时是很少的，很多社会名流也纷纷把自己的子弟送来就读。

父亲每年给他的费用是342利弗尔，据说这对于当时的家庭收入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尽管如此，两年之后即1702年，弟弟约瑟夫也被送到了这里。加上专门的酒钱，兄弟两人一年的支出约700利弗尔，这个数字足以说明一个商业贵族对其后代的期待与责任感。哥哥不负父望，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经常受老师的表扬，于5年后即1705年8月顺利毕业。

国外一些研究孟德斯鸠及其思想的学者认为，孟德斯鸠在朱伊公学所受的教育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学术创作。首先，法国著名的理性主义哲学家、神学家、红衣主教会议最杰出的成员尼古拉·马勒伯朗士在这所学校里给孟德斯鸠很深刻的影响。少年孟德斯鸠极其崇拜这位老师，笛卡儿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后来几乎完全主宰了孟德斯鸠对事物的观察和思考。其次，朱伊公学的教育使他对残暴君主路易十四专制统治下的公民不自由有了真切的感受与初步的理性认识，以探索公民自由为己任的抱负此时已经萌生。而朱伊公学的历史课使他对罗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后来写作《罗马盛衰原因论》也非偶然。

从朱伊公学毕业后，孟德斯鸠到波尔多大学学习法律专业。1708年他19岁时顺利地获得学士学位，并取得了律师资格。

1709年，孟德斯鸠离开波尔多，来到了巴黎。在此度过了5年的青春时光，这5年是他学术生涯的最初阶段。孟德斯鸠积极活动于巴黎的社交界——也是学术界，结识了许多颇有名气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与启蒙运动的先驱们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此时，这些杰出的人物，已经举起了作为政治革命先导的思想革命的大旗。

孟德斯鸠在巴黎期间还经常参加法兰西科学院和铭文与语史学院这两所皇家学院每年召开的两次公开例会，主要目的是结识一些学者、扩大学术交往。当时这两家学院都处于繁荣兴旺时期。他虽然不是这两个学院的会员，不能参加它们的内部学术会议，但是，他与学院中的一些人交往密切，可以随时了解学院的学术动态。在巴黎的5年期间，孟德斯鸠还结识了其他的一些名人。

值得一提的是，孟德斯鸠在巴黎期间还通过朋友结识了一个名叫黄嘉略的中国人。黄嘉略于1679年11月15日生于中国的一个基督教徒家庭，在国内长期游历之后，与罗莎利主教阿尔丢斯·德·利昂纳在某地邂逅。1702年2月17日，黄嘉略随利昂纳搭船离华，同年10月31日到达巴黎。在罗马逗留一段时间后，他在巴黎定居，他的经历后来被孟德斯鸠改写为《波斯人信札》中郁斯贝克的自白:“为求知所驱使，我离乡背井，置平静生活的安乐于不顾，出来寻求贤者之道;在国人中，我可能是最早的一个。我们出生在一个繁荣的王国，但我们不要以这王国的疆界作为我们知识的疆界，也不以东方的光明，作为照耀我们的唯一光明。”

[3]孟德斯鸠初步了解了中国，对遥远的东方国家的社会、宗教、政治及其道德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与黄嘉略进行了多次交谈，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风俗民情、宗教信仰、王权与教权的关系等反复地询问，尤其是比较特别的中国儒教方面的问题。后来他在一系列论著中，特别是在《论法的精神》中，大量地涉及了中国的问题，他抨击中国的专制主义、剖析它的统治手段、评论封建礼教、纵论王朝兴衰，从中表现出对中国非常熟悉且贴切的评论，此时便是他收集资料并认真思考的开始。

初入巴黎的5年，对于年轻的孟德斯鸠来说，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虽然这时他在学术上尚无成名之作与影响力，在贵族沙龙中还不是深受欢迎的重要人物，但是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迈出了扎实的步伐，为成为一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锤炼了必备的素质。

就启蒙而言，法国所有的启蒙思想家对民族、对世界均有着同样的贡献和意义。但是，决定他们成为启蒙思想家并使其启蒙理论具有特色的重要因素——阶级、阶层、社会地位、生活方式及思维方式却各有不同，甚至差别很大。卢梭出身于平民家庭，地位低下，经历坎坷，对封建专制深恶痛绝，主张实现人民主权;伏尔泰出身于由封建贵族转化而成的资产阶级家庭，论财富，和孟德斯鸠不相上下，但他一生与贵族势不两立，他曾因得罪贵族而两次入狱，也曾被官方通缉而逃亡。他渴慕英国式的自由、平等，但又无法与封建阶级决裂，其自由、民主的理论和政治设计带有明显的保守色彩。比起他们，孟德斯鸠生活富足，道路顺畅，学术事业稳步前进，既无流浪之苦，也无牢狱之灾。这样一个贵族青年，为什么为反封建专制、争取公民自由而矢志不移地奋斗终身并成果辉煌呢?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的“社会存在”——社会、阶级与阶层。

孟德斯鸠生逢路易十四(1638～1715年)封建王朝的全盛时期。路易十四在位的55年是法国近代最黑暗的时期。他实行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大权独揽;他穷兵黩武，连年征战以至国库空虚、国力耗尽;他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以至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这一切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是制约了新兴资产阶级和一部分从事生产经营的世俗贵族或称之为“资产阶级化的贵族”进行经济活动和取得经济利益，从而影响了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貌似平静的法国社会暗藏着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尽管半个多世纪后才爆发法国大革命，但这时已经有很多有着社会和时代责任感的仁人志士开始探求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案。孟德斯鸠就是其中的有识之士。

孟德斯鸠的家族是一个没有高官要职但有庄园领地的贵族之家，以前是依靠出租和经营土地获取收益的“土地主”。但是在新兴资产阶级所从事的日趋发达的工商业的影响下，一部分这样的贵族开始插手企业活动，从事商品的买卖，渐渐变成了商业贵族。这时的法国西南重镇波尔多已经是一个国内外商贾云集、热闹非凡的商业城市，在它的周围，很多贵族在经营地产的同时，还从事葡萄酒的制造与销售。波尔多是法国最富庶的葡萄酒产地，各种红、白葡萄酒质地优良，销路畅通。由此，在法国的社会中，一个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要求、同样的权利和义务的利益集团渐渐形成了，这一利益集团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几十年中产生的新贵族具有共同的特点:

其一，富足:土地和贸易给他们带来双倍的财富;其二，开明:经商开阔了他们的眼界，更新了他们的观念;其三，对政治关心而敏感:政府和政策与他们的利益有了更为密切和直接的关系。路易王朝的专制、独裁与腐败极大地阻碍了他们的经营与发展，他们有强烈的反感和反抗情绪。总之，他们虽属贵族，但和新兴资产阶级更为接近，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和见解，因而他们中的一些人支持和参与启蒙运动以及半个多世纪后的政治革命。孟德斯鸠就是其中的一员。

1713年因为父亲去世，孟德斯鸠被召回拉布莱德，他继承了父亲的全部产业，也继承了父亲作为家长在家庭中的全部权力和义务以及作为封建领主在社会上的特定权力和义务。但是，他与父亲不同，他还是一个有资历的律师，还是有着另一个圈子里的朋友和关系的知识分子、并且也是有着远大的学术抱负和社会理想的青年。一边经商，一边治学，这就是孟德斯鸠今后的生活模式与道路。结果已经证明，孟德斯鸠把这两者结合得很好。他知道，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他将周游列国，常住巴黎埋头著述，而这一切都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他更清楚，要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除了保持和扩充财富之外，他还需要一个务实能干的妻子来帮助他。

务实的孟德斯鸠在配偶的选择上也是务实的，新娘是一个富有的贵族后代，新娘的嫁妆是10万利弗尔，这在当时相当贵重。1715年4月30日，他们举行了婚礼。结婚的意义是:孟德斯鸠的财富扩大了，他有了一个理想的管家，他们共有一子二女，他的小女儿丹尼丝天资聪慧，深得孟德斯鸠的宠爱。她成年之后，常为著书立说的父亲充当秘书。

1714年，孟德斯鸠年满25岁，按法律规定可以担任公职，波尔多高等法院任命他作推事。这是一个破例的行为，因为作为庭长的亲戚，他本来不能在高等法院任职。

高等法院在法国的历史可谓悠久。最初它仅是一个司法法庭，后来贵族们开始通过法院僭取政治权力，它的职能日渐扩大。孟德斯鸠时代的法院负有双重任务，它是贵族参政议政的政治机构，相当于今天的参议院，它也是管理诉讼事务的机关，也就是法院。法院院长由国王任命，院长之下有几名庭长，庭长之职世袭，可以买卖。庭长极受尊敬，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名望。再往下是数量可观的推事，推事之职地位卑微，也可以买卖。这时的波尔多高等法院有10位庭长和91位推事。

两年后，孟德斯鸠的伯父去世了。他的伯父作为长子继承了父亲的孟德斯鸠男爵爵位、领地和波尔多高等法院庭长之职，但他没有子女，在向他弟弟妹妹遗赠部分财产之后，他立下遗嘱，将全部财产留给了侄儿夏尔·路易。夏尔·路易便继承了伯父的爵位、产业和官职。据规定，年龄不满40岁或者任推事之职不满10年不能继任庭长。孟德斯鸠则设法获取了特许，承袭了伯父的庭长之职，于1716年7月宣誓就任。

孟德斯鸠鸿福临门，财富剧增。对他更有意义的是，他接替的庭长职务使他从此在政界有了名望。

孟德斯鸠年少得志，27岁即成为高等法院的庭长，这里面虽然有许多人为和偶然的因素，但也有其必然性。波尔多大学的法学学位和律师资格以及在巴黎5年的社会实践使他具有足够的能力和水平来应付一切，而且他一直悉心钻研法学著作、细心积累资料，年轻的孟德斯鸠一直在法学的园地里辛勤耕耘。

从他后来的成长道路来看，庭长一职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通过这个手段，他提高了自己的地位、身份和名望，结识了许多高层次的朋友，建立了许多日后重要的关系。他是成功的，在地方的贵族和行政官员当中他被尊称为“庭长先生”，在巴黎的社交界，人们也都知道他有一个庭长的官职，即使他不在场的时候，大家提到他时往往也用“那位庭长先生”来称呼他。

孟德斯鸠感兴趣的是有关法律的理论，以及如何量刑的法律条文，他对诉讼事务并不感兴趣，没有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他也没有把时间和精力都用于经营地产和葡萄酒的贸易。在这一段时间，他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重心是1716年成立的波尔多科学院。

在孟德斯鸠的时代，法国的许多城市成立了科学院，波尔多自然也不例外。波尔多科学院是在文学和音乐集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巴黎、卢兹和蒙彼利等地成立科学院为他们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波尔多也向国王提出了申请，波尔多科学院宣告成立。其正式成员最初都是高等法院的贵族们，还有大量的非正式成员和候补成员。大部分人都是热爱科学的业余科学家，并且在一些领域中颇有造诣。

孟德斯鸠是1716年获选为波尔多科学院院士的，此时科学院有9位院士，孟德斯鸠充分利用了这个团体，又结交了一批重要的关系和朋友。他在这段时间还撰写了《论罗马的宗教政策》、《论国家债务》等论文。(www.xing528.com)

由于此时的波尔多科学院已经把研究兴趣和重点转到了自然科学领域，为了顺应科学院的“潮流”，孟德斯鸠也暂时偏离了他研究的政治、法律和历史领域，转向了自然科学方面，他为了探讨自然史，还进行了一系列植物、动物实验。

孟德斯鸠在1717年11月担任科学院院长，他曾担任这一职务很长一段时间，其间他兢兢业业，恪尽职守，颇堪称道。新院长竭力想使这个地方科学院的学术气氛及其精神生活与巴黎科学院相媲美。

经过多年的观察与思考，从1717年底他开始埋头著述，历经3年，终于大功告成，写成了第一部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波斯人信札》。这部书用的是彼尔·马丹的化名，初版也是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但法国的读者立刻就知道了这是孟德斯鸠的大作，在波尔多，人们举杯庆贺他的成功;在巴黎，沙龙中的人们也开始对他刮目相看。这部书仅在第一年就十次再版。孟德斯鸠因此一举成名。

《波斯人信札》的成功，不仅是孟德斯鸠个人一生事业的里程碑，在法国文学史上，在整个思想启蒙运动中，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波斯人信札》是由160封长短不同的信件组成的。最早的版本只有140多封信，从1727年该书的问世到1754年，30多年间，他不断地修改和润色，在他去世之前的几个月里，他还为《波斯人信札》增加了11封信，重新编订了《波斯人信札》。

书中记录的是波斯富豪郁斯贝克和黎伽在游历西方期间，与留在波斯的亲友之间的通信，此外还包括他们与当时也在欧洲旅游的其他朋友之间的通信，以及他们两人不在一起时相互间的通信，大部分信件谈的都是他们对欧洲社会的感受。他们不时将其与东方社会的制度与习俗作比较，从而勾画出一幅颇具新意的法国社会生活画面。通过这些画面，作者辛辣地讽刺了当时法国极其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和风俗习惯。另外还有一部分信札，是郁斯贝克和妻妾及其监护人之间的通信，因为内容与别的信件不同，单独构成了一个故事，即有名的后房故事。这些故事向西方读者详尽地描述了东方社会的习俗风貌。

《波斯人信札》是法国启蒙运动第一重要的文学作品，它为作为启蒙文学的主要艺术形式和启蒙思想的重要艺术表达形式的哲学小说奠定了基础。它和此后的卢梭所著的《爱弥儿》、《新爱洛伊特》、《忏悔录》、狄德罗所著的《拉莫的侄子》以及伏尔泰的20多篇中短篇小说和故事等作品一起，用尖锐、深刻的语言表达了作者们对于黑暗势力的深恶痛绝;以形象、生动的词句描绘了美好的社会理想;以富于哲理的论述，初步构建起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这一切，都很好地启迪了各个革命阶层的觉悟与智慧，对建立新的资本主义制度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在这部名著中，孟德斯鸠大量地涉及了政治与习俗，其次是探讨了宗教、哲学、历史、法律与人口等问题。书中的160封信，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方面:有关政治问题的共计49封;有关社会问题以及风俗习惯的共43封;有关宗教问题的共20封;有关后房情况的信共有40封;其他杂信。

《波斯人信札》中涉及政治问题的内容，包括对欧、亚专制政体的批评;对法国时政的嘲讽;对法律的探讨;对战争的剖析……此外，对于诸如人口、习俗以及民族性格等社会问题的分析，也都是从政治的角度着眼的。社会政治问题构成了《波斯人信札》的主要内容。

孟德斯鸠借郁斯贝克之口指出，君主专制是一种“横暴的政制”。亚洲是世界上专制主义已经生了根的地方，亚洲和非洲一直在专制暴政的重压之下喘息。欧洲的大部分政府也都是君主专制。孟德斯鸠无情地揭露了法国的专制制度，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权力无限的“太阳王”路易十四。

孟德斯鸠以书信的形式讨论了法兰西法律的渊源及其包含的若干因素，探讨了国际法的发展过程，研究了刑法。在他的心目中，刑法具有极大的社会政治意义，是衡量政治是专制还是民主的一把尺子。以至在后来的巨著《论法的精神》中，他把刑法与公民自由联系起来，进行了极为详尽的考察，提出了许多有恒久意义的观点。

作者还正确划分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界限。他认为，君主为了开拓疆域或满足私欲而进行的侵略战争毫无正义可言。他痛斥侵略战争，并且在“穴居人”的故事中暗示侵略者的可耻下场和正义战争的必然胜利。因为进行正义的战争时，人人都明白为什么作战，所以愿意为集体的安全和利益做出最大的贡献，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殖民主义的战争当然是非正义的战争，他极为痛恨侵略性的殖民战争。为了消除侵略战争的危机，有效的办法是各国都从事谋求人民福利的和平建设。

孟德斯鸠把民族的品格和政体的形式联系起来考察。他通过郁斯贝克之口，多次论及了世界上不同的政体形式。他的观点是:共和制是品德、荣誉和声望的真正归宿。在共和政体之下，人民才能充分发扬光大自己的品德。荣誉和自由也是不可分的，人民只有得到了政治上的自由，才可能重视荣誉。法国的自由多于波斯，人民对荣誉的热爱也胜于波斯。孟德斯鸠很欣赏英国人民，认为他们的性格比较倔强，他们在政治上争得了较多的自由，甚至可以起来赶走不称职的君主。这些论述反映了1640年至1688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给了法国人民以深刻的印象，并启发了他们的革命精神。

在后来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构建了他最辉煌的学术成果—— “三权分立”。在谈到共和政体之时，其逻辑起点就是“人性恶”。这几乎是除了卢梭之外的一切启蒙思想家思想体系的共同的前提。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鸠对理想社会进行了讨论，也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前提之下。他借郁斯贝克之口，讲了一个“穴居人”部落的寓言故事。他认为，既然人性恶，社会便需要一个政治权威，需要法律和纪律。若排斥它们，坚持以美德治国，只能是柏拉图式的“乌托邦”。但是，一个社会不能没有美德，不能不崇尚美德，仅仅依靠强权，社会则无法维持长久。长治久安的社会是权威、法律与道德并存共同发挥作用的社会。

作者以轻松犀利的笔锋，描绘了当时法国尤其是巴黎的社会生活众生相。他描绘的各种人物，没有一个是诚实正直的。孟德斯鸠的目的是揭露社会上的黑暗与污垢。他的讽刺是大胆的，毫不留情的，他甚至还批评了某些机关和组织。

孟德斯鸠运用大量的篇幅从政治的角度论述了人口问题，提出了很多见解。同时，他对妇女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很多观点都非常深刻，具有先见之明。

在《波斯人信札》中，关于宗教问题的内容占了很大的比重。孟德斯鸠不是一个反对一切宗教的无神论者，而是一个自然神论者。与公开批判宗教僧侣主义同时代的无神论者不同，孟德斯鸠是在宗教的名义之下来批判他十分痛恨的天主教的。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明显地倾向于服务于新兴资产阶级的基督教新教。他认为新教远比天主教优越，并且从经济的角度去论证这种优越性。孟德斯鸠坚持主张宗教信仰自由，他肯定新教，但并不认为新教应该完美无缺，应该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宗教。孟德斯鸠本人从来也不是一个新教徒。他认为，对于各种宗教，应该有一种宽容精神。在一国之中，有数种不同的宗教比只有一种总要好一些。各个宗教之间应该容忍，他把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做了生动的比喻，他说这三者的关系犹如树干与树枝、母亲和女儿的关系，犹太教是母亲和树干，另两个是女儿和树枝。

他对天主教的批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极其进步、并且具有重大意义的。仅就这一方面而言，孟德斯鸠也不愧为是一个对人们的思想起过启迪作用的伟大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所谓后房故事，是指在《波斯人信札》中，两位波斯人与留在家乡的妻妾阉奴们的40封通信，占全书篇幅的1/4。这些信件构成了一个凄婉、离奇而恐怖的故事。作者自己曾经说过，后房故事的材料，使读者在书中找到“一种小说”，读起来很有趣味，舍不得放下。而且后房故事是以被压迫者的胜利而告终的。这个思想与贯穿在《波斯人信札》全书中的反对君主专制、反对侵略与压迫、尊重人权、主张公民自由的精神是一致的。

《波斯人信札》的出版，使孟德斯鸠饮誉四方，一举成为文坛名士。此时的他，踌躇满志，信心倍增，他开始更加频繁地去巴黎，在1723年以后，孟德斯鸠每年都在巴黎住半年以上，他的真正目的就是努力涉足巴黎的社交界，广交上流社会的朋友，扩大自己的影响，以求更大的成功。

孟德斯鸠很容易就获得了成功。他通过极有权势的贝里克公爵，进入了巴黎社交界，结识了马蒂翁元帅和元帅夫人的家族——贝尔特洛家族的后代，据说有十四个家族成员与他相识。尽管这个家族在法国的政坛上丑闻百出，臭名昭著，以至被圣西门骂为:“靠贪得无厌发家的人”。

[4]尤为重要的是，他与这个家族的重要人物德·普里夫人成了朋友。德·普里夫人在当时的巴黎社交界名噪一时，她的公开的情夫法国首席大臣波旁公爵使孟德斯鸠可以与法国国王进行直接的接触。

孟德斯鸠和所有的启蒙思想家一样，频频出入于当时巴黎一些最有名的沙龙。从表面上看，沙龙的学术生活与《论法的精神》没有直接的关系，孟德斯鸠其间写的几篇论文与后来的巨著也没有逻辑上和内容上的联系。但实质上，沙龙生活赋予孟德斯鸠的收获是巨大而无形的，使他的思维更加活跃，思想更加成熟。

在18世纪的巴黎，文人雅士们除了相聚于气氛自由、活泼的沙龙之外，还有一种也是定期举行、但比较正规、比较严肃的非官方的民间活动，这就是学术团体的活动。对孟德斯鸠来说，最有意义的、也是他经常参加的一个学术团体叫中楼俱乐部，这是一个敢于议论时政，解剖社会，时有异端邪说、警世之言的学术团体。因此，它名扬四方，是整个18世纪法国最惹人注目的团体之一。中楼俱乐部的成员几乎都是学术界的杰出人物，也是关心法兰西前途和命运的知识分子。起初，中楼俱乐部不仅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望，而且政界也很欢迎它。但这是暂时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不可能永远为专制政府所容忍、所赏识。而中楼俱乐部的成员也不可能永远为他们的论题贴上纯学术的标签，或者在一切时间和一切场合都在纯学术的意义上讨论政治问题。最后，执政者必然地要对他们严加制约与防范。1731年，政府终于解散了中楼俱乐部，这个团体存在达7年之久。

1726年，孟德斯鸠卖掉了世袭的法庭庭长职位，获得了10万利弗尔的巨款，对于他卖掉官职的原因说法不一。最有权威的是为孟德斯鸠作传的英国作家罗伯特·夏克尔顿用经济的原因来解释的原因，可以认为，原因是综合性的，而经济原因是首要的。在故乡又逗留了约半年左右，处理完了一些必要的事务，他于1727年初动身前往巴黎。此后4年多从未回过波尔多和拉布莱德。

1728年，经过一番努力和斗争，孟德斯鸠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

1728年4月5日，他告别了巴黎，开始了国外之旅，实地考察欧洲各国的政治制度、法律、风俗习惯和人民宗教信仰等社会情况，曾经先后到过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瑞士、德国、荷兰和英国等国家。

孟德斯鸠对英国最感兴趣，在英国呆的时间最长。1730年，孟德斯鸠还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在英国的500多天，他的收获是丰硕的。英国的政治制度、公民自由、宗教宽容对他来说不再是一种外在的抽象之物，而是活生生的、美妙无比的社会现实。更何况，英国思想家的启蒙理论，拓宽了他的思维，启迪了他的智慧。他带着这一切返回祖国，返回故土，去继续他的学术思考，成就他的学术大业——为法兰西构思理想的社会政治制度，为法兰西人民寻求自由的可靠保障。

孟德斯鸠整理自己所搜集的丰富的资料，闭门从事写作。他于1734年发表了《罗马胜衰原因论》，这部著作通过对罗马史料的研究，阐述了孟德斯鸠的法律思想，孟德斯鸠把它看作是《论法的精神》提前发表的一部分。1746年，孟德斯鸠被选为柏林皇家科学院院士。

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论法的精神》，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他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才完成，是其政治法律理论的最高成就。这部气势恢弘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对人类法律文化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全书约60万字，分为6卷31章，内容遍及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宗教等各个领域，尤其是以独特的方式研究了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国际法学等一系列基本法律问题，成为古典自然法学的代表作，被伏尔泰称为“理性自由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