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结论与讨论：市场环境、政治关系与企业资源配置

目前，中国正处于转型经济中，政府环境构成了民营企业外在环境的重要部分，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以及企业之间的竞争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应对政府环境、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也就构成了民营企业战略决策和经营行为的重要方面。同时，由于我国的市场化发展仍然不是很完善，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的建立与执行在不同的地区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且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是一个漫长的动态时间过程，经济和政府制度都不停地演变，因此政府制度和市场制度都处于某种“失灵”状态。从而，当民营企业所在的市场制度环境不好的情况下，政治关系这种非正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能作为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的替代，有利于民营企业自身发展。这也意味着，现阶段民营企业主寻求政治身份就会成为比较合理普遍的方式。

本书论述了如下问题：地区的市场环境如何影响民营企业政治关系的形成、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又如何影响企业的资源配置。本书借用制度经济学理论、产权理论以及信息不对称等理论，以中国民营上市公司2002～2005年的数据为样本，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合理的理论论证和实证检验。本书的结论有：①民营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市场环境越差，民营上市公司更有动机去与政府形成政治关系。具体说就是，当地方产权保护越差、政府干预越大、金融发展水平越落后，以及当地政府的GDP水平越低的时候，当地的民营上市公司会更多地与政府形成政治关系。这说明当企业面临的市场缺乏一个好的制度环境，政治关系这种非正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能作为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的替代。②民营企业的政治背景身份对其进入政府管制行业以及房地产行业有帮助，也对其获得政府补贴有帮助。具体而言就是，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在进入政府管制行业、房地产行业以及获得政府补贴等方面都要好于其他没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即使对企业按照不同发展阶段的市场环境进行分组检验，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对企业获得政府支持的影响还是很明显。③相对于没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来说，那些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其投资时受到的融资约束更少；同时，更容易取得银行的支持，获得银行贷款，而这种好处是不受金融发展水平高低的影响而有所改变的。④无论是采用Tobin Q还是BHAR来衡量企业价值，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对企业价值都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也就是说，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其企业价值更高，投资者长期持有该企业股票，得到的收益也更高；而且，政治关系越强的企业，其企业价值也更好。同时，在市场化发达的地区，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更大。

本书的政策意义。其一，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民营企业主这个曾经游离于传统阶层之外的群体，其利益诉求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支持。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主获得了更多和更高的政治参与渠道。我们的研究是从制度层面挖掘了这个群体政治参与的动机，即对市场不完善的一种对自我的替代保护机制，这对从更高层面理解这种社会现象有了更好的解释。其二，政府只有对私有财产给予切实有效的保护，创造和保护好投资环境，从而使民营企业家安下心来做大企业，民营经济才会持续不断地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但是，需要指出，民营企业与政府形成政治关系固然能对自身形成一种保护，然而如果过度使用这种关系，比如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腐败等却会对社会产生危害。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确实给企业带来了很多好处，不可否认政治关系也有其消极方面的。比如，在一个群体之中，为群体成员带来收益的强关系，通常也会阻碍该群体之外的其他人获得为该群体控制的特定社会资源。这意味着非群体成员在摄取这种资源时必须要付出更昂贵的代价。还有，个人所属的群体或社区的封闭性，将会阻止成员的创新能力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此外，整个群体从社会资本获益，是以牺牲和限制个人自由为代价的。社会联系的加强，必将导致个体服从群体甚至令个体消失于群体之中的局面。Portes（1998）认为，“社会联系能够极大地控制个人的任性行为并提供摄取资源的特许渠道；但是社会联系也限制了个人自由，并通过特殊的偏爱阻止局外人进入获取同一资源的渠道”。可见，政治关系可能只是对一个利益群体发挥了作用，却伤害了其他利益群体的利益，因此，是否能产生社会效用最大化，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受限制于笔者的研究能力与学识水平，本书不免存在着一些不同程度的局限，比如：①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刻画方面可能略显粗糙。尽管本书采用了通用文献的一些衡量方法，但是该方法本身也存在一些毛病，如单是看董事会成员的政治背景可能只是观察到了公司的政治关系的一个侧面，其他方面，比如，公司的管理层与政府特有的关系，如亲戚关系、朋友关系等我们是没法查到的，更谈不上要进行刻画。还有，对政治背景的强度刻画问题，只是简单地采用了人数或比例，没有深入到每个企业的相关人员与政府之间真实的联系程度。②市场环境刻画问题。尽管采用了樊纲、王小鲁（2007）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但该指数的不足是只有中国的各个省级的环境，而民营上市公司所在地往往是地区性，世界银行（2006）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但该指数只有2005年度的，而且其通用性还没有得到很好的验证。这样，可能会对本书的研究结论产生一定的影响。③有一个几乎所有研究都无法忽略的问题，那就是内生性问题。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是内生于市场环境的，而在本书中没有做出这方面的控制。同时，本书仅是收集了2002年后的民营上市公司政治关系，实际上，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形成可能要更早。

此外，本书不能排除一切实证研究的固有缺陷。尽管本书的实证检验是建立在理论分析基础之上的，但由于经验结论可能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本书又无法一一识别和分离出这些因素，因此，我们的研究结论是否真正反映了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民营企业政治关系的真相，我们并没有充分的把握。因此，我们的研究结论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危险，即马克·吐温的名言：“使我们陷入困境的不是无知，而是那些看似正确的谬误论断。”但是，尽管研究无法排除“盲人摸象”的陷阱，但基于实证研究是在于知识积累和知识整合的一个过程，以及抱有错误的研究并非完全是没有价值的研究这一信念，笔者将承认和正确看待这些研究局限，并在后续的研究中加以改进。(www.xing528.com)

在后续的研究中，笔者将关注如下问题：

（1）不同所有制下的企业的政治关系存在着怎样的不同，也就是说，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包括中央政府控股、地方政府控股以及国资委控股的上市公司，其政治关系跟民营上市公司会存在着哪些不同？这些不同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如何？

（2）上市公司形成的政治关系耗费的成本是如何的？也就是说，上市公司与政府之间围绕政治关系的形成，其租金是如何的？

（3）上市公司形成的政治关系对公司的会计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比如对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对公司的审计质量等有怎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