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题的动机及话题：市场环境、政治关系与企业资源配置

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经济是在各种制度不完善的条件下飞速发展起来的，其中，民营经济的发展尤其惊人。《2006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分析报告》显示：中国目前广义的民营经济产值比重占全国GDP的65%左右，占年度经济增量的70%～80%，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民营企业已成为吸纳中国社会就业人员的绝对主体。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7年1～11月，规模以上私营工业利润总额为4000亿元，同比增长50.9%。同时，个体私营经济税收也大幅度增加，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2007年私营企业税收总额4771.5亿元，同比增长36.5%；个体户税收总额为1484.2亿元，同比增长24.2%。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增长速度，主要源于民营经济迅速增长的强有力支撑。如表1-1所示。

表1-1　1994～2004年各类所有制企业户数发展情况

续表

注：百分比是按个位数计算出来的。另外，国有企业的统计没有把国有公司统计在内，也就是那些公有制企业投资占51%的公司。
资料来源：历年《工商行政管理统计年鉴》；1994～2004年的数据直接来源于兰士勇：《1994～2004年中国私营经济》；张厚义等：《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如表1-1所示，在这十多年间，国有企业从1994年的217万户下降到2004年的92万户，年平均下降8.2%；集体企业由546万户下降到139万户，年平均下降12.79%；外商投资企业由20.6万户增加到24.2万户，年平均增长1.34%；个体工商户由2187万户增加到2350万户，年平均增长0.72%；私营企业由43万户增加到365万户，年平均增长23.87%。可见，民营经济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据兰士勇（2005）的统计，私营企业从业人员由1994年底的648万人增加到2004年底的5017万人，增长了6.74倍，年平均增长22.71%，产值则由1994年的1154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23050亿元，增长了19倍，年平均增长34.91%。[1]“2007年度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分析会”中指出，截至2007年第三季度，登记注册的全国私营企业达到538.7万户，比2006年底增长8.2%；注册资金总额为8.8万亿元，增长16.5%；从业人员为7058.6万人，增长9.8%；投资者人数1362.1万人，增长7.1%。城镇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5.67万亿元，同比增长36.3%；规模以上私营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6.5%；私营企业进出口总额为3134亿美元，同比增长43.7%，其中出口总额为2236.3亿美元，同比增长46.5%，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

可见，民营企业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是起着巨大的作用的。实际上，中国政府为实现经济的发展与腾飞，不断利用市场手段来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采用的方法日益更新，其适用范围也不断扩大。田国强（1995）认为国有经济改革要平稳地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需要经过三个阶段：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私有）化。随后，田国强（1996，2001）从理论上证明了中国平稳转型三阶段方式的合理性。平稳转型的首要步骤是实施经济自由化与市场化改革来改善经济制度环境，而不应该是大规模地实施私有化。这是由于在经济自由化与市场化的转轨期间，不仅经济制度环境而且政府体制都是不完善的，非常规的集体所有权的安排从而成为相对有效或“次优”（second best），在转型与发展过程中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中间形式的所有权安排形式。如Weitzman and Xu（1994）、Li （1995）、Chang and Wang（1995）和Che and Qian（1998）论证了在转型过程中，非常规的乡镇企业、集体企业等模糊产权企业是相对最优（次优）的产权安排。因为不同经济制度环境将影响不同产权所有制安排的最优选择，所以国有、集体和民营产权所有制在不同经济制度环境下都可能具有相对优势。当经济自由和市场体系完善的程度非常低时，政府的指令性经济活动就很强，国有企业将比民营企业和集体企业更具有相对优越性；如果经济自由和市场体系完善的程度处于某种中间状态时，经济制度环境和政府制度环境都处于非规范状态，则集体企业将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具有相对优越性；如果具有高度的经济自由和完善的市场体系，则民营企业将是最优的产权安排形式。可见，私有产权最终是一个更为优越和恰当的所有权制度安排（田国强，2001）。

要使民营企业得到最好发展，必须将制度环境改善到更适于私有产权安排。但是，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是一个漫长的动态时间过程，经济和政府制度都处于不停的演变过程中，因此政府制度和市场制度都处于某种“失灵”的状态。

转型经济为企业经营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比如政治不确定性和行政管理的不确定性（Guthrie，1997）。目前在中国，政治不确定性主要是指政策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行政管理的不确定性是指政府和执法部门工作的不透明性和不规范性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目前影响企业最重要的非市场环境因素，它经常给企业经营带来不可预见的风险。Allen等（2005）曾提出“中国之谜”的命题，认为中国目前的法律制度和金融发展水平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既然现实确实与理论不相符，那么一种合理的解释就是，在中国，存在着一种合适的替代机制，这种机制能对民营经济在各种法律不完善、产权保护不周的环境下起到良好的替代作用。

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经济中，政府环境构成了民营企业外在环境的重要部分，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以及企业之间的竞争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应对政府环境、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也就构成了民营企业战略决策和经营行为的重要方面（张建君、张志学，2005）。

那么如何与政府打好交道？过去的经验表明最起码有以下几个办法（白重恩等，2005）：其一是“戴红帽子”，也就是说以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之名行私营企业之实，从而取得政府的保护。这在民营经济发展初期比较普遍。其二是直接收买保护，也就是用行贿手段拉拢政府官员，达到自我保护，当然还有比较妥善的方式就是与政府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其三是取得一定的政治定位，比如请退下的政府官员到企业任职，或者在企业成立党组织，更直接的方式是企业领导人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实际上，第三种方式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的认可和仿效。

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工商总局和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企业家中，将近1/3的人希望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胡润曾对2005年的中国100富豪作过所谓的“政治地位解析”，其结果是：其中有全国人大代表9位，全国政协委员16位，占总量的25%。而在2003年初，浙江省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以浙江省工商联会长的身份当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重庆市力帆实业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当选为市政协副主席。[3]这两个民营企业家相继当选为省部级高官，无疑标志着企业政治关系的一轮高峰。陶庆（2004）分析认为，现阶段的民营企业广泛的政治参与是一种互动政治格局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方面得益于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得益于国家政策对民营经济的不断放宽乃至支持。

公司总是处于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并且其行为倾向于趋利避害，适应所处环境，从而公司的很多行为应该是内生于其所在地制度环境的。在我国，由于政策、地理、交通、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区域的经济转型路径呈现出明显的不同，不同地区的资本积累方式、市场化进程也是互不相同（高鹤，2004）。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2007）通过一些综合的测量指标就很好地说明了各地区之间的市场化差异。

政治关系有助于弥补市场环境的不完善，有利于保护和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本书首先要探究这样的问题：地区之间的市场环境差异是怎样影响到上市民营企业政治关系的建立的？

Downs（1957）认为人们通过比较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来决定自己的参与范围和形式，政治参与在本质上是出于利益的考虑，而且首先是出于对物质利益的考虑，总是寻求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参与政治的企业总是要提取部分由于政治关联带来的租金，公司价值只有当这种联系的边际效益超过其边际成本才能得到增强（Shleifer和Vishny，1994）。政治关系在本书中被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因而能降低交易成本和减少经济中的不确定性。通过这种政治关系，企业往往可以规避相应的风险，同时还有可能获得有用的信息、摄取稀缺的资源、争取风险小获利大的生产项目，从而在愈来愈激烈的竞争中避短扬长，立于不败之地。因此，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政治关系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企业等组织而言都具有便利资源配置和获取资源的功能。于是，在本书中探究的第二个问题是：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对企业的资源配置能产生怎样的影响？

本书要研究的问题有：地区之间的市场环境差异是怎样影响到上市民营企业政治关系的建立的；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对企业的资源配置能产生怎样的影响。

首先要刻画地区之间的市场环境。在本书中，主要采用了樊纲、王小鲁（2007）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其中法律制度环境指数由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对生产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等部分构成，指数越大，说明当地的法律制度环境越好，也说明当地的产权保护水平越高。政府干预指数衡量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由市场分配资源的比重、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减少企业的税费负担以及缩小政府规模等部分构成，指数越大，说明政府干预越大，政府体制越官僚。金融市场发展指数由金融业的竞争程度、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等构成，指数越大，金融市场发展环境越好。[4]自从该指数出来后，已经有不少学者采用其进行相应的研究，如夏立军、方秩强（2005）研究了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市场价值之间的关系；孙铮等（2005）研究了市场环境、政府干预与企业债务期限的关系；方军雄（2006，2007）研究了市场化进程与配置效率的改善以及制度环境与信贷资金配置问题；郑国坚、魏明海（2007）研究了地区治理环境对大股东内部市场形成的影响。

其次是刻画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应该说，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比较复杂，可以是企业层面，比如企业之前是从国有企业改制或转换而来的。[5]也可以是企业的个人层面，如有些政府官员“下海”成为企业所有者，陈光金（2003）根据全国第五次私营企业问卷调查的数据，对中国私营企业主的阶层意识和政治—社会参与进行了实证分析。从问卷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样本中有3.3%私营企业主原来是机关、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可以认为他们拥有便于其开展业务的广泛的社会关系。从他们开办企业之前的职务来看，有21.3%的私营企业主担任了从村干部到厅局级干部等各级别的领导职务。边燕杰、丘海雄（2000）将企业的社会联系分为三类：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所谓纵向联系是指“企业与上级领导机关、当地政府部门以及下属企业部门的联系”。所谓横向联系指的是“企业与其他企业的联系”。所谓社会联系，尽管没有明说，实际上指的是企业除纵向、横向联系之外的其他社会联系。[6]还有Clawssens、Feijen and Laeven （2006）采用对政党的捐献来衡量企业跟政府的关系。陈冬华（2003）、Agrawal and Knoeber（2001）、Fan et al.（2007）对政府背景的刻画是看在董事会成员中有政府背景的董事所占比例。目前来说，本书采取的是刻画民营上市公司的控制人或董事会成员参与“人大”、“政协”或者具有政府官员背景。这与陈冬华（2003）、Agrawal and Knoeber（2001）、Fan et al.（2007）等的刻画方法是一致的。[7]

最后是对资源配置的刻画。资源是指社会经济活动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相对于人们的需求而言，资源总是表现出相对的稀缺性，从而要求人们对有限的、相对稀缺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便用最少的资源耗费生产出最适用的商品和劳务，获取最佳的效益。资源配置在经济学中就是对社会物质资源的安排和搭配。资源配置得合理，就能节约资源，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否则，就会造成社会性的资源浪费。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资源配置有两种方式：其一是计划配置方式，指计划部门根据社会需要和可能，以计划配额、行政命令来统管资源和分配资源。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方式有可能从整体利益上协调经济发展，集中力量完成重点工程项目。但是，配额排斥选择，统管取代竞争，市场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从而易出现资源闲置或浪费的现象。这是我们国家早期在计划体制下采用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二是市场配置方式，指的是依靠市场运行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使企业与市场发生直接的联系，企业根据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变化状况，根据市场上产品价格的信息，在竞争中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当然，这种方式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由于市场机制作用的盲目性和滞后性，有可能产生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市场秩序混乱等现象。王兵（2006）讨论的资源配置却是从资本成本和投资收益水平的角度来衡量。不过，他在文中讨论的资源配置所涉及的范围没有那么大，更多的是指企业对资源的获得，包括政策资源与金融资源。政策资源在文中定义为民营企业对政府管制行业、房地产行业的进入以及政府补贴的获得比例；金融资源是指民营企业获得银行的支持，在融资上给予的便利。[8]

综上所述，本书试图通过建立市场环境、政治关系与企业资源配置三者的关系，重点论述地区的市场环境如何影响民营企业政治关系的形成和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又如何影响企业的资源配置这两个问题。

本书共分为以下六章：

第一章为引言。主要论述本书研究的思路，提出研究的问题，并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思路分析，进而得出本书的结论及其创新或贡献。

第二章[9]为制度背景。主要是介绍本书研究的制度背景。首先论述了我国的转轨经济与新兴市场特征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其次对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历程进行了介绍，指出政府的分权改革使地方政府面临政府之间的竞争，对当地民营企业的发展要采取支持的态度。然后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进行介绍，指出民营企业的发展其实是与经济体制改革导向紧密关联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有政府的相关政策做出相应的保障，从而，民营企业要与政府形成良好的关系，也就成为一个理性的选择。比如在不同的时期，民营企业为了适应当时的制度背景，在组织结构上都采取了一些有政治特征的模式，如“戴红帽子”、建立党委会，以及进入“人大”或“政协”，或雇请那些退休的政府官员进入管理层等。最后论述民营上市公司与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关系。

第三章为理论分析及提出假设。本章分为三节，在第一节，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为后面的假设提供一个分析框架。这里假设：制度是相当有用的，而非正式制度，是在正式制度不完善或是执行正式制度交易成本太高的情况下，对正式制度的一个有益的辅助。第二节则对本书特指的非正式制度（政治关系）对正式制度（法律法规、政府干预、金融制度等）的辅助关系进行充分的论证。提出的假设是：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是跟外部市场环境不完善密切相关的。在第三节，深入论述了非正式制度（政治关系）形成后，对企业获得相关资源配置（政策资源、金融资源、企业价值）等造成的影响。(www.xing528.com)

第四章为研究方法设计。主要介绍用以检验第三章假设的研究方法，具体包括样本选择、数据来源、检验模型、变量设定以及变量描述性统计等内容。

第五章为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在第四章的研究方法设计基础上，对第三章的理论假设给出相应的实证检验结果，并对其进行分析和解释。具体包括市场环境与企业政治关系形成、企业政治关系与政府支持、企业政治关系与银行贷款帮助以及企业政治关系与企业价值。

第六章为结论与讨论。主要是对全书进行总结，强调本书研究的结论与研究意义，并指出本书研究的不足以及后续可能的改进方向。

本书的内容框架和结构安排见图1-1。

图1-1　研究框架图

其一，本书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都表明，在我国市场机制不完善的背景下，民营企业的成长受到许多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由政府推动和鼓励的民营化政策和民营企业出于成长要求应得到的权利之间，形成了一种政治关系。这种政治关系作为市场机制不完善下的一种补充替代机制，有利于民营企业获得在市场机制不完善下所丧失的权利和获得企业成长所需要的经济资源，因而这种机制不仅促成了民营企业获得发展的机会，也促进了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这个研究结果的创新意义在于：如果一个国家的市场机制不完善，那么非市场化的一些机制，比如，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可作为市场机制不完善下的一种替代机制，有助于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官与商：离不开，靠不住”，这是一个古今中外都无法回避的利益纠葛话题。由此也导致很多人认为企业与政府形成的关系经常是一种“非正常关系”。但本书认为，在中国的转轨经济与新兴市场下，我国的市场化发展程度，比如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的设立与执行不仅整体上还不是很完善，而且我国各地区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制度和市场制度对民营企业的权利保障会出现“失灵”现象，由此导致民营企业的许多权利在市场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得不到保证。而建立我国完善的市场体系是一个漫长的动态过程，经济和政府制度都需要时间进行不停的演变。于是，政治关系对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的作用就非常重要。这就从理论上阐述了政治关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能对不完善的正式制度产生一定的替代作用。

其二，我国学者之前在研究民营企业问题时，很多研究都讨论了正式制度的作用，本书研究不完善制度下的替代机制，这样把正式制度和替代机制两者结合起来，能从更广的视角来考察民营企业的发展与成长过程，对理论和实践都有一定的贡献。比如North（1990，1995）、青木昌彦（2000，2001，2003）等很多研究注意到非正式制度的作用。而诺斯（1981）、罗能生（2002）、张宇燕和高程（2004）他们讨论的更多是基于那些很难具体量化的非正式制度，如文化、意识形态等。而政治关系这种对企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非正式制度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Xin和Pearce（1996）的研究也发现，和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把关系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同时也在建立关系上投入更多的资源，以期得到从法律和正式制度中得不到的支持和保护。本书的研究表明，在市场化发展越不完善的地区，民营企业越容易跟政府形成政治关系。

其三，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企业成长所需要的资源，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在我国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许多民营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甚至是歧视，这无疑会阻碍民营企业的正常发展，最终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但我国的民营企业恰恰是在各种不利的条件下飞速发展起来的，那么其中民营企业的应对战略就很值得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本书的研究表明，民营企业与政府建立了政治关系会对民营企业的政策资源获得有显著的影响。比如，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无论在进入政府管制行业、房地产行业，还是获得政府补贴等方面都得到了更多的便利。

其四，融资难是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这种金融困境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信用困境（张杰，2000）。本书构建的理论模型论证了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对其融资的作用，并以中国民营上市公司2002～2005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对减轻融资约束的作用。研究发现，相对于没有参与政治的民营企业来说，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在进行外部融资时所受的融资约束更少；同时，在金融发展水平越低的地区，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对其融资的帮助越具有明显的作用。

其五，我国作为渐进式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其他国家，研究民营企业形成的政治关系不仅具有特色，而且也有助于从国际视角来解释民营企业在各种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仍能得到迅速发展的内在机理。企业的政治参与动机及后果方面的研究已经逐渐受到国外学者的注意，Faccio（2005）认为公司的政治参与在国际上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她对47个国家的20202个上市公司在国家层面上对政治参与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发现那些有政治参与的企业在腐败较严重、外资进入限制较大和制度更不透明的国度更普遍，而企业的政治参与在对政府官员行为有较多限制的国家较不普遍。

其六，本书通过对近年来民营上市公司政治参与的详细刻画，为将来研究民营企业政治关系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跟Faccio（2006）建立的多个国家的公司政治关系数据资料的意图相一致。之前对民营企业发展的研究大多是围绕民营企业的产权、公司治理及其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展开的。本书从民营企业跟政府的关系入手，研究其对民营企业的经济后果影响，拓展了民营企业的研究范围，比较好地从中国的实际制度背景来解释民营企业在各种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仍能得到迅速发展的内在原因。

[1]更详细的关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可以参考下一章的制度背景。

[2]资料来源：全国工商联关于2007年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分析报告。

[3]资料来源：《民营企业家从政盘点》，http://news.sina.com.cn/c/2007-05-10/092012954366.shtml。

[4]更详细的关于该指数的介绍可以参看本书的“研究方法设计”一章。

[5]对上市公司来说，更多是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由政府控制变为私人控制。

[6]文章用了三个指标对此进行了测量：第一个指标是企业法人代表是否在上级领导机关任过职；第二个指标是企业的法人代表是否在跨行业的其他任何企业工作过及出任过管理、经营等领导职务；第三个指标是企业法人代表的社会交往和联系是否广泛。

[7]更详细的描述刻画民营企业政治关系的方法参阅本书的“研究方法设计”一章。当然，由于只采取了这种方法，所以对企业政企关系的刻画可能会存在遗漏或不全面。比如，一些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可能不仅是在控制人及董事会成员的关系上，有可能是一些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实际上，这种关系形成的政治关系会更为普遍。但由于这样的关系很多是隐形的，从而没法很完整收集到。本书收集的民营企业政治关系是一种比较公开的政企关系。

[8]更详细的讨论请参看本书的“理论分析及提出假设”一章。

[9]本书并没有把文献回顾当做独立一章，其原因在于本书涉及的很多文献都在各个章节中已经有所反映，为了避免重复论述，故没有单独做文献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