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7月至1975年5月，我作为一名杂项机床工人在其中工作了10个月，并且构成了我的调查的经验主义语境的这个特别的工厂是一个跨国公司的引擎分部，在此我称其为联合公司。在1944年10月至1945年8月间，罗伊作为一名旋臂钻床操作工在同一个工厂工作了11个月。那时，它还是他称之为吉尔公司的一部分。以他的观察为基础，罗伊写了一系列关于产量限制的开创性的研究。1我会大量地提及他的大部头博士论文，其中生动地描绘了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车间生活。
罗伊的兴趣在于为何工人不更加卖力地工作，有一次他甚至去测量在车间中“被浪费”的时间。2然而，在记录他的观察时，他不断地提到他被安置到的这个独裁体系以及管理层是如何像对待“犯人”那样对待工人的。因而，他的论文的结尾段落写道：
这里的一个直觉是，在相互威胁的“老板”和“犯人”之间怀有敌意的交流互动以及他们各自集团规则的分歧中，存在着对限制的解释，它能够指向大幅度减产的程序。对计件激励奖金的管理性调整也许可以导致工人产量上的增加，但是在某种改变集团基本关系的重构之前，不能指望生产可以充分发挥潜力。囚犯似的工人在其中被当做头等公民的某种参与性社会结构的制度也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3
从罗伊结束的地方出发——即从“独裁体系”出发——合乎逻辑的问题变成：为什么工人会这么卖力地工作？(www.xing528.com)
在罗伊进行研究的时期，最自然和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回应罗特利斯伯格（Roethlisberger）和迪克森（Dickson）的《管理与工人》（Management and Worker）以及埃尔顿·梅奥的著述。罗伊的主要贡献是对从西部电气公司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的普遍有效性提出了怀疑。4不过，他的论文仍提供了许多关于合作和非合作的缘由的洞察。不幸的是，当时工业关系研究中（尤其是那些受芝加哥学院影响的）占统治地位的“封闭系统”分析限制了他所提问题的框架。5环境往往被忽略，研究仅止于工厂大门以内。另外，罗伊的观察完全限于在他第二班工作时他周围发生的事情。他不能在他的参与观察中收集到的在他的研究中就找不到。因而我们实际上认识不到任何关于吉尔公司、工会、其他部门、不同市场的本质等等的东西。他对于作为不公开的（隐秘的）参与观察者的坚持严重限制了他能收集到的材料。我自己的方法是相当不同的。管理层直接同意并知道我所为何来。他们同意为我提供管理记录和数据。在对从1945年以来的变化的评估中，我不得不从对管理人员（尤其是退休管理人员）和工人的采访中、从罗伊的论文的偶尔注释中以及从商业期刊里可以得到的信息中重建吉尔公司的社会和经济语境。
因此本章的任务将是把吉尔公司和联合公司置于其各自不同的社会和经济语境中。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把罗伊的观察，补充上我的重构，来和我在1974年至1975年间研究工作组织时所发现的做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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