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人管心：谋权之道-谋权之道

从固权的角度来看，固权的关键在管人，管人的关键是管心，一个国家的心就是知识分子阶层，管住了他们就等于管住了一个国家的心。

心乱则国乱，心定则国安。纵观历朝历代，最先谋反的就是知识分子，最想有所作为的也是知识分子。虽然最后改朝换代的人都是武将，但祸根一般是知识分子种下的。

明朝建立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逐渐显露，除了统治阶级内部淮西集团和非淮西集团的党争，文人与新朝的矛盾也是很突出的。朱元璋在多年的征战生涯中深知知识分子的厉害，他最怕文人搅乱社会，发表对新朝不利的言论。

朱元璋称帝之后，在地主阶级文人中，有少数文人儒士对由红巾军发迹的朱元璋抱有敌意，对这位“和尚天子”也看不起，他们拒绝与新王朝合作，于是谢绝新王朝的征召。朱元璋对这些不肯合作的封建文人毫不客气，需要时一个诏令就把他们叫过来，不干也不行，你不来，就是对圣朝抱有敌意。

例如，洪武初年，朱元璋召见元朝最后一位衍圣公，孔子第五十五代孙孔克坚入京朝见。孔克坚因为有病，没有立即赴京，而是派他的儿子孔希学代自己入京，先行朝见朱元璋。朱元璋马上想到孔克坚是瞧不起自己布衣出身，于是又派人送去一封亲笔谕旨，指出：我虽是庶民出身，但古人由布衣平民称帝的前有汉高祖，你凭什么看不起我。又指出，孔克坚无病装病，不入京朝见，是怠慢无礼。谕旨一到，孔克坚吓坏了，哪里还敢停留，立即动身进京朝见。

但是，朱元璋把文人儒士叫过来之后又不予重用。

危素曾做过元朝的参知政事、礼部尚书，主持过宋、辽、金史的编修。明朝攻占了元大都后，危素曾经跳井以殉元朝，被僧人救起没有死成。后来，明太祖朱元璋授予他翰林侍讲学士，弘文馆学士，曾经让危素为自己撰写《皇陵碑》，朱元璋看后不满意，弃而不用，自己亲自撰写。朱元璋对这位颇有才华的老儒始终不太信任，心里总不忘他是元朝旧臣，多次贬低甚至侮辱。有一次，朱元璋正在东阁，危素也来到东阁，朱元璋故意问：“来者何人？”

危素忙答：“老臣危素。”

朱元璋嫌他自称老臣，遂嘲笑他说：“我只道是文天祥来。”

危素听皇上这样说，知道是怪罪他不忠于故朝，赶忙跪在地上叩头不止。

还有一次在朝会上，朱元璋让人牵来一头据说是元顺帝时的会舞蹈的大象助兴，谁知大象却卧倒不起，实在是扫兴，朱元璋下令将此象杀了，接着他又让人制作了两块木牌，一块上写“危不如象”，另一块写上“素不如象”，挂在危素的两肩上，以此羞辱危素。后来，御史王著等人上奏攻击危素，说他是亡国之臣，不宜在皇上左右担任侍从之臣；朱元璋就把危素发放到和州为元朝忠臣余阙守庙。危素又愧又悔，不到一年就郁郁而死。

有的文人见朱元璋这样对待文人儒士，于是谢绝新朝的征召，坚决不为官。朱元璋可不管你那么多，召你来了，非做官不可！当时，这样的被迫为官的儒士大有人在，如当时的名士秦裕伯，他曾避战乱居于上海，两次征召，他都拒而不出。朱元璋生气地写信警告他说：“海滨的百姓好斗，你裕伯乃智谋之士，居此地而坚守不出，恐有后悔。”裕伯看信后，感到形势严重，不做官不行了，只好入朝为官。

朱元璋的这种做法意思是说，天下是他的，谁不肯合作谁就得死，谁有不忠于朝廷的想法也得死。朱元璋对儒士的态度非常明确，要充分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新王朝服务，但又决不能信任他们，一旦谁有不忠的态度，马上猜忌仇视，直至杀戮。基于上述心态，他一方面选拔、培养了一批人才，另一方面他又无情地摧残着人才。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打击江南文人儒士，控制文人的思想，于1397年制造了南北榜案。这一年，翰林学士、湖广茶陵人刘三吾和白信蹈担任会试的正副主考官，发榜后，江西泰和人宋琮考了第一，共录取五十一人，全都是南方人，无一名北方人考中。北方的举人们极为不满，联名上告，状告主考官刘三吾是南方人，因此偏袒南方人。朱元璋得知后非常恼火，命侍读张信等重新审阅落榜的试卷，其结果北方人仍无一及格者。北方的士人还是不服，又告发张信等人受了刘三吾的嘱托，故意拿不好的试卷审阅。朱元璋本来就不高兴，听后。怒不可遏，下令将白信蹈等考官处斩。但照顾年已八十五岁高龄的刘三吾，以他年老，免其死罪，充军边疆，并把宋琮也充军发配。随后，朱元璋亲自出题，重新考试，此次录取了六十一名，全都是北方人。世人称此事为“南北榜”，也称之为“春秋榜”。平心而论，北方由于长期战乱，其生产、文化水平确实不如南方，考卷密封，主考官并不知谁是南人、谁是北人，考试结果也纯属巧合，但由于北方学子的几次抗议告状，引起了朱元璋的极大重视，朱元璋为了显示国无遗贤的心态，大一统的地位，出于政治需要，他有意识地惩罚主考官。这样一来，朱元璋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打击削弱南方文人儒士的力量，二笼络了北方的文人儒士，取得了他们的信任。

可惜的是白信蹈等考官，成了一缕冤魂。

在朱元璋的淫威下，文人儒士们整日胆战心惊地在他身边侍候。朝廷之上，他喜怒无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臣僚们每天要揣测他的心思，看他的脸色行事。据说朱元璋临朝时，如果玉带高高贴在胸前，说明他今天心情不错，不会杀人；如果玉带放在肚子下面，大事不好，不知哪位文人儒士或大臣要大祸临头。弄得文武大臣们无所适从，走也走不得，干也干不好，有的文人士大夫走投无路，为了躲避朱元璋的制裁，只好装疯卖傻。如松江华亭人袁凯，就是用这个办法保住性命的。

史书记载。袁凯博学多才，1370年(洪武三年)被授予御史官，一次，朱元璋审理了一批罪犯，命袁凯交给皇太子复审。皇太子为其中不少人减了刑，之后，袁凯回报朱元璋。朱元璋问他：“朕与太子谁判的对?”

袁凯左右为难，只好说：“陛下执法严正，东宫心怀仁慈。”

朱元璋不高兴，认为他老奸巨猾，两边讨好。他眼看着皇上脸色要变，非常害怕，回到府中后假装疯癫，朱元璋不信，派人用木锥刺他，袁凯一边忍着痛一边放声大笑，朱元璋这才放他回老家。回到老家后他一点也不敢疏忽，他知道朱元璋还会派人来探视他，于是常常蓬头垢面，装疯卖傻，自己将自己捆起来，胡言乱语。朱元璋派人去看，他对着使者手舞足蹈，连喊带唱，还吃路边的鸡屎。

朱元璋听了使者的汇报，这才彻底放心，袁凯总算捡了一条命。(www.xing528.com)

洪武年间的文化专制的另一特点，是大兴文字狱，在文字上吹毛求疵，用以控制文人士大夫，剪除异己，诛杀文人儒士。所谓文字狱，就是朱元璋通过挑剔文字的过错而兴起的大狱。不管是上的表笺，还是平时写就的只言半语，也不管是自己写的.还是抄别人的，甚至是从古人那里抄来的，都可以作为文字狱的罪证。文字狱是专门对付文人士大夫的一种“特刑廷”，是洪武年间朱元璋实行思想钳制，巩固专制主义皇权统治的重要手段。

据说，朱元璋喜欢搞文字狱是有来由的，《闲中古今录》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当时有一个武将对朱元璋重用文人心里不平衡，说：

“文人喜欢挖苦人、诽谤人。比如张士诚，他一辈子宠待文人，俸禄高，待遇优厚，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将文人儒士捧上了天，称王之后，他要取一个官名，文人为他起名士诚。”

朱元璋说：“这名字起得不错，挺好。”

那人又说：“上了当了。孟子书上说：‘士，诚小人也。’这句话也可读成：‘士诚，小人也。’骂张士诚是小人，他哪里懂得。让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明白，真是可怜。”

朱元璋听了这番话，半信半疑，亲自查了《孟子》一书，果然有这句话。于是，他也开始注意臣僚，尤其是文人儒士们上的表笺了。

这个故事是士大夫的猜想，朱元璋杀戮文人士大夫绝不是为了这样的一件小事，他杀戮文人士大夫是维护统治的需要，是维护专制主义皇权的必然结果。

后来，还发生了一件朱元璋为一字斩知州的事，震惊了全国。

洪武年间，有个叫卢熊的读书人，人品文品都很好，被吏部推荐到朝廷做官。朱元璋就批准委任他到山东兖州当知州。

卢熊走马上任。过去说“私凭文书官凭印”，他到兖州后首先要启用官印，发布文告。当他把皇帝授给他的官印取出一看傻了眼，原来，朱元璋笔下的诏书是授卢熊为山东衮州知州，这官印是根据皇帝的诏书刻制的，这兖州自然变成衮州了。可是山东历来只有兖州而没有衮州。

卢熊当时要是将错就错，衮州就衮州，这是皇帝老子改的，谁还敢怎么的？也就没事了。可是卢熊是个搞学问的，办事就是认真，他认为兖州就是兖州，怎么能改成衮州呢？于是乎，他就向皇上写了一份奏章，要求皇上更正，把官印重新刻制过来。

朱元璋一见奏章，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他的确是写错了，他是亲自打天下的人，对全国地理州名县名还是比较熟悉的，他知道兖州不是衮州。但是，要皇帝认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朱元璋出身卑贱，自尊心特强，他的泼皮脾气上来了，大骂道：“卢熊这厮好大胆，竟然在朕头上咬文嚼字，朕还不知道山东有个兖州，朕授他衮州知州就是衮州知州，这兖和衮就是同一个字，文人事多心眼多，这卢熊竟敢将它念成‘滚’州，这不是要朕滚蛋吗？混账东西，刑部尚书听旨，即将卢熊斩首。”

可怜卢熊为了一个字竟然送了一条命。

根据记载，1370年(洪武三年)百姓取名禁用：天、国、君、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周、秦、汉、晋等字。后在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又令出榜文禁止民间百姓取名时用：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待诏、博士、太医、太监、大官、郎中字样。即使民间久已习惯的称呼也要改，如医生只许叫医士、医人或医者，不许叫太医、大夫、郎中，违者处以重刑。

朱元璋的做法把礼部官员们搞得战战兢兢，他们请求朱元璋降一道表式，使臣民们有所遵循。1396年(洪武二十九年)，朱元璋命翰林学士刘三吾、左春坊右赞善王俊华撰写贺谢表式，颁布天下各级官衙，今后凡遇庆贺谢恩，如式录进。此后，照规定的表式抄录，只填写官职姓名，其他的一概不用填写。洪武年间的文字狱才告一段落。不过，此时离朱元璋驾崩仅两年左右。

在管思想这个问题上，朱元璋甚至不惜做出一些荒唐的事情来，连死人都不放过。最典型的就体现在对待孟子的事件上。

朱元璋称帝后的第二年，新的孔庙在京师落成，因为孔子在中国被称为圣人，儒教在中国被尊为国教，所以孔庙落成是国家的一件大事，朱元璋一方面命礼部官员和儒士们制定祭祀孔子的礼仪。在祭祀孔庙的过程中，朱元璋翻看了儒家的著作，他看到了《孟子》七篇之中，竟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仁政”说。孟子还讲到，君主如把臣民视作草芥，那么臣民就把君主看做寇仇。朱元璋看到这儿，打心眼里不痛快，他认为这是对君主的不尊敬。为了显示其皇帝的尊严，朱元璋下令把国子学孔庙里配享的孟子牌位撤下去，还愤愤地说：

“要是此人活到今日，不能免罪。大臣如有敢谏此事的，就以大不敬罪处死。”

第二年，在大臣的劝说下，朱元璋恢复了孟子配享的地位，但他对《孟子》中关于制约君主的言论始终耿耿于怀。终于在1394年，他下令让翰林学士刘三吾按他的意愿删节《孟子》一书，凡是看着别扭的地方全删掉，全书删掉八十五条之多，只留下一百七十余条。最后编辑成《孟子节文》一书，随后下令颁发给全国各类学校，并诏令天下，凡删掉的部分不能再作为教科书用，更不能出现在科举考试的命题上。可见其权力欲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