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达到自己的目的，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对于竞争对手的旧属，宜宽大处理，赢得他们的支持。如果抱着赶尽杀绝的态度，那么，新的斗争又会烽烟再起，而这是无谓的斗争，没有任何意义。
李世民登大位之后，形势十分复杂，问题堆积如山，他采取了正确的固权策略，稳定了政局。
首先，妥善处理了政变后的遗留问题。玄武门之变以后，东宫、齐府余党纷纷逃亡。对于东宫和齐府的敌对势力，李世民开始是实行高压政策的。建成的五个儿子和元吉的五个儿子，株连被杀，绝其属籍，似亦太过分了。当时，诸将欲尽诛建成、元吉左右百余人，籍没其家。唯独尉迟敬德坚决不赞成，争辩说：“罪在二凶，既伏其诛；若及支党，非所以求安也！”不扩大打击面，确实是安定政局的重要策略。
李世民同意了，于是下诏赦免天下。称：“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与，一无所问。”但是，一些地方并没有认真执行上述规定，他们追捕太子建成、元吉的余党，把他们抓来邀功请赏。针对这种情况，李世民根据谏议大夫王珪的建议，于七月下令重申：“六月四日以前，事连东宫及齐王，十七日前连李瑗者，并不得相告言，违者反坐。”由于采取这些宽大的政策，消除了敌对情绪，争取了多数，稳定了人心。
除了对太子的余党不追究之外，唐太宗还对东宫府属中杰出人才大胆地加以信任与拨用。建成曾收罗了一批骁勇的武将，这些人出身事主，往往很讲义气。如东宫翊卫车骑将军冯立，玄武门之变的当天，消息传到东宫，东宫的人一听主子已死，一哄而散，李建成的心腹大将、翊卫车骑将军冯立感叹说：“哪有主公活着时受到他的恩德，主公遇难后只顾逃命而不为他报仇的道理？”说完，便与李建成另一员心腹大将、副护军薛万彻，召集东宫将士，与李元吉心腹大将谢叔方会合，率领东宫、齐府精兵两千余人，前来玄武门，与玄武门守军、秦王府兵卒展开激战，双方久战不已，粗中有细的尉迟敬德手起刀落，马上提着李建成、李元吉的首级，杀出玄武门，向东宫、齐府的将士大声呵斥道：“乱贼李建成、李元吉已经被奉命枭首！圣上有旨，让你等回府，听候发落。难道你们还敢违背圣旨，继续作乱，徒然送死吗？”
尉迟敬德的这一个狠招，使得冯立部下士气大减，冯立见大势已去，对着李建成与李元吉的头颅，拜了几拜，一边哭一边逃往他处藏匿。
李世民的宽大政策出台之后，冯立前来请罪，李世民见冯立表示悔改，就安慰他说，你也是一个忠于主人的将领，这是值得嘉奖的，于是授他为左屯卫中郎将。冯立激动地说：“逢莫大之恩，幸而获济，终当以死奉答。”
李世民的政策有效地促进了东宫党羽的转化。
对于东宫府属中的能臣，李世民同样加以重用，甚至引为知己。例如，原太子洗马魏征的例子就是一个典型。玄武门之变不久，太子党人士纷纷逃亡，魏征却依然故我。有一天，李世民严厉责问：“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关系呢？”(www.xing528.com)
在场官员个个危惧不已。魏征慷慨自若，从容对答：“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
李世民一听，转怒为喜，倍加器重，封他为詹事主簿，后改任谏议大夫。由于魏征是一个能臣，越来越受到李世民的喜爱，步步高升。贞观六年，在九成宫丹霄楼的赏月夜宴上，唐太宗满怀喜悦的心情说：“魏征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抉而用之，何惭古烈？”从“弃怨用才”来看，可见李世民的雄豪气度。
十月，为消除玄武门政变中兄弟相残对封建伦理的负面影响，李世民下诏追封已故太子李建成为息王，谥曰“隐”；齐王李元吉为刺王，以礼改葬。为此，李世民为他们两兄弟举办了一个隆重的葬礼。这时，原李建成的心腹魏征也从山东返回，他与原来的东宫旧属联名“上表”，陈述了礼葬的意义：
“臣等昔受命太上，委质东宫，出入龙楼，垂将一纪。前宫结衅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从夷戮，负其罪戾，刊录周行，徒竭生涯，将何上报？陛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陟冈有感，追怀棠棣，明社稷之大义，申骨肉之深恩，卜葬二王，远期有日。臣等永惟畴昔，忝曰旧臣，丧君有君，虽展事君之礼；宿草将列，未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义深凡百，望于葬日，送至墓所。”
这是一篇感情真切而富于策略的奏章。首先肯定建成“结衅宗社，得罪人神”，他的被杀是理所当然的。同时颂扬唐太宗“明社稷之大义，申骨肉之深恩”，以礼改葬二王。接着，从封建礼仪上陈述了送葬的道理。很清楚，这里丝毫没有煽动东宫旧属的怨恨情绪，反而从道义上弥补了骨肉相残所留下的伤痕。
下葬之日，李世民在太极宫痛哭祭拜，其悲切状令大臣也不忍目睹。之后，李世民又让自己的儿子赵王李福为李建成的后嗣。
礼葬太子的举动，大大地弥合了李世民与原东宫、齐府与秦府之间的嫌隙，也赢得了世人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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