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我国现代公共管理发展的实践环境
公共管理的发展既是一种国际潮流,也是与我国的社会环境的变化和需求紧密相关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也开始了行政管理改革和公共管理发展的进程。主要动因来自于市场趋向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公民社会的发育、发展。我国的宏观社会环境发生的相关的重要变化应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经济活动的市场倾向
我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陷于困境的背景下开始着手经济体制改革的。当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但改革的市场取向十分明显,希望通过体制改革,收缩计划体制的覆盖范围,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
伴随着经济生活市场化进程,社会内部也出现了一些非理性、不道德的无序现象,致使许多人对市场机制的合理性、必要性产生疑虑。另外,长期以来不少人习惯于把计划、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画等号,把市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画等号。对此,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的精辟论述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了市场化的价值取向。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为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最充分的合法化资源,从此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时至今日,中国经济生活的市场程度已达到非常可观的程度。其一,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它们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大幅提高。其二,各类商品价格自由程度大大提高,各类专业生产要素市场和消费品市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三,经济关系契约化程度大大提高,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交易行为及各自的权利义务由契约规定,受法律保护,从而比较有效地防范和化解了各种经济纠纷,使经济生活处于充满活力的良性状态。
二、社会群体利益分层与多元化
从改革开放之前的状况看,由于采行计划经济的体制,我国社会利益结构具有高度整体性特征。公有制作为社会唯一的利益源泉,各类集体性单位是社会的基本利益单元,且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当时的各种利益分配趋于平均化。这种过度整体划一、平均主义的利益结构,也导致了社会经济活力和效率的不足。
自采取改革开放政策,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以后,社会的整体性利益结构开始崩解。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和体制的逐步完善,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分化日益凸显。
首先是利益源泉多元化。在突破单一公有制大一统的局面以后,社会各种利益源泉迅速涌现出来,利益意识觉醒较早的人们开始告别单位所有制的铁饭碗,到机遇和风险并存的广阔市场中谋求个人发展。不少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其次,利益单元分层化。改革开放使社会的利益单元迅速从集体性的组织缩小到能切实感受利益得失的家庭和个人,尤其是个人利益主体地位的确认,使社会利益单元因获得个人逐利本性支持而充满活力,这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最强大、最根本的内源动力。
再次,利益行为公开化。伴随着利益意识的觉醒,人们的逐利行为日趋公开化,人们开始勇敢地、正当地追求利益,即使最正统的人,也开始承认君子爱财,只不过要取之有道。
最后,利益关系冲突化。由于利益单元在利益确认和追求上的差异性,利益单元之间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具体利益矛盾渐趋活跃,激励着利益单元作出持续不断的努力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由利益矛盾引发的利益竞争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现象,它使我国社会摆脱了动力缺乏状态,进入欣欣向荣的良性发展轨道。(www.xing528.com)
三、社会管理的民主化与法制化
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随着高度整体性利益结构的松懈和利益结构多元化的进展,我国有领导有组织地启动了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进程。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敏锐地感觉到,“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改革的方向,一是民主化,二是法制化。此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完全是朝邓小平确定的两大方向运行。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公民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并日趋成熟。
首先,在集体和个体关系上,那种绝对集体主义取向的观点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社会开始承认并尊重个体独立的价值,社会中个体的地位日益凸显,公民的自主意识和责任感明显增强。
其次,利益源泉的多元化及政府行政控制的弱化,使公民个体的行为自由度大大增加。人们根据市场和社会需要进行自我设计、自我选择,以谋求自我生存和发展。长期的自主性实践锻炼了个体的自主能力,增强了人们的自主意识、独立意识以及个体对自主行为负责的责任感。这种增强反过来又促使人们更进一步要求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中有更多更大的选择自由。
第三,权利观念逐渐普及。市场经济体制明确肯定个人利益的价值,承认逐利行为的正当性和道德性。在人们对个人利益的不懈追求中,逐渐产生了作为民主政治内在精神底蕴的公民权利观念。人们逐渐了解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诸多权利,认识到了个人利益的价值并悉心珍视之,进而要求他人、社会和政府予以尊重,一旦发现其权利受到异己力量的非法侵害,就会诉诸各种手段加以维护。
在以上背景之下,新兴的公共事务以及公共管理领域,正在雨后春笋般不断萌生。这些领域包括:市场化、社会化的就业管理,社会化的养老保障管理,社会化的医疗卫生服务与管理,社会化的非学历培训与教育,自然环境保护,良好社会生活环境的创建,等等。
在社会生活的综合、剧烈变迁过程中,传统的政府行政管理模式不再能够适应形势。政府的管理能力受到了怀疑,这就必然要求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从理论、体制、方法等各个方面进行彻底的变革。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先后进行了几次大的政府机构改革。这些改革从最初的精简机构转向政府职能转变。针对长期以来存在的对公共事务管理负担多、投入多、效率低、产出低的状况,还尝试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推行一些公共管理项目市场化经营方式。在很多方面,实践远远走在了理论的前面。
社区成为承接各项公共服务责任的重要载体。尤其是城市社区在公共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日益显露、突出。在政府的引导下,以自治与自愿组织为主体、群众广泛参与的社区管理模式逐渐形成。
过去“万能政府”所包揽的各类行政管理职能,正在转变成为由以政府为主导,以志愿者团体、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等各类社会组织共同承担的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
正如胡锦涛主席所指明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持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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