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书纪》等资料记载，对于百济传来的佛教，大和国内部出现了以苏我稻目为首的主张接受佛教的崇佛派和以物部尾舆、中臣镰子为首的反对佛教的排佛派。我们将于本章第二节对相关史实进行考证分析，在此，先依据《日本书纪》的有关记载概述两派相争的大致经过。
《日本书纪》“钦明十三年十月条”载：钦明天皇（531—571年在位）十三年壬申年（552）冬十月，百济国圣明王（523—554年在位）派遣使者向钦明天皇进献了释迦佛金铜像一尊、幡盖若干、经论若干。对此，钦明天皇“欢喜踊跃”，但对于是否接受佛教不能决断，问计于群臣：“西蕃献佛，相貌端严，全未曾看，可礼以不？”苏我稻目对曰：“西藩诸国，一皆礼之，丰秋日本，岂独背也。”表示大和国应遵守国际规则，引进佛教。而物部尾舆则认为，“我国家之王天下者，恒以天地社稷百八十神，春夏秋冬祭拜为事，方今改拜藩神，恐致国神之怒”，应予以反对。这段对话模仿了《高僧传·佛图澄传》的写法[1]，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物部氏反对佛教的主要理由是：佛教是外来宗教，佛是外来神；如果信奉佛教，必然引起本地神即“国神”的愤怒。而苏我氏支持佛教的理由则是：佛教是普世性宗教，远自印度、中国，近到三韩都信奉佛教，说明佛教宣扬的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自然也适用于日本。文中使用“西藩”一词，是《日本书纪》撰者的用词。实际情况是，在苏我氏看来，当时的先进国家都信奉佛教，因此大和国也应该引进佛教。
对此，钦明天皇未敢轻率决断。他原本表示，佛“相貌端严，全未曾有”，对这个外来神表现出了一定的好感，但听到稻目和尾舆针锋相对的意见之后，他感到较为棘手，因而习惯性地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办法。天皇曰：“宜付情愿人稻目宿祢，试令礼拜。”既然稻目愿意奉佛，那就不妨让他试一下。他降旨将百济使者进献的佛像、佛经赐予苏我稻目，让其自行礼拜，以此暂时搁置了争议。
《日本书纪》同条接着说：“大臣跪受而忻悦安置小垦田家，勤修出世业为因，净舍向原家为寺。”苏我稻目欣然接受了佛像，起初将之安置在自己位于小垦田的家里，后来又把佛像搬到了自己的外孙女，钦明天皇的女儿丰御食炊屋姬命（后来成为推古天皇）的向原宫。此后即以向原宫为寺，称为向原寺。这也是史籍所载的日本最古老的寺院。
《日本书纪》同条接着说：“于后国行疫气，民致夭残，久而愈多，不能治疗。物部大连臣尾舆、中臣连镰子同奏曰：‘昔日不须臣计，致斯病死。今不远而复，必当有庆。宜早投弃，勤求后福。’上皇曰：‘依奏。’有司乃以佛像流弃难波堀江，复纵火于伽蓝，烧尽更无余。于是天无风云，忽灾大殿。”日本国内发生大瘟疫，反对派物部尾舆和中臣镰子趁机进言，称这是由于稻目礼佛激怒国神所致，奏请天皇废佛。天皇准奏，于是朝廷下令将百济进献的佛像投入难波的堀江，还放火烧毁了佛舍（此时并无正规佛寺）。向原寺由于曾是丰御食炊屋姬命皇女的宫殿而幸免于难。
此次废佛的时间不明，有钦明天皇三十一年（570）说和十三年（552）说，一般采用前者，即苏我稻目去世后不久。据说，稻目患病后知道自己来日无多，特意将外孙池边皇子（后来的用明天皇）、外孙女丰御食炊屋姬命皇女（后来的推古天皇）叫到床前，诉说了自己想要弘扬佛法但因重重阻力而未能遂愿的遗憾。他预计排佛派在自己死后定会发难，因而叮嘱外孙们即使向原寺被破坏，也不要放弃弘扬佛法的信念。
敏达天皇即位后，形势有所缓和。敏达天皇六年（577），百济威德王向大和朝廷赠送了经论、律师、禅师、比丘尼、咒禁师、造佛工、造寺工。同八年（579），新罗也向日本赠送了佛像。这说明风波过后，朝廷并未采取进一步的排佛政策。同十三年（584），《日本书纪》说：“是岁，苏我马子宿祢请其佛像二躯，乃遣鞍部村主司马达等、池边直水田，使于四方访觅修行者。于是唯于播磨国得僧还俗者，名高丽惠便。大臣乃以为师，令度司马达等女岛，曰善信尼，年十一岁。又度善信尼弟子二人。其一汉人夜菩之女丰女，名曰禅藏尼。其二锦织壶之女石女，名曰惠信尼。马子独依佛法，崇敬三尼。乃以三尼付水田直与达等，令供衣食，经营佛殿于住宅东方，安置弥勒石像。”也就是说，稻目之子、继任大臣的苏我马子同年获得了自百济进献的佛像，他立刻派遣司马达等和池边水田去寻访僧人，结果在播磨国（兵库县）找到了一位已经还俗的高句丽僧惠便。惠便为何还俗不明，从马子让他度善信等人为尼来看，大概年事已高，总之已经不愿再出家。于是司马达等之女岛出家成为善信尼，还有另外两个女子也出家为尼，做善信尼的弟子。马子在自家住宅内营建佛殿，供养三尼并供奉弥勒佛石像。这一事件非常重要，是日本人出家之始。另有两点值得关注：岛即善信尼是渡来人系统，另一位禅藏尼则明确是汉人，这说明早期的佛教徒还是以渡来人为主；此外，首先出家的三位都是女子，这与大和国原本具有的女巫文化不无干系，这一点将在下一节再加以分析。
《日本书纪》该条还记录了著名的舍利供养事。马子于佛殿落成后，“屈请三尼大会设斋，此时达等得佛舍利于斋食上，即以舍利献于马子宿祢。马子宿祢试以舍利置铁质中，振铁锤打，其质与锤悉被摧毁，而舍利不可摧毁。又投舍利于水，舍利随心所愿，浮沉于水。由是马子宿祢、池边水田、司马达等，深信佛法，修行不懈”。这段文字中马子以铁锤击打舍利而舍利不坏的描写，模仿自《高僧传·康僧会传》[2]。《日本书纪》第二年的记载又提及此事。敏达天皇十四年（585）“春二月戊子朔壬寅，苏我大臣马子宿祢起塔于大野丘北，大会设斋，即以达等前所获舍利藏塔柱头”。以上是日本佛教史上供养舍利的最早记载。舍利事件看起来对马子“深信佛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www.xing528.com)
其后不久，“辛亥，苏我大臣患疾，问于卜者。卜者对言：‘祟于父时所祭佛神之心也。’大臣即遣子弟奏其占状。诏曰：‘宜依卜者之言，祭祀父神。’大臣奉诏，礼拜石像，乞延寿命”。马子借生病之机（或许就是佯称有病）奏请天皇允许他礼拜佛像，天皇恩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卜者表示，由于马子之父稻目信奉的“佛神”长期得不到祭祀，从而作祟导致马子生病；天皇诏书中也将佛称为马子的“父神”。佛在此完全被看作了神，且是一位斤斤计较的神。这一点非常有趣，我们将在下一节予以讨论。
马子礼佛后，又生变故。《日本书纪》说：“是时国行疫疾，民死者众。三月丁巳朔，物部弓削守屋大连与中臣胜海大夫奏曰：‘何故不肯用臣言，自考天皇及于陛下，疫疾流行，国民可绝，岂非专由苏我臣之兴行佛法与？’诏曰：‘灼然，宜断佛法。’丙戌，物部弓削守屋大连自诣于寺，踞坐胡床，斫倒其塔，纵火燔之，并烧佛像与佛殿。既而取所烧余佛像，令弃难波堀江。是日无云风雨，大连被雨衣，呵责马子宿祢与从行法侣，令生毁辱之心。乃遣佐伯造御室，唤马子宿祢所供善信等尼。由是，马子宿祢不敢违命，侧怆啼泣，唤出尼等付于御室。有司便夺尼等三衣，禁锢楚挞海石榴市亭。”大和国内又发生瘟疫，尾舆之子物部守屋和镰子后人中臣胜海借机打击政敌，将瘟疫归咎于马子奉佛。敏达天皇听从了守屋等人的建议，决定废佛。守屋亲自坐镇指挥，破坏了舍利塔、佛殿和佛像，将烧不掉的佛像投入难波的堀江中。为了羞辱马子，守屋还命令他交出善信等三尼，付诸有司，剥夺了她们的法衣后，把她们扣押起来。崇佛派受到沉重打击。
此后不久，天皇与守屋皆患恶疮，其后国人也患疮，众人皆传言是废佛所致。夏六月，马子趁机奏请借三宝之力治病，天皇不得已同意，但只允许马子本人奉佛，不许其他人追随，并将善信等三尼归还马子。马子重建精舍供养。
敏达天皇去世后，稻目的外孙，据说曾经接受稻目临终嘱托的池边皇子即位，成为用明天皇（586—587年在位），形势逆转。《日本书纪》说：“天皇信佛法，尊神道。”用明天皇是日本历史上首位信仰佛教的天皇。用明天皇二年（587）四月，天皇生病，群臣侍奉。天皇诏群臣曰：“朕思欲归三宝，卿等议之。”于是，群臣入朝而议，“物部守屋大连与中臣胜海连，违诏议曰：‘何背国神，敬他神也？由来不识，若斯事矣。’”守屋和胜海不顾用明天皇的意愿，还是予以反对。而“苏我马子宿祢大臣曰：‘可随诏而奉助’”。“于是皇弟、皇子引丰国法师入于内里”，“物部守屋大连耶睨大怒”。这时有人密告守屋，“今群臣图卿，复将断路”。守屋闻报慌忙自朝中逃出，聚集兵马以防变故。胜海也逃回自家，聚众准备协助守屋一战。结果，胜海被马子一派伺机杀死。物部闻讯，遣使报知马子，暗示自己已经做好准备，规劝对方不要轻举妄动，双方陷于对峙状态。
用明天皇“将欲终时，鞍部多须奈进而奏曰：‘臣奉为天皇出家修道，又奉造丈六佛像及寺。’天皇为之悲恸”。马子等人为祈愿天皇康复而筹建寺院，司马达等之子鞍部多须奈也为此出家，成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僧人。此后不久，用明天皇去世。围绕着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苏我与物部两大阵营最终爆发了武装冲突。苏我马子与泊濑部皇子、竹田皇子、厩户皇子（后来的圣德太子）、难波皇子等人组成联军，诛杀了物部守屋，拥立泊濑部皇子即位，是为崇峻天皇（587—592年在位）。崇佛派取得了彻底胜利。
在战争期间，马子等人为了祈祷胜利、振奋士气，发愿胜利后大兴佛法。战后他们兑现诺言，兴建了法兴寺、四天王寺等一批著名寺院。崇峻天皇元年（588），恰值百济圣明王使者传法半世纪之际，百济国应此前马子之邀，派遣使臣进献佛舍利、僧人和工匠。马子则派遣善信尼赴百济学习授戒之法。大和国与百济的佛教交流更加密切，佛教在日本逐步兴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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