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上古时代国家的形成

日本官方史书《古事记》（712）、《日本书纪》（720）成书甚晚，且有关上古的记述充满神话色彩和政治粉饰，不尽可靠，学界一般借助中国史籍和考古资料来认识早期的日本国家。在佛教传入之前，日本历史上先后形成了两个较大的国家，即邪马台国和大和国。邪马台国和大和国相继统一了现今九州、近畿（大阪、奈良、京都等地）等地区，奠定了日本国的雏形。这两个国家建立的一系列制度既有大陆文明的基因，又独具自己的特点，它们都对此后的日本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内在影响。大和国为解决国内矛盾，树立国际地位，掀起了一场效仿、吸收大陆先进制度文化的改革，这为佛教传入日本制造了历史契机。

日本列岛地形狭长、山地众多，且中部有山脉纵贯，将列岛分成日本海沿岸和太平洋沿岸两大区域。这样的地形不利于陆地交通，易造成人员和文化的阻隔。因此，日本尽管领土狭小，但在早期却形成了诸多小国，而物质生产极其原始、封闭，处于落后状态。不过，日本绵长的海岸线与濑户内海等内部水系为水路交通提供了方便，临近海港的地区具有先天的发展优势。因此，尽管在日本各地都相继发现了早期人类活动的遗迹，但真正有规模的文明社会乃至氏族国家的出现都集中在环濑户内海的九州、近畿地区。这些地区在与大陆国家的交往中占有地理之便，且相互之间也易于交流，因此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较高。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代，九州、近畿地区已经出现了100多个小国，汉朝统称为倭国。这些小国中的一些国家通过乐浪四郡与汉帝国建立了往来，逐年向汉朝朝贡。又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东汉光武帝末年（57），倭国之中的一个小国，位于北九州的奴国前来洛阳朝贡。光武帝大悦，赐使者印绶。1784年，人们在日本北九州的志贺岛偶然发现了一方汉印，其上镌有“汉委奴国王”字样。学者普遍认为，此方汉印的出土证明了《后汉书》的相关记载属实。此外，东汉安帝时（107），倭国王帅升献生口（奴隶）160人。后汉桓帝、灵帝年间（147—189），倭国大乱，大概是发生了激烈的兼并战争。经过这场战争，最终在东汉末年，于当今的九州地区出现了一个统一了三十多个小国的邪马台国。《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录了一些有关邪马台国国情以及它与曹魏交往历史的宝贵资料。

邪马台国严格而言还只是一个部落联盟。它们的女王卑弥呼能行鬼道，扮演着祭司或女巫的角色。卑弥呼本人独身，行事神秘，深居简出，基本上不参与政治，行政管理主要交由她的弟弟以及联盟之内的各个小国自行处置。但卑弥呼拥有邪马台国政教合一的君主地位，对魏外交也都是以她的名义进行的。这样的统治模式似乎为大和国所继承，大王具有君主和最高祭司的地位，但往往不直接干预政事。自魏景初三年（239）起，邪马台国不断遣使赴魏，魏主赐卑弥呼“亲魏倭王”的称号，并赐给她金印紫绶和宝镜。

根据考古发掘的殉葬品等资料，倭国的君主普遍以来自大陆的铜镜为神器，卑弥呼也精于此道。这大概与倭人的太阳神崇拜有关，卑弥呼也被崇拜为太阳女神。她依靠神性来对邪马台国联盟之内的各个小国进行控制。因此，在她死后（大约为240年到248年间），其国另立一男主，但旋即陷入内乱，直到改立卑弥呼的宗女壹与为王，内乱始得平复。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女王兼具宗教祭司的地位，她在国民中发挥着独特的精神领袖作用。这种王权以神权为基础、君主与祭司合一的传统也为后来的天皇家族所继承，成为贯穿日本历史文化的一条重要线索。

约在3—4世纪，日本畿内地区形成了另一个氏族联盟国家大和国。它与邪马台国的关系至今仍是未解之谜，有的学者认为它与邪马台国一脉相承，也有人认为它消灭了邪马台国从而初步统一了日本；但也有人认为二者并没有联系，邪马台国在自行衰落消亡后，恰逢大和国的崛起，后者在扩张中逐步兼并了前者的旧地，成为列岛上最强大的国家。无论如何，到4世纪中叶，大和国已经占据了九州的北部和中部，以及以近畿为中心的大部分关西地区，此后又占领了关东的群马、神奈川等地区，在东北方向的势力一度拓展到了本州岛的最北端，建立了一个远比邪马台国更加强大的统一国家。

大和国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全境范围的统一国家，它的首领大王在7世纪末被尊称为天皇，它的国号在8世纪前后也正式改称为日本，因此，它就是日本国的前身。但在大和国前期，包括佛教传入前后的6世纪，大和国还只不过是一个以大王家族为核心，由有势力的氏族共同治理的军事化氏族联盟国家。

在大和国的崛起过程中，大王家不得不与其他强有力的氏族首领结成同盟，以赢得统一兼并战争的胜利。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与大王家拥有复杂的姻亲关系，成长为豪族。在大和国政权巩固以后，这些豪族被授予各种特权，并且垄断了国家的各个命脉机构。大和国中央设有朝廷，地方上设有直接隶属于中央的县以及较为独立的国（藩国）。大王家与豪族共同组成中央统治阶层，他们还分别拥有作为自己附庸的属民和田地。地方政治则委派给由大王任命的国造、县主等管理，他们也都是与大王家或豪族有姻亲关系的贵族。这样的统治结构由氏姓制度来加以规范。氏姓制度是日本古代一种非常特殊的制度，因相关资料匮乏，很多情况还不是太清楚。(www.xing528.com)

氏姓制度的基础是血缘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带有巫术、宗教色彩。氏是血缘关系，“姓”表政治地位。氏姓制度中的“姓”（Kabane）与现代人姓名的“姓”在日语中虽然都用汉字“姓”书写，但日语训读并不同，含义也完全不一样。氏姓制度的“姓”是由大王（天皇）赐予的荣誉性称谓，赐予或剥夺“姓”是王权的重要象征。因此，庶民只有氏和名，没有“姓”。

起初的“姓”很少，只赐予与大王有血缘关系或位高权重的重臣，代表性的有“臣、连、君、公”。据认为^[22]，臣（Omi）系列的豪族都以地名为氏姓，他们在中央和地方拥有强大势力，原本可能独立于大王一族，但后来与大王家达成政治妥协并建立了姻亲关系，因而属于与大王家有血缘关系的集团。不过大概出于历史原因，这一集团始终具有叛逆的性格。而连（Muraji）系列的豪族很可能起源于大王的臣下，他们长期唯大王家马首是瞻，为大和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他们的氏姓都以职务命名，其代表在大和国朝廷中的职务往往带有世袭性质。这两大集团，前者的代表是葛城氏、平群氏、苏我氏，他们的氏姓中都有“臣”字；后者的代表是大伴氏、物部氏，他们的氏姓中都有“连”字。

此后，氏姓的赐予范围扩大，又派生出人（Hito）、族（Yakara）、部（Be）等三十余种姓，这些氏族的身份地位并不十分尊贵，所以氏姓既表示政治地位，又表示出身和职业。大化改新之前，比较常见的“姓”有“臣、连、造、君、直、史、药师、县主、村主”等。这些“姓”中如“史”“药师”“村主”分别源自相应的职业，而且一般只赐予渡来人种族，所以通过“姓”又可以看出他们的出身。再如“臣”与“连”同属最高政治级别，但如上所述，“臣”表明与天皇家族有血缘关系，而“连”则是与天皇家族最早建立政治联盟的氏族。一般只有“臣”与“连”才可能担任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大臣”（Ōomi）与“大连”（Ōmuraji）原本指“臣”和“连”姓中的长者，后来就成了宰辅的代称。由此，有的学者推断^[23]，“大王”（Ōkimi）的称谓可能来自“君”“公”^[24]等“姓”，大王也是氏姓制度中的一员。这既说明氏姓制度产生的时代很古老，也说明大王家与豪族确属同盟关系。

自“臣”“连”“君”（公）以下，按照级别分为直、造、首、村主、史、忌寸等。其中“直”和“造”赐予统领部民的次一级官员，“县主”和“村主”等赐予地方官。由此，同一氏族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姓”，同一种“姓”也可能包含不同的氏族。例如同为渡来人种族的东汉氏和西文氏中都有被赐姓为“直”的；而苏我氏的本宗为“臣”，其旁支就不一定有“臣”姓。

大化改新后，天武天皇时代（684）颁布了新“姓”，依据与天皇在血缘上的亲疏关系赐予臣属，包括“真人、朝臣、宿祢、忌寸、道师、臣、连、稻置”，称“八色姓”，但实际上只有前四种经常使用。举例而言，《日本书纪》所载佛教初传表文中的“苏我稻目宿祢大臣”的称谓，“苏我”是氏，“稻目”是名，“大臣”是大化改新前的旧“姓”（Kabane），同时也是他的职位，“宿祢”则是改新后的新“姓”。

大王与贵族分别拥有自己直接统辖的子民，也就是所谓部民制度。隶属于大王家的称为名代民、子代民，隶属于贵族的则称为部曲。这些部民主要来自原有的氏族，但随着大和国的扩张，自然人口和被征服人口不断增长，部民就超出了原有氏族的范围，成了由该部贵族统领的一种世袭的职业集团。例如由大伴氏统领的舍人部、靱负部负责军事和警备，物部氏掌管物部即财税，中臣氏统领各地的忌部、中臣部负责祭祀，等等。所有的手工业者也都被编成部，例如负责生产金属工具的锻冶部和生产陶器的土师部等。为了学习大陆的先进技术，大陆移民又被赋予特殊的地位，他们被另行编部，在锻冶部之外设有韩锻冶部，在土师部之外设有陶部。大和国的农业经济则基本上由封建庄园构成。直接属于朝廷的农庄称为屯仓，属于贵族私有的称为田庄。

显而易见，这样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配合军事作战而建立的，带有很强的原始性和封闭性，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也不利于行政管理水平、工艺技术的提高。下文我们在介绍同时代日本的周边国际环境时将提到，大和国凭借这套制度，确实在短时间之内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不仅初步统一了日本，还出兵干涉朝鲜半岛，在半岛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由于这套制度的诸多落后性，阻碍了日本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使得日本在后来的竞争中不断拉大与大陆国家的差距，最终在7世纪初被强大的唐帝国彻底击败。于是，在与大陆国家的和平交往和军事冲突中，日本人感受到了自身制度的落后性，再加上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一场自上而下的大变革终于来临。学习大陆文明，改革自身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佛教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自然而然地传入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