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立宪共和国1916-1928

在某些方面，1906 年的诏书比辛亥革命更明确。共和国的概念在1911

年后受到了至少三次君主主义者的挑战：袁世凯称帝的冒险活动，1917 年张

勋帮助宣统皇帝复辟，以及30 年代在满洲国复活的“王道”。但自1906年

以来，甚至在1949 年之后，对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宪法的必要性，从未产生过

任何重大的疑问。的确，自晚清以来，人们认为宪法不仅对国家是必要的，

①本章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安德鲁·J·内森的《北京1918 至1923 年的政治斗

争：派别活动和宪政的失败》

的内容。

①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重印，载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2，

第236 页。

②梁启超：《立宪法议》，载《饮冰室文集》，第5 卷，第2 册，第3—4 页。

③迈克尔·加斯特：《中国知识分子和辛亥革命：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诞生》所

引，第138 页。

而且对每个政党、商会和利益集团的联盟也是必要的。

一些省一级的政府也通过了宪法，这一趋向最重要的例子，是20 年代初

的所谓“联省自治运动”。湖南、四川、广东及其他一些南方省份的这一运

动的领导人争辩说，如果各省能使自己摆脱军阀混战以寻求稳定和自身的发

展，整个国家就将更强大。但在涉及以什么方式达到这一目的时，“关于中

央政府及各省当局各自的权限及各省政权的结构的讨论就没完没了，纷纷引

证1815 年的日耳曼联邦、瑞士联邦、美利坚合众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评

论中国这时颁布或起草的各省的各种宪法，但都是出于技术和法律的观点，

而不是基于中国的现实”。①有几个省草拟了宪法，其中之一（湖南）还在短

期内实行过。但联省运动未将中国从军阀主义中挽救出来。相反，一些军阀

为实行其否定中央政权的策略，兴高采烈地颁布了他们自己的联省宪法。

用什么来解释在诸多的挫折面前，近代中国人对宪法信念的坚持？在近(www.xing528.com)

代西方，如同在中国一样，宪法的效力是不确定的，然而又是必不可少的。

无论在东西方，这一概念都从基本的国民信念中汲取活力。在个人主义的西

方，宪法被视为保护个人权利和调整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的准则。在中国，

宪法被视为凝聚集体力量的当前社会目标的基本声明，也被看作推动舆论、

防止错误的手段。因此，中国的宪法一直被认为易随社会目标的变化而改变。

实用主义也是有吸引力的。对于正力争在世界各国中赢得重要地位的中

国来说，宪法是现代国家的标志的组成部分。宪法为统治者要求承认其合法

性提供了根据。早期共和国的宪法，允许一小部分集团自称他们对权力的竞

争是合法的，而革命力量（国民党、共产党、学生、工会）的干扰则是不合

法的。这些集团可以在忠于宪法的必要性上达成一致，而又允许他们自己在

宪法条款的含义上经常争吵。

总之，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也不论在民国初期还是以后，对宪

政的赞同似乎有两个原因：对宪法为杰出人物带来直接便利的实用主义评

价，对宪法使国家变强的能力的信心。这种赞同相当真诚，人们在1916—1928

年间费了大量精力去草拟宪法，争论条文，谴责对手违背宪法，祝贺同盟者

恢复宪法。另一方面，随着1916 年后派别冲突的每一次循环，政治家立宪花

招中的谎言明显增加，民众对民国政权的支持相应下降。最终结果是使自由

共和国的观念信誉扫地，并产生了一系列权力主义政权中的第一个，即国民

党的国民政府。从一定意义上说，晚清的君主立宪主义者已赢得了一分。关

于训导的概念，而不是君主政体本身，是他们争辩的中心；自1928 年起至今

日，中国的政府一直受这个或那个列宁主义式的政党监督，目的是避免重现

民国初期的混乱。

①让·切斯诺：《中国的联邦制运动，1920—1923 年》，载杰克·格雷编：《近代中国对政治体制的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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