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北京的外交使团在他们之中资历最深的一个成员的房子里聚会..当我

们在暖和的天气于英国公使馆聚会的时候，窗户朝馆内的一个小院子敞开

着，院子中的紫丁香春季正在盛开。公使馆的鹦鹉常常一直耐心地听着，还

参加我们的讨论（有时很得体），不时地发出一声嘶哑的笑声，或者一声压

低的咯咯声，或者突然来一声尖叫。它是一只会说话的鹦鹉，但是只会讲汉

语，所以参加集会的大部分外交官都听不懂。①

外交使团

在民国初期，外国在华建立的根基中最惹人注目的部分是北京的外交使

团，它由15 国的特命全权公使组成。②秘鲁、挪威（1905年与瑞典分离）和

墨西哥也与中国有条约关系，享有“最惠国”条款利益的国家共有18 个，但

是在1913 年，上述最后三个国家未派代表驻于北京。在外交使团内部，11

个签订辛丑和约的国家——德国、奥匈帝国、比利时、西班牙、美国、法国、

英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和俄国——组成了一个紧密的圈子，而在中国，

像在全世界那样，施加真正影响的英国、日本、俄国、美国、德国和法国是

其中的佼佼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意大利公使华蕾先生关于他同事的汉语能力的意

见，基本上是正确的。朱尔典爵士在1876 年首先作为一名见习翻译来华，在

英国领事馆长期任职，工作出色，1906 年在北京任公使之前还担任过驻朝鲜

的公使；除了他，外国的公使都是典型的职业“外交官”，他们从一个职位

调到另一个职位（例如，到1913 年有：比利时的贾尔牒男爵、丹麦的阿列斐

伯爵、意大利的斯弗尔扎伯爵、法国的康悌）。朱尔典继续担任公使，一直

到1920 年，他在北京的同僚之一在叙述他的时候这样写道：

对他来说，中国不是许多驻地当中的一个。它代表着他的事业的开始和终结..在

我看来，他的世界是由大英帝国和中国组成，而俄国和日本在背景中朦胧地出现（有时近

得碍手碍脚），其他的许多国家则在周围大惊小怪，干涉并不与它们真正有关以及它们不

完全了解的事务。①

朱尔典的前任萨道义爵士，1900 至1906 年在北京，虽然是比朱尔典爵

士更专业的外交人员（他是很受赞扬的《外交实践手册》〔1917 年及以后几

版〕的作者），他也作为一名见习翻译开始他的事业，因能讲一些汉语和流

利的日语而闻名。萨道义多年来在日本、暹罗、秘鲁和摩洛哥的领事馆中任

职，然后在1895 年被任命为驻东京的公使。他的私人秘书把他描述为“一个

严厉的人。他对他的属员很严格，要他们做大量的工作，但是如他常说的那

样，他是从一所严格的学校中培养出来的，这就是巴夏礼爵士的学校..我

从萨道义爵士那里学到了额尔金勋爵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一句箴言。决不要

提出不是绝对公正的要求；当你提出公正的要求，你就务必去得到它”。②

①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128 页。

②按照建立条约关系的顺序，它们是：英国、美国、法国、比利时、瑞典、俄国、德国、葡萄牙、丹麦、

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奥匈帝国、巴西和日本。

①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128 页。

②许立德爵士：《在华四十年》，第35 页。

日本的几任公使是最职业化的外交官（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生），他们

①过去因在驻华领事馆工作而有了丰富经验，因此可能已经有一定汉语知识。

日本和英国的文件透露，在这些年间，日本人和英国人一起，对任何强国涉

及中国政治和经济事务的了解是最详尽的。

1898 至1905 年的美国公使、前共和党国会议员康格，是通过他与麦金

莱总统的友谊而到任的。但是他的继任者1905 至1909 年任职的柔克义，是

一名职业外交官，19 世纪80 年代已经在北京和汉城任职。柔克义还是一位

有造诣的语言学家和学者（熟悉西藏的佛教、中亚，以及中国与西方世界、

朝鲜和东南亚的现代以前的关系）。1909 至1913 年驻北京公使的嘉乐恒，

是塔夫脱总统挑的人选。他长期在伊利诺斯州的共和党内活动，并且作为麦

金莱总统和罗斯福总统派往古巴和委内瑞拉的特使，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

1913 至1919 年的公使芮恩施当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时所写的学术著作

给了威尔逊总统很深的印象，他再次是总统的政治人选。芮恩施的回忆录《一

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1922 年），对中国期待更名副其实的国际平等的愿

望表示了深切的（虽然是无效的）同情心。巴黎和会把山东交给日本后不久，

芮恩施就辞职了。

与中国外交部的大部分日常接触，由主要国家公使馆中的“汉务参赞”

进行，结果这些人常常影响了他们的使馆负责人的观点。例如，从1911 至

1922 年任汉务参赞的巴尔敦，便是英国公使馆中起支配作用的人物，他娶怡

和洋行一名董事的长女为妻。他是一个精力充沛、不管具体情况的英国利益

的捍卫者，主张采取强硬的措施，这使他受到在华的英国社会的钟爱，但他

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中国人却不喜欢他。美国的公使馆从美国的传教士中挑

选它的汉务参赞。①

① 1901—1906 年任公使的内田康哉在1896 年担任公使馆一秘时已经是代办。他后来担任其他重要的大使

馆职务，1911、1918—1923 和1932 年任外务大臣，1932 年还兼任南满铁路公司总裁。他的接任者为林权

助，1906 至1908 年和1916 至1918 年任职，他在英国和东京受教育，在其他时期担任过驻英、驻俄大使

和短期的外务大臣。伊集院彦吉在1908 至1913 年任公使，1893 年第一次来华，任芝罘的领事，1901 至

1907 年任天津总领事。他后来任关东租借地长官，1923 年短期地任外务大臣。山座圆次郎在1913 至1914

年短期地担任驻北京公使之前，曾任日本驻汉城公使馆秘书。1915 年曾递交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的日置益

在1914 年被任命为公使之前，1894 至1899 年曾在汉城工作，接着在1900 至1902 年在北京担任一秘和代

办。几次出访欧洲以后，他返回中国担任1925 年关税会议的日本代表。长期以来小幡酉吉在天津、北京等

地任领事和代办（1914、1915、1916 年），最后在1918 至1923 年任公使。

① 1901 至1908 年的汉务参赞卫理，1887 至1896 年曾在外国基督教传道会工作，1896 年他离开该会，接

受了上海美国总领事馆翻译的任命。他是1911 至1913 年驻北京美国公使的一秘，在嘉乐恒离任和芮恩施

到任期间当了几个月的代办——在此期间美国承认了中华民国，发生了“第二次革命”。在1914 至1918

年期间，他是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负责人。1918 年卫理成为伯克利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和文学的阿加西斯基

金的教授。接任卫理的是丁家立，他在美国海外布道会的赞助下于1882 年来华。丁家立1886 年不再继续

从事传教工作，以后的20 年在天津进行教育活动，受到前后两任总督李鸿章和袁世凯的赞许。他于1886

至1895 年任中西书院院长，从1895 至1906 年任天津新建的官办大学（1900 年后称北洋大学）的总教习。

从1902 至1906 年他还是直隶的高级和中级学堂的学监。从1908 至1919 年，除了一段短期间歇外，他在

美国公使馆任汉务参赞，在1919 至1920 年以一秘的身份代理馆务。由于他广交中国官员，包括袁世凯总

统，丁在公使馆的作用是有影响的。裴克，1903 至1918 年任助理汉务参赞，1913 至1914 年和1919 至1926

年任汉务参赞，生于天津，父母均为传教士。他1906 年在加州大学毕业后任见习翻译，1914至1919 年期

公使馆区（交民巷）

驻北京的公使及其属僚居住的使馆区是国际法中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1901 年的“辛丑和约”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

用之地，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

新公使馆区比1900 年以前约扩大了九倍。①它位于内城宏伟的南城墙内，得

到新加固的边墙（和常驻的军事卫队）的保护，北面和东面以一块地势略为

倾斜的“缓冲地”为界——这块开阔的空地是义和团起义中被夷为平地的帝

国翰林院的旧址，此时打算用它来保护公使馆区，以及用作打马球、踢足球、

学骑马和训练公使馆卫队的场地。公使馆区的大部分从北城南城墙的前门向

东面的哈德门（崇文门）延伸。（萨道义爵士等人在1904 年谴责他的同僚们

的过大胃口。）

事实上，外交使团扩大了它的“权利”，大大地超过了第七款规定的范

围。部分缓冲地被租给公使馆士兵常常光顾的旅馆、酒吧间和一个领有执照

的妓院。与这块缓冲地是列强共同拥有的财产这一理论背道而驰的是，个别

国家颁发建筑许可证——在有偿的条件下。在使馆区内，可以看到商业企业、

店铺、教育机构和大批非外交人员——虽然中国从没有打算把北京开辟为另

一个外国人居住和贸易的中心。在公使馆区或它的周围，有顺利饭店、北京

饭店、六国饭店（常常聚集一批寻求贷款和采矿合同的人），有汇丰银行、

道胜银行、德华银行和横滨正金银行，有几个外国大商店，有一个士兵的基

督教青年会，有两所美国监理会的医院，有一座公使馆卫兵用的天主教堂，

有一座监理会布道会教堂（可容纳1500 人）、一所监理会的女子学校和“燕

京大学”（也是监理会办的），有伦敦布道会的魏林医学院，有美国海外布

道会的教堂和学校，还有盲人布道会。虽然根据法律，准许进入公使馆区的

华人只能是穿着特定制服的公使馆的仆人和雇员，但事实上，不时有大批华

人住在公使馆区内，经常住的地方是六国饭店，那里在1911 年以后以收容被

北洋政府撵走的人而出名。外交使团屡次要求和执行“避难权”：例如，张

勋将军在1917 年短命的政变失败后就藏在荷兰的公使馆内。

1914 年才对公使馆区进行联合治理，以取代三个独立部分（西段、英国

段和东段）的治理，在此以前各部分都自行治理和有自己的章程。由三名辛

丑和约缔约国代表和两名公使馆区居民代表组成的行政委员会，监督执行新

的治安总章程和道路章程。公使馆和居民私人缴纳土地税，以维持这个微型

的行政机构。

就极大部分而言，北京的外交人员过着一种脱离中国人的生活。这种状

况在清代最后十年开始发生变化，民国成立时变化更大。可是，1885 至1898

年的美国的驻华公使田贝的以下意见，仍具有一定的正确性：

新来的外交官来到北京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拜访总理衙门，即后来的外务部，向

它致意和取得对他官方资格的承认..对总理衙门的拜访是新来者唯一必须做的事..

间在驻青岛、汉口和天津的领事馆任职。裴克1945 年退职以前于1935 至1940 年任大使馆参赞，在处理美

国与中国的关系方面一直是一个突出的人物。

①马士写道：“公使馆区可以认为是在一个敌对国首都的中心取得的一个可以防守的要塞——用于这一目

的，它是太大了；或者可以认为是幸运地抓住机会，在损害中国的情况下，为列强的外交代表取得的花园

般的、没有旧时代肮脏环境的宽敞居住区——如果是这样，建立它是没有道理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

史》，3，第355 页。

互相不必进行社交会面，这对中国人和外国人来说，都可以大大地松一口气。除了极少数

的情况外，社交对双方来说是特别令人厌烦的事。①

在义和团起义后清朝进行改革的平静的日子里，在外国受过教育的外务

部和邮传部的年轻官员，在晚上与公使馆的工作人员打扑克消遣，这是是众

所周知的。但是在北京的外国人社团（不论是外交人员的还是私人的）的生

活，是一种独特的自我孤立的生活，对这种生活的最有献身精神的拥护者，

可能是英国人，他们以“赴宴和跳舞、聊天和打高尔夫球来减轻他们的思乡

之情，以不知他们在其中生活的人民的习俗、语言或感情为乐”。①意大利公

使在回忆1918 年时描述说，“一个外交官的山中城堡。对妇女和孩子来说，

如果只从卫生的观点看，这是件好事。但是大部分外交官在他们生活的这个

国家内，处于孤立状态，并且与它格格不入”。②

虽然与外界隔离，外交界在北京的生活几乎没有丧失物质享受。1900 年

英国公使馆大院：

占地三英亩以上..原是梁公府，由女王陛下的政府租用。正房为公使的住所，这

是一座优美的中式建筑，大门很雄伟，有一条高于地面的甬道穿过两个富丽堂皇的回廊（中

文叫亭儿）。这些建筑都覆盖着只准高级官员使用的绿色琉璃瓦；黄色的则由皇宫专用。(www.xing528.com)

秘书们住在平房内，只有一秘例外，他住一幢两层楼的西式房屋。见习翻译和随员住三套

房屋..还有一个小教堂、一座戏院和一个保龄球道。③

美国公使的官邸是“..用美国进口的材料以堂皇的殖民地文艺复兴时期的

风格建成..有一个附属建筑物的真正的小村子，秘书、随员、见习领事和

文书都住在那里。它是一个风景如画的中国村子，有一座古庙和许多分开的

房屋，它们各有自己的围有高墙的花园”。①

1913 年意大利公使馆的一秘指出，他家里共有“从头等仆役到三等苦

力”的10 名仆人，包括“厨师、码米童（marmiton）和两名阿妈，一叫‘洗

刷和照顾婴儿的阿妈’（wash-and-babyamah），一叫‘绣绣阿妈’（sewsew-amah）”。此外公使馆的仆人包括“四名马夫，即一名老马夫和他的三

个儿子（还有他的一个饲养小毛驴的孙子，由我付工资）。还有一名洗衣人

及其帮手、一名领头的花匠、四名花园的苦力、一名‘开门的’和一名听差”。

②

在20 世纪20 年代以前，北京汽车很少，也没有值得一提的汽车行车道。

外国人主要靠马和马车前往赛马场（位于北京之西约四英里，义和团起义时

被焚毁，但重建后规模更大），或到颐和园野餐，或去西山。他们还爱好散

①田贝：《中国及其人民》，1，第34—35 页。

①西里尔·珀尔：《在华的莫里循》，书中第86 页概述了莫里循未发表的日记所记的各种印象。

②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88 页。

③许立德：《在华四十年》，第4 页。甚至在政治上并不重要的意大利公使馆，在公使和一秘住所的旁边，

有“一等、二等‘汉务参赞’和使馆牧师的房屋各一所。小教堂（实际上与大部分教堂一样大）的天花板

从意大利运来；有驯马空地和一个大院子的马厩能容纳八匹马；还有一间洗衣房、一座水塔、一个浴室和

两幢中国仆人居住的房屋，这些都圈在一个绿树成荫的大花园内。在它们旁边并与公使馆建筑群相连的是

海军卫队的营房，它们附有医院、厨房、军官和低级军官的专用住所、饭厅、办公室、监狱和军需库。还

有一座内设蒸馏水设备的建筑和几个马厩”。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88 页。

①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第20 页。

②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92 页。

步。内城南城墙从前门至崇文门的一段，根据辛丑和约的条款已经移交给各

公使馆，很多外国人都在这里散步。这里由公使馆士兵巡逻，中国人不得走

入。在夏季的几个月中，除了海关的官员外，外国人都到京师以西12 英里的

西山，特别是到八大处去避暑，八大处以它的一些寺庙闻名，它们在夏季被

租给外国人（和中国的权贵们）。外国人用自己的有关历史的名称来称呼这

八座山：有一座“布鲁斯山”，一座“蒲安臣山”。在一年其他时间中无休

止地进行的宴会、舞会和看戏等活动的比较正式的礼仪，稍有放松——虽然

众所周知，朱尔典在炎热的夏晚，甚至在租来的中国寺庙中单独就餐时，也

穿得很正规。在周围农村漫步，使这些欧洲游客能比任何时候更接近中国民

众的日常生活。

有娱乐，当然也有工作。在1900 年10 月至1920 年5 月期间，外交使团

举行了219 次正式会议。外交官们在一起无休止地考虑印花税、货币流通、

货币危机和其他财政事项；考虑商业、航行和条约港口等问题；考虑租界的

事务；考虑上海的会审公廨；考虑外交人员和领事馆工作人员的权利和特权；

考虑辛亥革命及其余波；显而易见还要考虑公使馆区本身的管理问题。

外交压力

在治外法权和“不平等条约”的制度下，外交使团及其在条约口岸的领

事馆的属员实际上可以认为是中国政府的组成部分，具有对在华外国国民民

事和刑事的排他性的裁判权。公使们借故生端地警惕着一切违反条约的真实

的或想象的情况——不但指字面上的违反，而且指精神上的违反；而在南京

条约缔结后的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先例中，所指的精神已成为对缔约列强权利

含糊而任意地进行解释的那种精神。每当外国人的地位及其利益可能受到中

国政府某些行动的影响时，列强就几乎会断然对外交部或其他部门施加足够

的压力。它们声称受到直接损失而百般进行交涉，而且很少同意适度的赔偿。

对这些“侵犯利益的行动”“负责”的官员受到肆无忌惮的指责。它们像要

求撤消在长江和珠江航行的障碍那样，也毫不犹豫地屡次企图要求镇压那些

所谓辱骂外国人的出版物。它们花了很多时间和力量，攻击中央政府或地方

政府授给或可能授给其他强国排他性的特许权或与之订立合同的行动。前美

国公使田贝在1906 年写道：“在欧洲国家，如果他试图做这些事情中的一小

部分，他就会拿到护照离任。”①田贝公使还指出，驻华公使（由于受到“大

报”中所表达的国内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假定，在一切案件中，他的同胞

都是对的，中国人都是错的。如果公使对被说成是涉及他同胞的实质性权利

的任何问题，胆敢深究是非曲直，那就被认为是他思想上软弱和道德上糊涂

的强有力的证据。”①

但是，大国的外交代表在影响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方面，远不如

他们所认为的那么有效。晚清及后来的民国的官员有非常多的办法来对付，

他们可以拖延、装糊涂，最后是公开抵制一个西方强国的纠缠。由于民族主

义意识和无条件地维护主权的愿望不断地先是渗入晚清的官僚集团，然后是

渗入其民国的后继者，这种抵制态度有所发展。就1913 年的善后贷款一事而

言，几个债主认为，通过让公债司的一名外国指导参加支付过程，它们就可

以影响袁世凯如何分配借入款。在列强争着让其国民担任顾问和审计时，最

①田贝：《中国及其人民》，1，第91 页。

①田贝：《中国及其人民》，1，第99 页。

后的贷款协定实际上被拖延了下来。事实上，外国的审计和会计只知道袁世

凯认为合适的东西。

追求某些要求所表现的这种态度（这些要求常常是以中国含糊的声明为

依据，而声明又常常是在外国的压力下作出的），与给予某些幸运的特许权

所有人的实际利益相比，从根本上说对中国的主权更加有害。一个很能说明

问题的例子是，美国坚持要参加1909 年计划中的湖广铁路的贷款。张之洞在

1909 年6 月刚与德、英、法三国的银行集团谈妥了一份贷款协定，这时（在

摩根公司、库恩和洛布公司、纽约第一国家银行和花旗银行的鼓动下）塔夫

脱总统发给摄政的醇亲王一封私人电报，要求也让美国银行团投放一份贷

款。美国的要求是基于1903 和1904 年中国政府对美国公使康格所作的所谓

的诺言，即如果中国无力向汉口至四川的铁路（此时是拟议中的湖广铁路网

的一部分）投资时，美国和英国的资本将优先取得外国投放任何贷款的权利。

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受到了无情的压力，措施强硬的抗议也送到了巴黎和伦

敦。但是被美国国务院描述为“庄严义务”的对康格的保证并不存在。事实

上在1903 和1904 年，中国外交部都已经直率地拒绝了康格代表美国商号提

出的要求。例如，它在1903 年的答复中最后声明：“总之，当不同国籍的公

司向中国申请铁路特许权时，此事必须始终由中国决定。不可能把未批准的

申请视作授予任何权利的表示，或者视作此后申请必须先批给此申请人的证

明。”甚至1903 年交换的文本在华盛顿也找不到。美国国务院在1909 年7

月要求北京立即把文本送到伦敦以支持在伦敦进行的谈判。但由于其内容，

收到文本后，也没有给英国人看。①

最后，由于压力而不是由于所谓的“保证”，中国同意了塔夫脱电报的

内容。欧洲的银行团最后让美国人参加贷款财团，因为它们担心，如果它们

拒绝类似的美国要求，它们也可能难以实现对自己的十分含糊的贷款保证。

向湖广铁路系统的贷款不曾实现，但是在追逐无论是多么不牢靠的经济利益

时，中国都被视为一个目标，而不是一个平等的商业伙伴。

导致外交上专横的一个重要根源是语言障碍。驻北京的外国代表很少有

懂汉语的，条约港口主要的外国商人也是如此，也有一些值得尊敬的人是例

外。在领事馆一级，语言状况较好一些。在1913 年，英国除北京外，还在

28 个港口保持领事馆。其中8 个是总领事馆（广州、成都、汉口、喀什噶尔、

沈阳、上海、天津和云南府②），配备有较多的工作人员。这一年驻北京的公

使馆配备了7 名见习翻译。在进入20 世纪很久以前，与美国领事馆形成对比

的是，在英国领事馆任职的是一批高度职业化的外交人员，他们是通过对那

些注定要在中国进行其终生事业的人进行竞争性的考试而录用的。在任命为

见习翻译后，未来的领事要在北京进行两年紧张的汉语学习，结业后，一次

语言考试的成绩，对决定他在工作时期内未来的安排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1913 年，美国设5 个总领事馆（广州、汉口、沈阳、上海和天津）和9

个领事馆。1902 年它才任命第一个见习翻译；他就是安立德，后来的商务参

赞和《中国：工商手册》（1926 年）的作者。1913 年驻京公使馆配备9 名见

习翻译；在领事中，有些人显然是“中国通”，如驻长沙的詹森和驻上海的

①

小约翰·A.穆尔：《对华的国际财团和美国的对华政策，1909—1917 年》（克雷蒙特研究院博士论文，

1972 年），第18—31 页。

②云南府即昆明——译者。

高思，这两人后来都担任过驻华大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典型的短期政治

任命和付酬雇代理领事的制度相比，这显然是一个变化。

1917 年以前俄国领事馆业务人员具有的专业知识，与英国的相当，这是

利用了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的知识的缘故，而从根本上说，则得益于

俄国的传教士，从18 世纪以来，他们享有北京的语言训练设施。1913 年，

俄国保持了8 个总领事馆（广州、哈尔滨、喀什噶尔、沈阳、牛庄、上海、

天津和北京）和11 个领事馆（其中9 个设在满洲或蒙古）。那一年有四名见

习翻译隶属于公使馆。①

日本在1913 保持8 个总领事馆（广州、青岛、汉口、哈尔滨、沈阳、上

海、天津和香港）和22 个领事馆（其中10 个设在满洲）。在日本领事职务

当中，被派往中国任职往往被认为不如在欧美使团任职那样惬意。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前，日本的领事馆官员据说把在华任职当作踏脚石，他们的语言能

力常常受到议会的批评。但是总的说来，日本的领事馆队伍是高度职业化的

（通过高级文官考试主要从有名望的东京和京都大学的毕业生中录用），并

且了解他们的任职所在地中国的情况。

关于其他国家，德国在1913 年设一个总领事馆和16 个领事馆；法国设

3 个总领事馆和10 个领事馆；奥匈帝国共设3 个；比利时6 个；意大利7 个；

墨西哥4 个；荷兰9 个；葡萄牙7 个；西班牙7 个，但通常由第三国国民照

管。缔约列强几乎没有例外地在广州、上海、汉口和天津有领事，而它们的

其余的领事机构则分布于某些地方，以反映它们各自声称的“势力范围”；

例如，如上所述，日本和俄国分布于满洲，英国主要分布在沿长江的城市，

而法国则分布在中国西南。

①许多俄国领事的汉学才能，可以举以下数例加以说明：驻天津总领事体德满，1894 年毕业于圣彼得堡东

方学院，1896 至1899 年为见习翻译，然后任领事职务；驻汉口领事贝勒城科也毕业于圣彼得堡东方学院，

1899 年来华。贝勒城科在1912 年与其他人合作把《今日中国政治组织》一书译成英文。此书由俄国公使

馆的助理汉务参赞H.S.勃伦奈特和上海总领事馆的参赞V.V.哈格尔斯特罗姆于1910 年在北京出版。英文版

经总领事、俄国驻北京公使馆的汉务参赞科列索夫修订和补充后，是后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的必备手

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