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诗人臧克家先生留下名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1998年9月16日，丁一岚同志安详地躺卧在北京友谊医院一间病房的病床上，她已经几天没有睁眼同家人及探望她的战友、同事和晚辈说话了。病房里一台录音机反复播放着丁一岚同志事先要孩子们准备的在她弥留之际放给她听的《延安颂》：“夕阳辉映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在历史上灿烂辉煌。”歌声在病房里轻轻地回荡着，回荡着，丁一岚同志在病床上安详地静卧着，静卧着，似乎彼此正在进行魂灵的对话。这一幕，仿佛就在昨天。
1985年5月应美国之音邀请丁一岚台长（前右三）率团访美，由哥伦比亚市飞往洛杉矶，作为全体乘客的团员及陪同与仅有的三名机组人员合影。
1993年春节，我陪同马庆雄副部长去探望丁一岚同志。这已经是她患肾功能衰竭的第二个年头。记得上一年我陪马部长去给她拜年的时候，因为刚刚患病，还不知如何以对，因而心情不太好。临别时甚至讲了“来日无多”之类的话。但这一年不同了，她精神矍铄，平静地讲起肾病的原委及应对的办法。她还特别找出新出版的几份她参与创办的《肾友知音》小报给我们看，讲述她这个“老新闻”参与创办这份特殊小报的乐趣，以及这份小报如何为患肾病的病友提供了知识、慰藉和力量。显然她已经走出了病魔曾经罩给她的阴影，重新又以一个强者的姿态生活着。这一幕，仿佛也在昨天。
然而，转眼间丁一岚同志离开我们已经近8年了。
人总有一死。但他（她）曾经为了之献身的事业则会由于他（她）的献身和后继者的不断进取而永葆青春。丁一岚同志曾经为之献身的对外广播事业也是如此。
1984年以前，我一直在基层语言广播部（先是泰语部，后是日语部）做编辑、记者，同台领导接触较少，对全台的工作也了解不多。1984年8月，我调到台总编室做副主任，才有了近距离在丁一岚同志等台领导身边工作和了解全台事业发展的机会。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中国对外广播事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一方面，经受了“文革”冲击的对外广播面临着宣传上、管理上一系列“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国家对对外宣传越来越重视，对外广播在建制上也由原来的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对外部”向一个独立的国家电台嬗变，这意味着它要克服原有的许多依附性，根据国家对对外宣传的要求，发育和健全相应的机制和体制；此外，随着国家的对外开放及对外宣要求的提高，它必须拓展和丰富自己的业务，以更多的手段、更有效的形式承担起对外说明中国、对内介绍世界的任务。
1979年8月，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的金照同志被任命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丁一岚等同志被任命为副台长；1982年6月，丁一岚同志被任命为台长；三年后的1985年8月卸任。
她担任台领导的这6年，正是国际台处在历史转折的当口。百曲待直、百业待兴。她和台班子及全台同志一起，做了许多对国际台的长远发展具有历史意义的基础性工作。
播音员是电台的招牌。对外广播的播音风格不仅代表着一个台的风格，而且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在国际台的多种外语广播中，不少播音员是归国华侨，在语言、语感、语音上十分精到。当年对越南广播的曾虹、对印度广播的罗福英，她们的播音曾受到胡志明主席的称道及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关注。到了“文革”期间，由于极“左”路线把中国标定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对外广播的任务自然是要推动“世界革命”。于是，几十种语言的对外广播一起变为高八度的号召性、号令性、鼓动性、宣讲性的，与当时的“红卫兵”站在宣传车或讲台上一面挥着拳头，一面对着喇叭筒慷慨激昂地高喊“打倒‘走资派’！”、“砸烂旧世界！”的样子别无二致。不仅如此，“文革”期间，播音员报名也被视为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个人主义而于1966年8月10日被明令废止（电视新闻的记者署名制也同时被废止）。所有这些做法都导致了大批外国听众的流失。1978年12月7日，国际台召开播音工作座谈会，丁一岚同志主持会议。她认为，对外广播的播音必须摒弃“喊话腔”、“宣传腔”，追求大气、平和、亲切。会上宣布成立台的播音业务指导小组，由曾经担任过播音员，并同齐越同志一起在天安门城楼直播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典及群众游行的台领导丁一岚同志任组长，成员有英语、日语、法语、印地语、柬埔寨语及广州话的资深播音员魏琳、郑友惠、林希、罗福英、伍书锦、何赐炳等。其任务是组织播音业务活动、交流经验，提高台的播音水平。在小组成立和首次经验交流会上，日语部的日本专家添田修平做了关于日语播音员如何坚持日常训练的报告，对各语言广播的播音工作很有启发。1983年6月2日，在对外广播中，又恢复了播音员报名制。自此，“文革”对对外广播播音工作的扭曲与影响，基本消除。
“文革”期间的对外广播，根本内外不分，完全是对中国人说话的“两报一刊”社论也必须篇篇对外播出，像“春耕期间不能夺权”这样的社论也不例外。毛主席著作选播成了普遍性节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内容对各国照播不误。于是许多外国听众拂袖而去。(www.xing528.com)
衡量报纸影响的指标之一是发行量，衡量对外广播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则是外国听众来信。“文革”前的1965年，国际台外国听众来信曾达到28万6千多封，但“文革”一起，由于对外广播严重脱离外国实际，外国听众来信骤减：1966年为16万多封，1967年为4万5千多封，1968年3万封，1969年2万8千封，1970年为2万1千多封……这是外国听众对当时中国对外广播的惩罚性回应。
为了扭转中国对外广播在国外影响江河日下的局面，粉碎“四人帮”以后，台领导下了很大力气调整报道思想、宣传中心，提倡“内外有别”、“外外有别”，讲究报道艺术。不断召开业务研讨会、节目听评会。比如1983年4月7日—9日，丁一岚同志主持召开了连续三天的“特别节目”经验交流会，会上听评了英语广播、西班牙语广播为开播35周年、25周年及俄语广播为庆祝1983年新年制作的特别节目。为了使业务研讨经常化、园地化、理论化，1983年9月国际台创办了历史上首份业务理论刊物《研究与实践》（后改为《国际广播》）。从而推动了全台的业务理论建设。
持续不断的业务研讨和节目改进使中国对外广播重新赢得了人气和声誉。1981年，在日本短波爱好者联盟组织的《你最喜欢的外国（日语）广播》评比中，国际台的日语广播在35家电台中名列第四。1982年联邦德国汉诺威短波俱乐部在其和德国之声联合举办的外国德语广播评比中，国际台德语广播也名列第四。北美听众俱乐部则把国际台英语广播评为“变化最大的电台”。
一家电台要在竞争中立足，必须有专业的记者队伍支撑和丰富的信息源保证。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际台虽有自己的记者队伍，但大量的国内外报道和外事报道都要靠新华社或中央电台提供。这使对外广播的针对性、时效性受到了制约。既然国际台已从原来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对外部”脱胎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电台，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几经争取，包括台里派刘习良同志和我去同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马毓真同志面陈，1984年11月，国际台终于正式成立了外事采访组。自此，国家领导人在国内、国外的外事活动，都有了本台记者的身影与报道。
开放的中国需要了解世界，1980年，广电部决定开辟为中央三台服务的驻外记者事业，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国际台。国际台领导积极落实，并于1980年12月先后在贝尔格莱德、东京建立了首批记者站。短短几年，驻法国、美国、墨西哥、巴基斯坦等国记者站相继建立。如今，国际台在国外及港澳地区已建立了30个记者站。而且记者的业务也由当初只发文字稿扩展为为中央三台的广播、电视、网络和报纸发文字稿、图片和电视报道，驻外记者实现了向全能型记者转变。如今，国际台驻外记者不仅为中央三台服务，而且为国内100多家电台、电视台、报纸供稿（节目）。国际台驻外记者站的建立和国际报道业务的发展，打破了原来中国新闻界在国际报道上稿源单一化的局面，对丰富国际报道，促进中国新闻事业改革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际台的对外广播过去主要靠本土发射台发射，为了解决部分地区听不到、听不好的情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台领导积极开拓新的节目传送和播出方式。比如1980年9月国际台开始向哥伦比亚第一电台传送西班牙语新闻；1982年2月，开始向美国休斯敦电台传送英语新闻；3月，开始向巴巴多斯电台传送英语新闻；10月，开始向秘鲁机场电台传送西班牙语新闻……这些通过卫星或国际电话线传送，在当地直接播出的节目，大大改善了落地和收听情况。这些举措也是今天广电总局开展的中国广播电视“走出去工程”的先行和发端。
国际台的主要任务是对外国人及海外华人广播。但随着对外开放，在华常驻的外国人，比如外交官、商社、企业人员、留学生及临时来华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他们当中许多人不识方块字、不懂中国话。为了向他们提供直接的信息服务，中央决定要办一张英文报纸，于是《中国日报》问世了；中央还决定，要办以国内外国人为对象的英语广播。当时的台领导十分重视，立即成立了对内英语广播筹备小组，研究技术方案和节目方案，并于1983年10月1日开始试播。经过不断的调整、磨合、找位，于1984年1月1日对内英语广播正式开播。当时国际台的对内广播只有英语，现在已发展为英、法、日、德、西（班牙）、俄、阿（拉伯）、朝（鲜）及普通话、广州话等多语种广播，节目套数由原来的一套发展为现在的三套。播出时间由原来的每天2小时扩展为现在的每天30多个小时。对内多语种广播的开办不仅为在华外国人提供了直接的信息媒介，丰富了国内的传播生态，改善了对外开放的软环境，并且为国内青少年一代学习外语创造了条件。当然也为国内更多人了解国际台、支持国际台的工作营造了人气。
国际台的传统业务只是音频广播。而国际台不仅有大量的信息源，而且有通晓38种外国语的职工这一人才优势，如何借助这两大优势开辟新的业务，也是当时台领导关注的问题之一。1985年3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成立。1992年7月，由国际台创办的《世界信息报》（现更名为《世界新闻报》）问世。后者创办时丁一岚同志虽已离休，但台领导的思路是相承的。即要把国际台办成一个多种业务并举的新型媒体。20世纪90年代，国际台又先后创办了网络和视频业务。至此，国际台开始作为一个集音频、视频、网络和平面媒体于一身的复合型媒体在新的时代展翅高飞。但不应忘记，其成于今，而始于昨。今日的发展是建立在昨天的艰苦奋斗基础之上的。
记得1996年12月国际台即将迎来建台55周岁生日，当时我作为台长把丁一岚、邹晓青、赵光、卢杰、崔玉陵等老领导请到即将启用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楼举行座谈时，丁一岚同志动情地回忆起了当年新华广播电台用作播音的窑洞、小庙，讲着讲着，她的眼睛湿润了。那泪花里不仅包含了对自己和对外广播事业以往艰辛岁月的无限感慨，显然也包含了对当今及未来国际事业的寄情、欣喜与祝福。
当一代代国际广播事业的后来者不停地追求、不懈地摸新高的时候，当能感应到丁一岚等先辈们的手温和脉动。因为今天的事业毕竟是他（她）们昨天的同一个事业在新一代手里的延续和发展。
丁一岚同志走了，但她仍然活着，活在她终生热爱的事业里。人们不应也不会忘记她。因为虽然忘记往往是一种美德，但在更多的时候，念记更是一种美德。而后人最大的美德及对前人最好的纪念则是把前人未尽的事业做得更强、更大、更高、更漂亮。
本文系作者为悼念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老台长丁一岚同志逝世10周年撰写的纪念文章，载《国际广播》199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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