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与转身-音像资料工作的时代性课题

提升与转身
——音像资料工作的时代性课题

理论离不开实践，但实践也离不开理论。脱离实践的理论必定是苍白、无生命、无意义的理论。但脱离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也必定是盲目、低水平，甚至迷失方向的实践。

全国音像资料馆协作会这些年大力推动有关音像资料工作的理论研究，并决定出版第一部论文集，这实在是做了一件很好的事。

文集收入近70篇论文，涉及音像资料工作的方方面面。协会秘书处邀我为之写篇序言，于是我想写点相关想法，作为代序吧。

在当今信息全球化时代，音像资料工作应该根据新的时代背景确立新的工作定位。既做好编播部门的保障工作，又做好引领工作，既当后勤部，又当参谋部、策划研发部。

胡锦涛同志6月20日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提出：“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做好党和国家的工作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同志们办报也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方面。”我以为，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从更有力地服务和推动广电业的发展出发，改变音像资料工作重国内轻国际、重保管轻研发的倾向，由资料保管部门向资料研发部门转变，实现音像资料工作的提升与转身，应是音像资料工作的一个时代性课题。

一、实现音像资料工作的提升与转身是改进新闻传播，提高广电影响力的需要

在当今时代，信息流已冲破了国与国的物理疆界，特别是新媒体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触媒的首选。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广播电视在内的传统媒体如果不在观念、内容、方式等方面进行改革，就难以守住阵地，发挥影响和引导作用。因此，胡锦涛同志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提出：“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努力使新闻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这段话既是对广电传播工作提出的很高的要求，同时也是为改进新闻传播工作提供的广阔的空间。

纵观我们以往的新闻宣传工作，之所以影响力还不够大、引导力还不够强，皆因我们往往违背新闻规律。就以危机报道而言，从1970年云南通海地震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从2003年的非典疫情初期到2008年春的拉萨“3·14”事件，由于媒体的缺位、失语，不仅损害了民众的知情权，而且对国家形象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历史和教训是最好的老师。正如恩格斯所说：“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从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中学习。”鉴此，音像资料部门完全可以利用库存的历史资料，分专题地进行系统梳理，如成就报道、领导同志活动及会议报道、先进典型报道、危机报道、批评报道、国际报道等，从中理出“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提出改进之道。同样，这次四川汶川地震的报道所以发挥了那么大的舆论动员作用、社会整合作用，中国党、政府、军队和人民的形象展示作用，也值得音像资料部门利用播出的节目进行梳理和研究，总结成功经验和值得改进之处，供一线采编部门参考。

美国哲学家普拉夫说：“所谓创造，往往是将早已存在的东西加以变化。”音像资料部门掌握着大量“早已存在的东西”，现在缺乏的是对其的研究，因此也就难于有“变化”、有“创造”。而如果我们在新闻报道上总是因循守旧、惯性操作，不仅对内难于达到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这一要求，而且对外也难于在世界上发挥应有的影响力，甚至对国家的形象造成损害。

二、实现音像资料工作的提升与转身，是更好地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需要

历史是有声音的，资料是会说话的。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社会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在许多外国人眼中中国还是个落后、愚昧、没有民主、不讲人权的国家。在广电传播中，特别是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报道中，音像资料部门要提供各种历史资料，表明中国各个领域的进步与变化。用镜头说话，用事实说话。

面对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国外舆论贬损者、抹黑者有，但忽悠者、戴高帽者也有。一句话，既有棒杀，也有捧杀。既有“中国崩溃论”，也有“中国威胁论”、“中国超越论”。因此，我们在资料的提供上要全面、客观，既要讲发展，又不回避问题，既要讲中国在自己纵向坐标上的跃升，又要讲中国在世界各国横向坐标上的种种差距，从而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客观的中国。

三、实现音像资料工作的提升与转身，是同世界有效对话的需要(www.xing528.com)

当下的中国广播电视已经处在全球化语境之下。各国都在关注中国、审视中国、表述中国。中国的话题再也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话题，中国话题的背景再也不仅仅是中国国内这个背景。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的特点越来越显见。因此，中国的广播电视再也不仅仅是自家人办给自家人听、自家人看，再也不能关起门来对各种国内问题、国际问题自说自话。它必须同时考虑国内与国际这两个大局、两个背景、两种语境，从而既做到在国内语境下的得体表达，又做到在国际语境下的得体表达。既在国内做出有效的沟通与引导，又在国际上进行有效沟通与对话。

由于中国30年的巨大发展，也由于中国选择了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和模式，西方舆论出于意识形态歧视及对中国发展的恐惧、失落、迷惑及误解，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对华舆论围剿。

比如从2007年春天开始，西方舆论大肆炒作所谓中国的“问题产品”；2008年春又借拉萨“3·14”事件炒作中国的人权问题、宗教问题；紧接着随着奥运的临近，又借奥运抹黑中国、施压中国、绑架中国，大有黑云压顶之势。

面对这种情况，音像资料工作应该有怎样的作为呢？

首先，可以梳理提供世界上其他一些后发国家，如德国、日本在战后复兴逐步走入强国之列的过程中，也曾受到过先发国家的非难和打压的资料。据此告诉国人，中国在进入强国行列的过程中受到种种打压、排挤在某种意义上是必须经过的一道坎。包括奥运会，虽然体育不是政治，但政治总与奥运如影随形。音像资料部门就可以提供相关资料，印证美国奥委会主席尤伯罗斯所说：“在历届奥运会之前，全世界都充满着一种病毒”，以及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所说：“历史上没有哪届奥运会不曾引发这样或那样的争议”，从而引导国人建立一种达观、坦然、从容、自信的大国心态，不必对各种议论一概地过度重视、过度解读、过度反应，而是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因为“风物长宜放眼量”，“阳光总在风雨后”。

其次，面对西方某些政客或媒体的恶意攻击，媒体再不能固守“与人为善”，“不与其一般见识”的惯性思维，以及仅限于播出“严正声明”之类的简单化的立场宣示，该出手时就出手，要敢于据实、据理同西方媒体交锋。就如有关西藏问题，音像资料部门就可以向一线部门提供历史资料，据实揭露西藏黑暗的过去和巨变的今天，以及达赖其人。

再者，音像资料部门还可以运用掌握的资料，让中国媒体工作者跳出中国看世界、表述世界，与世界进行确当的对话。如北京奥运会，它不是“北京的奥运会”，北京只是受国际奥委会的委托，提供一个比赛平台。因此，媒体在报道中要摆好中国、北京与国际奥委会、国际大家庭的位置，甚至要摆好与历届奥运会的位置。因为北京奥运会既把中国置于整个世界之中，也把世界置于中国之中，是个典型的全球化语境下的传播活动。因此，有关奥运的报道既要有中国视角，又要有世界视角，既要有中国思维，又要有世界思维，既要有中国式表达，又要有世界式表达，既要讲中国话，又要讲世界语，既要唱中国调，又要唱国际歌。

但在奥运宣传初期，“要举办一届历史上最好的奥运会”、“为国增光”、“让全国人民满意”等欠妥提法屡见媒体，5月2日火炬从国外传递到香港，有的台打出字幕：“火炬回家啦！”有的报纸用了这样的标题：“欢迎火炬回到祖国怀抱”，这都是一种封闭式的思维和表达。到后来才提出“要办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让国际社会满意、让各国运动员满意、让全国人民满意”，这类的开放性、国际化的表达是一种理性的回归。

四、实现音像资料工作的提升与转身，是发展创意产业，发展中国文化的需要

现在世界各国的竞争不仅是硬实力之争，还有软实力之争。软实力中的文化产业方兴未艾，以至美国文化产业的规模仅次于军事工业，排在第二位，出口则排在第一位。而中国虽然是文化资源大国，但却是文化产业小国。

2008年6月份在中国上映的美国动画片《功夫熊猫》引发了“地震效应”，不仅累计票房超过1　35亿元，是内地首部票房过亿的动画片，而且再次引发了有关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的大辩论。有人认为《功夫熊猫》窃取了中国文化，应对其实行抵制，但更多的人在思考，除了熊猫、功夫，还有书法、山水画背景、青砖白瓦、庙会、店小二、面条、包子、针灸、爆竹、杂耍等中国元素为什么成就了美国的《功夫熊猫》，而我们自己却推不出这样的作品，问题出在哪里？我以为音像资料部门完全可以利用音像资料就国内外动画产业的发展等问题联手相关部门和专家进行研讨。从而推动我国广播电视、文化产业的发展。

总之，音像资料部门还要继续解放思想，借助音像资料的优势，不仅为一线编播部门提供物化的音像资料，更为一线编播部门、创作部门打开眼界、扩展视野，提供思考、提供借鉴、提供思路、提供创意。如果说前者是音像资料部门不可或缺的传统性业务，后者则是天宽地阔、更具价值的创新性业务。《纽约时报》说：“微软的唯一资本是员工的创造力”，比尔·盖茨则进一步说：“创意具有裂变效应，一盎司的创意能够带来难以计数的商业利益和伟大的商业奇迹。”鉴此，音像资料部门不仅要有专业的媒资管理人员，还要有专业的媒资研究、开发人员，不仅要成为音像资料的专业管理部门，还应追求成为媒资的研发部门，起码要与研发部门建立紧密型合作关系，使之成为研发部门的依托基地和一块沃土，从而实现音像资料工作的提升和转身。

本文系作者为全国广播电视音像资料馆协作会出版的论文集《研究与实践》（王建武主编，中国文化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所写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