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播电视协会20周年评选揭晓

一个评委的话

2004年底，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更名为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中广学会是群众学术团体，以广电理论研究为中心；中广协会是广电业行业组织，自然要全面承担起“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职责。但理论研究仍是其重点工作之一，因为为广电业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不仅是“提供服务”的应有之义，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还是重要之义。因为广电业的改革发展归根到底靠的是科学的理论指导。离开这一条，广电的实践必定是低水平实践、盲目的实践或原地翻转的实践。

在中广协会成立20周年之际，由协会主办的两年一届的第9届广播电视论文评选顺利结束。

纵观这次论文评选，参评者仍然十分踊跃，最后评出一等奖16篇、二等奖32篇、三等奖46篇。从参评作品的内容看，涉及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决策理论和史学研究等多个方面。其中既有对广电业的宏观思考，也有对一个领域、一个频道甚至一个栏目的中观和微观审视。参评的作者则既有局台长，也有普通从业人员及学界的专家。

这次获奖论文的一个明显特点是紧紧扣住广电改革发展中的难点，力求给以理论破解。比如，从20世纪末起，广电业曾以组建集团为抓手，以求推动广电做大做强。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改革困顿重重，并不顺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相互渗透、彼此纠结的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到底该如何认识、拆分与管理，以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使二者各轻其身、各畅其道、并驾齐驱尚未理出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清晰可行的思路。针对这一问题，张立伟、杨飚二位的文章《广播电视不能商业化的五种内容》提出，“媒体不能在真空中做大做强，媒体强大的必要条件是致力于比自己更宏大的目标，这就是中国的发展。”为此，“媒体服从、服务于这个宏伟目标（时）必须抵制自己赚钱的冲动。”进而提出“舆论控制、公共服务、高雅文化、区域倾斜、对外宣传”是不能商业化的五种内容。

同样针对上述问题，李晓枫、邓林锋的文章《公益为本经营为用》对把“公益性”与“经营性”视为非此即彼的二无结构的观点提出质疑和否定。认为“不坚持其公益属性就会南辕而北辙；不承认其经营属性，就会削足适履。”进而提出广播电视首先“必须坚持公益性至上的根本价值目标”，同时又“应当追求资源利用效益的最大化”，从而把“公益为本经营为用”作为媒体发展的“唯一选择”。

这两篇分别出自四川及重庆广电人的文章在视角和观点上有同有异，相映成趣。

如果再读读邢建毅的《对中国电视业改革与转型的思考》及朱彤彤、陈更生、张静的《科学发展观与广播电视业的发展》，虽还未破解广电体制改革的种种难题，但拨开一个云隙，提供一个视角也总是有益的。

这次获奖论文的第二个特点是有些文章颇具前瞻性。

如今新媒体迅猛发展，它不仅消解了传统媒体和媒体人的边界，改变了传媒和传媒人的版图，而且正在颠覆传统的传播方式，以至于中国报业进入了“衰退期”、“寒冬期”、网络将“终结广播电视”等令传统媒体毛骨悚然的论断不绝于耳。面对新媒体的挑战，广播电视当然要予以足够的重视，但也不必惊慌失措。因为新媒体的优势在于新技术，而新技术并非新媒体的专利，同样可以为传统媒体所共享。关键在于未雨绸缪、借力发力。对此，李新民的文章《关于“后电视时代”的思考》做了他的解读。(www.xing528.com)

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国与国的物理疆界正在弱化，承载着既赚钱又赚人这双重使命的各种文化正在冲破国界，长驱直入地进入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依靠强势经济、先进科技和成熟的市场运作，大力向国外推销自己的文化产品，于是在传统安全观之外的种种“非传统安全因素”中，“文化安全”也成了我们不能不警惕的一个问题。刘卫东的《风险文化研究与国家信息安全——中国社会转型期广播电视的文化责任》提醒我们每天处在“热运行”中的广电人，应对各种文化的博弈做出“冷思考”，并研究如何完成自己的责任担当和历史担当。

这次获奖论文的第三个特点是，不少作者对广电业中往往被边缘化的媒体、业务领域（如对农宣传、对外对台宣传、对少数民族宣传及广电史研究）给予了相当的理论关照。

前些年广播曾不断被冠以“弱势媒体”。但实际上，广播恰恰背负着“弱势”的名声在稳步前行。至2005年，创收过亿的电台已达13家，据初步了解，今年还将有陕西、黑龙江、南京等电台创收过亿。这是了不起的成绩。广播确实曾因电视的挤压而困惑，如今又面临新媒体的挑战。面对严峻的媒介生态环境，广播既不能妄自菲薄、自甘“弱势”，也不能“小富即安”、“不思进取”。乌金龙的《创新思路振兴广播》及叶小帆的《提高城市广播生存和发展的竞争力》两篇文章值得广播人从中汲取智慧和信念。

这些年，包括广播电视在内的各种媒体一股脑地在“城市掘金”，“重城轻乡”的现象十分普遍。中国仍有8亿人口住在农村，“三农”问题不改善，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及全面建设小康就是一句空话。“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经济贫困，农民经济贫困的原因在于能力贫困，而农民能力贫困的根源则在教育贫困与信息贫困。显然广播电视在向农民提供知识与信息上负有重大责任。曾素萍的文章《要重视农民的话语权》虽稍欠厚重，但她提出的广播电视应亲近“三农”、关照“三农”都是中央要求、国情要求和媒体责任之所在。特别是中央、总局已明确提出加强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和政策，业界对此应引起重视。

对外宣传和对台宣传长期以来基本处在一种自说自话、平行传播、错位传播的状态，缺乏针对性、碰撞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功”甚至是“反效功”。究其原因是在“以内代外”，即以对内的手法和内容“通吃”天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在一年一度全国外宣会议上对外宣提出的要求、给予的政策空间和开放度，在外宣实践中远未到位。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张霁苍在《廓清对两个重要原则的认识是向世界报道好中国的前提》、安晓宇在《建立现代国际广播体系需要新思维》及王求、梁继红、张浩、王小珍在《加强和改进对台广播提高针对性和有效性》三篇论文中进行了积极探讨，并均有独到的见地和建设性思维。如能采纳，对外、对台宣传当有新的面貌。

中华民族一体多元，中华文化也是一体多元。广播电视如何对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文化均衡关照，是个关系全国和谐、稳定的大问题。张静的文章《多民族地区的文化传播》就如何充分考虑民族文化、民族习惯、宗教信仰和民族团结，不仅加强广播电视对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宣传报道，同时又具民族的针对性和适口性，也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大都着眼“向前看”，唯独史学研究是“向后看”。但昨天和今天、历史和现实不仅是相对的，而且是相关的。这就是所谓“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中国第一座对农广播电视考》及《华北沦陷区日伪广播史研究》是宫成波及王士林、李庆山、赵宝安几位同志在寂寞、冷清和故纸堆中完成的广播史研究中的补白。他们的劳动有值得尊敬的另一重意义。

评委们在终评时，也提出了此次参评的一些作品的不足。比如有些文章的核心概念和关键词缺乏甚至没有明确的内涵界定；还有绝大部分论文缺乏文献引语的明确标注，这都是论文写作中的大忌。为此，我希望在下届的论文评选中不仅能看到更多的好作品，同时又看不到刚才提到的种种缺失。

本文系作者为中广协会第9届广播电视学术论文评选佳作集《媒体经营与文化传播》（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所写的序言。